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11月18日，許歷農在蔣經國的欽點下接任退輔會主委，積極為返鄉榮民籌措募款，並在香港成立欣安服務中心，協助榮民順利返鄉。

   老兵們想回大陸，由來已久，不是一天兩天的事，但是他們不敢講。1987年7月15日，蔣經國宣布解除戒嚴令，老兵們以為什麼都解除了，於是集結起來說要回鄉探親。他們的第一對象當然是找上退輔會表達訴求，但是他們見不到主委張國英，又因溝通不良和退輔會人員發生衝突。老兵的第二步是想方設法包圍國民黨中央黨部，當時把黨部大門都打掉了。第三步就是去行政院陳情，發生了所謂「119事件」。

1987年11月9日，榮民到了行政院就決定不走了，他們在大門口埋鍋造飯，情況比較麻煩。經國先生要國民黨文工會主任宋楚瑜去溝通。11月10日晚上，宋進入現場，告訴榮民他也是榮民之子，穿的內褲也是美援麵粉袋布料做的。宋還轉達了經國先生的話：「只要我蔣經國有口飯吃，老兵就有飯吃；即使只剩最後一口飯，也會讓老兵們先吃！」聽到經國先生這句話，老兵們開始撤退。

當時退輔會主任張國英才上任半年不到，所以當經國先生在一次國民黨中常會後說要我去見他，我沒想到與退輔會有關。

臨危受命接退輔會主委

蔣經國見到我，第一句話就講：「我要你去退輔會當主任委員」。我心裡明白主委是一件很難做的工作，但看他語氣很堅定，我只好回答「我全力以赴」。經國先生接著說，「我相信你會搞得好，因為你很有愛心。」後來我才知道他跟別人也講過，因為很多人告訴我「經國先生說你很有愛心」。

我到退輔會後，採取的態度是面對問題，解決問題。我上午報到後，下午立刻約見了包圍行政院的老兵自救會會長劉任航，以及包圍中央黨部的曹光鼐等兩派榮民代表，他們各派了10個人來，我分兩次接見。我問他們為什麼鬧事，他們講了許多事，例如「到榮總，不被當人看」、「就養金比貧戶救濟金還要少」，還有「我找不到人呀，有問題不曉得跟誰講啊」等等。我說，「你們講的這些問題，我都可以替你們解決」，我告訴他們「下一次你找不到人，就來找我，我的辦公室大門永遠為你們打開，我就住在辦公室裡，白天找不到我，就夜晚找，夜晚再找不到我，你就留下名字、地址、電話，我會去找你。」

就是從那時候開始，我在每個星期六上午，率領退輔會各處長、副處長，接見來自各地的榮民，當場聽其心聲，為其解決問題，能做到的就立即交辦處理；無法做到的，當面向榮民解釋清楚做不到的原因。我剛上任時，每周有二、三百名榮民登記求見，後來每周只剩幾十人登記。

經國先生對榮民鞠躬盡瘁

我到退輔會工作後，經國先生經常晚上大約九點多會打電話給我，找我去七海官邸。當時他身體已經很不好了，我拿把椅子坐在他床旁邊，聽他說輔導會從無到有的過程，他也傳授我當主委應該如何照顧榮民，「我們既然將老兵帶出來，就必須照顧他們」。他有時講一講就停下來，我以為他睡著了，不敢喊他，沒想到，過一會兒，他又繼續講，一講就講一個多小時，講的都是要我盡心盡力照顧榮民的話。我靜靜地看他躺在被子裡，鼻息之間呼吸起伏，我當時就想到「鞠躬盡瘁」這句話。

當時榮民急著返鄉探親，但很多人籌不出旅費。民進黨說「政府帶老兵來，老兵應該找政府要錢」，但我想政府若開了此例，那還得了？於是我跟榮民說，政府不方便出這筆錢，但我可以用募款方式來籌錢。

募款及發放旅費給榮民

我首先成立了募款委員會，找了王效蘭、余建新、余範英等人擔任委員。其次我請了陳長文律師及郎萬法會計師，作募款及發放的見證人。我們也在各大報刊登了募款啟事。

當時我想自己也應該去募款。我第一個找上《聯合報》創辦人王惕吾先生，他知道我的來意，就立刻同意捐2,000萬元，我心裡想那麼多人，2,000萬元怎麼夠？我就繼續坐在那裡，後來他說「我替我太太捐2,000萬元」，看我還不走，他又說「我再替子女捐2,000萬元」，他一口氣就捐了6,000萬元。後來他又表示願意開一個募款晚會，拿一些古董出來義賣。那一個晚會大約募了3,000萬。在短短一個半月，就募到5億7千萬。

我們決定所有登記的榮民均可獲得補助，但以老弱殘障病為第一優先，第二優先是單身。後經委員會通過，每一名榮民發2萬元，總共資助了兩萬多名榮民。

募款還剩下2,000萬元，輔導會利用那筆錢，在香港成立了「欣安服務中心」，使榮民可以順利地往返兩岸。

    30年後回顧這段歷史，我感到協助老兵返鄉是做了一件對的事情，至於因此打破了長達38年之久的兩岸隔絕局勢，更是兩岸同胞之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