中國歷代的科舉體制涉及面廣大，很難一概而論。囿於時代的局限性，當然不能過於美化。然而在舊時代做個中西橫向對比，我們實不必妄自菲薄，更不應一概否定。

    中國社會從古至今，一家子胼手胝足，供給一個最優秀的子弟進修求學，這是一種最便捷改善社會處境的作法。這種狀況，西方社會於17世紀啟蒙時代之前實屬罕見；而在中國，1500年以來，就少有任何變動。

科舉與政論

百多年以來大家習於批倒批臭，把科舉評為「花拳繡腿，一無是處」。其實，問策（政論）在大多時候都是重點會考題目。隋煬帝設十科之前曾長期只考問策。煬帝開始偏重文采，原因之一是他本人詩文俱佳。

許多時代的考科固然不設問策，但最後的殿試都必須通過問策，而且還是由皇帝親自主持；或由掌管任免、升降、調動的吏部負責監考政論工作；即便於明清時代講究八股形式的試題裡，也含有大量政論內容。於是乎，「讓一些搖頭晃腦、風花雪月、不知天下事的騷人墨客接管國家大事」，是極為例外現象。我們祖先的智慧應當不只是這麼多。大陸出了幾本「歷代科舉考題彙編」，有時間翻翻，從中大概可以知道整體的側重範圍。

一般而言，明清的八股文最受詬病。崇禎帝也死得極為悲慘，儘管如此，他在國家危機時也曾親自擬過一道問策試題：「同朕共同治理天下的，是士大夫。 如今士風不正，欲求無邊而見識淺。想要正士風以復古道，用什麼辦法可以做到？」這道題，用今天的話語，就是如何解決貪腐與尸位素餐問題？

中國的科舉隨著時代變遷與需要的不同，不斷修正，而且時興時衰。別說是每個朝代不同，即便同一朝代，也不斷進行更改。以下，提供清朝最後一場科舉部分試題以作為參考：

第二場考各國政治、藝學策五道： 

(一)「學堂之設，其旨有三，所以陶鑄國？造就人才，振興實業，國民不能自立，必立學以教之，使皆有善良之德，忠愛之心，自養之技能，必需之知識，蓋東西各國所同，日本則尤注重尚武之精神，此陶鑄國民之教育也。講求政治，法律，理財，外交諸專門，以備任使，此造就人才之教育也。設農工商礦諸學，以期富國利民，此振興實業之教育也。三者孰為最急策」。

(二)「泰西外交政策往往借保全土地之名而收利益之實。盍縷舉近百年來歷史以證明其事策」。

(三)「日本變法之初，聘用西人而國以日強，埃及用外國人至千餘員，遂至失財政裁判之權而國以不振。試詳言其得失利弊策」。 

(四)「周禮言農政最詳，諸子有農家之學。近時各國研究農務，多以人事轉移氣候，其要曰土地，曰資本，曰勞力，而能善用此三者，實資智識。方今修明學制，列為專科，冀存要術之遺。試陳教農之策」。

(五)「美國禁止華工，久成苛例，今屆十年期滿，亟宜援引公法，駁正原約，以期保護僑民策」。

從第二場有關國際政治的一系列刁鑽問題，就知道古時候「學而優則仕」得來多麼不易。

官僚不嫌寡，而嫌多

許多人認為「參加科舉是舊時中國士農工商（若干朝代禁止商人子弟參加會考）階層人士，唯一能晉升官場的途徑，也就是人們想要「得道」必須走過的獨木橋，而且每年能在科舉考試中『中彩』而入朝為官的人數來說鳳毛麟角…。」這種詮釋很難辨別那到底是出於曲解還是誤解。

首先，「科舉考試」不是許多人所誤解的「考八股」，而是分科舉試、鄉舉裡選（地方舉薦賢達）、會考（筆試考才學，口試、問策考才幹），與在職試用，四個性質不同的程序。

至於「鳳毛麟角」一說，早在漢武帝設太學時，考舉制度已開始打破門第觀念，廣泛向地方招募學生（武帝後，太學學生多時超過萬人），而後經過考試選拔其佼佼者，分發各階層行政機構充當「政務官」。如此還嫌不足，更由地方當局舉薦賢達、能人志士，送往中央參加考試，並於試用後或留用中央或下放為地方官。武帝之後，除了短暫的武人專權時期、蒙人統治或戰亂時期，歷代各級政府均為文人政府。中國的科舉弊端絕非造成行政人員不足，而是招賢納士過多，使得官僚體制龐大臃腫。套句錢穆的「讖」，就是容易使文人變成「政治脂肪」。

何謂「八股」？

就「八股」而言，那八個規定其實只是對考生行文程序的一些固定要求。譬如，答卷結語必須承接序言的主旨。這其實也是美國大學對大學生撰寫學術論文的起碼要求。百年來中國的文化鬥士，為何唯獨對中國的考試要求進行鞭撻？

除此之外，史學界一般著重介紹唐朝科舉，不過是因為此時開始執行考生不用地方官舉薦的「自己報名」制度，由是對士、農、工子弟全面開放。

選賢舉能，早在戰國末期就有廣泛建議，原因是當時土地逐步私有化，以家庭單元（獨立農民）形成的社會基礎，取代了佃農階級。分封制一旦瓦解，選賢與能便成為打破世襲官僚階級壟斷教育的最佳選擇。從社會發展的角度觀察，土地私有化、家庭單元的形成是生產力提高的結果，而不是 「專制所促成」，或靠專制獲得延續。反觀歐洲，官僚世襲制一直延續到18、19世紀。鑑於此，中、西體制孰優孰劣自是一目了然。

中國怎麼落後了？

談及教育普及化的「全民教育」，1920年左右日本義務教育普及面已達到95%以上，而中國不過占學齡人口的3%。其原因是，日本用了部分甲午戰爭的賠款建立了義務教育，而中國當時則是捉襟見肘。中國的傳統教育制度如果能夠及早在固有學堂的基礎上增加現代課程，並取消對商人階層的歧視，應當不難趕上現代化列車。義務教育是個花大錢的政策，放眼望去，大多數國家都在二戰結束後才開始實施。

儘管從明末開始，西方的學術取得長足發展，但憑藉其武裝力量卻無法征服任何傳統大國。以台灣為例，17世紀中葉荷蘭人還被鄭成功打得狼狽而逃。甚至到了同一世紀末年，整個歐洲還差點讓突厥奧斯曼帝國給滅了。然而，到了19世紀工業革命，西方掌握機械動力技術之後，無論在現代知識、生產或軍事領域各個方面突然占盡一切優勢；而同期間，包括中國的一系列老帝國便開始一敗塗地，並淪為第三世界。西方，尤其是英國，在何種條件下發明了蒸汽機，而首先走上工業革命，始終是史學界爭議不休的問題，許多人一口咬定其進步是因為實施「民主」，我也姑且聽之。

不過，得強調的是，民主制度必須建立在發達的基本設施基礎（包括能源、交通、資訊、教育等）上，而積累原始資本、取得基本設施的最快方式就是掠奪與擴張。日本，以至於絕大多數的西方發達國家，都是通過這種方式強大與進步起來。此外，二戰結束後經濟起飛的國家，不見有哪個國家是「先民主，後經濟」。中國於滿清末年未必不想現代化，而來搗蛋的恰好就是日本、俄羅斯與西方一系列「民主」國家。這些因素不幸成為壓垮科舉制度的最後一根稻草。

再說，西方的文藝復興、啟蒙主義最原始的衝動就是推動世俗化、政教分離和打破教會專斷，而教會專斷的最大禍害就是貶低人權、壟斷教育與文化。基督教會擺脫羅馬帝國的壓迫後，為建立其自己的宗教文化，第一個任務就是消滅古典文化、關閉柏拉圖學院。西方史學界稱呼這個時期為「黑暗時期」絕非空穴來風。若非如此，文藝復興究竟要恢復什麼古典文化？啟蒙主義又是啟什麼蒙？

中國文化其實2,500年來大體一脈相承，西方則是曲曲折折。然而鴉片戰爭失利之後，在許多「文化激進分子」的鼓噪下，竟把中國與西方的歷史發展給顛倒了過來，說成是「西方基督教社會先步入世俗化與自由經濟，而中國則是遲遲跟進」。

大學與資本主義時代需要

歐洲所謂的大學始於11世紀，其主要功能為替貴族階層培養繼承人和國家官僚體系的管理人才，因此一直用極少數人能懂的拉丁文、古希臘文進行教學。此期間，甚至聖經都是拉丁文印製，意味著聖經的解釋權，甚至閱讀權都掌握在權貴手中。據調查，同期間，即歐洲中古時期，中國社會的識字率高達50%以上，而歐洲至多是3%。

及至14世紀文藝復興，歐洲若干地區開始發展地方語文，其第一個目標就是以地方語文翻譯聖經，以使宗教大眾化，來打破教會壟斷，嗣後才引申出人治觀念與人權政治。如今回顧，用這種迂回曲折的方式（發展鄉土文化）對抗教會與神權，的確是一段非常有趣的過程。

歐洲各地的大學改革時刻不一。一般說來，19世紀工業革命起，大學才真正對所有階級的子弟開放。原因不外是，此時傳統貴族大學培養的人才、人數不敷資本主義社會發展需要；而且從此之後，知識分子的培訓主要是替資本主義生產服務，因此不只是趨向於大規模生產專業人員，還促成了男女學生教育方式與個性塑造的趨同化。

歐洲19世紀徹底改革前的大學，與漢武帝時代的太學毫無二致。然而，這種由「世襲貴族所壟斷的文化教育」早在6、7世紀之交隋煬帝時代就揚棄了。

拿歐洲11世紀以來興辦的封建大學，與中國的科舉做對比並不恰當。所謂大學，即歐洲最早於中古時期特地為貴族子弟提供的教育機制，中國早在商周時代就有。中國當時的「大學」就是為教育貴族子弟而設，至於當時的「小學」，則主要是提供給自由公民的子弟（奴隸、佃農子弟則無緣）。該情況與工業革命前的歐洲大同小異（歐洲甚至還沒有中國式的「小學」）。春秋戰國時期，中國開始廣泛開辦私學，形成官學與私學並立的狀態，反映出當時的社會相當進步。

歐洲社會直到17、18世紀啟蒙世代才開始逐步仿效中國，並因此廢除官僚世襲制，以文官制取而代之，而這種文官制，中國早於隋唐時代就已開始實施。因此，就教育制度而言，無論大學或科舉，或樹立文官制方面，中國都長期遙遙領先。

民主的條件與短板

據歐洲社會調查，每個社會都至少有15%的潛在排外、懼外人口。冷戰期間，兩陣營相對峙，不約而同地爭取少數、弱勢群體，促進社會福利，因此沒有任何社會力量敢像1990年冷戰結束之後的民粹主義那樣，拿「排外」當作競選議題或政綱。冷戰結束後，西方陣營保守派不時以「加強競爭力」為藉口，大幅裁員、裁薪、削減社會福利，而且為了迴避責任，把所有責任推給外籍勞工、移民、難民與新興國家（如中國、印度、巴西、墨西哥）。此際，民粹主義政黨乘勢崛起，除了調動15%的仇外人口，加上被邊緣化且不明就裡的失業人口、抗議群體，往往便能爭取到三成以上的選票，成為舉足輕重的政治力量。這說明，即便在21世紀的發達國家，民眾受愚弄擺布的可能性仍然非常大。

有人強調民主是學習過程，其出發點在於：民眾是個理性動物，願意學習，有能力吸取教訓。據我的觀察，這是種未經證實的理想主義，靠一再的失敗失誤而吸取經驗教訓，其社會成本並非每一個社會所能承擔。比較之下，美國與中西歐在政治文化上就有很大的差距。台灣政客之喜歡作秀，媒體之興風作浪、窮極無聊，也曝露了社會存在著把政治當兒戲、極其幼稚的一面。

中國的選賢與能出發點在於「賢能者對社會大眾有利」。中國的一貫文化價值是，與其盲目推動政黨政治，不如朝選賢與能推進，以迎合社會發展的迫切需要。至於民眾，當然可以通過教育與提供質詢、監督的機會，逐步提高其問政、參政能力。

中國自秦漢廢除分封、設郡縣以來，便一直設法以選賢舉能取代官僚的世襲制。因此漢武帝時設了太學，隋、唐時期則正式制定科舉辦法。從此之後，選賢舉能就一直成為官僚制度形成的正軌。當然，在漫長的兩千年中，此制度也經常受到扭曲、濫用，我們不能一概美化。不過，得重複強調的是，古時長期設立一道「問策」（時事評論）考試，考生除經、史之外，也必須熟悉國家、國際大事，甚至提出具體政見。鑒於此，歷代不少舉人、進士，不只是當時代的大學問家，甚至是非常優秀的戰略家。

學而優則仕最為公平

至於世襲與產生昏君、暴君的例子，歷史上的確時有發生。皇帝世襲是大帝國時代無法避免的措施。古希臘的領袖固然由貴族與奴隸主互相推選（號稱民主制）而產生，實際上，這也只能夠在人口不多的小城邦才可能實施。如果中國古時候不採取世襲辦法，很難凝聚全國人民的向心力。我本人在歐洲每年至少要投一次票。老實說，候選人名單上的數十位地區候選人我一個都不認識，因此也只能放棄選人，而選黨。慮及古時候的封閉與割據，老百姓恐怕連見到「候選人名單」的機會都不可能有。因此，科舉制固非完美制度，但卻曾是舉世最優越的制度。

有人把入黨、升遷程序比擬為選賢與能，這與傳統社會的選賢與能稍有差別，卻可能是目前當局不斷提高國考門檻的一大原因。往後，一旦所有事務官員必須預先通過嚴格的考試選拔，同時最高部會領導人（政務官）又由各個相應的專業精英互相推舉而產生。我想，政黨的性質與存在需要便會發生激烈改變。那時後，大家會把注意力從找組織，轉移到效力於超然的國家；從迎合組織需要，轉移至國家大事與世界大事。

統而言之，為避免當前甚為普遍的民主暴力、鋪張浪費、裙帶關係、惡性賄選與民粹主義的愚民政治，我認為中國的學而優則仕、選賢與能的傳統是最公平的社會建制理念。如果各階層、各領域領導崗位均由學術界推選產生及罷免，可避免上述弊病，同時又培養社會倫理及向學精神。一個具有學術地位、憑本事而領導的學問家，至少具有扎實的專業訓練與敬業精神，因此在相應的崗位上錯不到哪去，也壞不到哪去。確切地說，這是種既傳承了固有文化，又適應現代化需要的精英治國模式。

（作者係旅歐政治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