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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可以成為登峰造極的數學家|顧燕翎 在 Facebook 上分享!

 

王慰慈、井迎兆兩位導演,在2015年完成《科技與性別─數學女鬥士徐道寧》後,又於2017年拍攝《學數學的女孩們》,講述台灣四位傑出女性數學家的故事,引起台灣社會各界廣泛討論。

 

 

徐道寧不斷尋求突破

 

   在《科技與性別─數學女鬥士徐道寧》片中,台灣第一位女數學博士徐道寧授面對鏡頭說:「沒有任何研究表明女生不適合做數學研究。相對來說,她可以更安靜、更細心的,一張紙、一支筆,就可以很快投入。」

徐教授最初的志願是像父親一樣從事土木工程建設國家,但抗日戰爭中,她留在北京讀大學,缺乏工科的設備,而選擇了只需紙筆的數學。1947年畢業後,因台灣需要師資,她來到蘭陽女中任教,然後留了下來,之後任教師大、留學德國,拿到博士學位,放棄了隨德國老師、同學一同移往美國大學的機會,回台協助開創清華大學數學研究所,並致力於編寫中學新數學教科書。

51歲便為了照顧生病的父親而提早退休,以致未能全力從事尖端數學研究。她85歲因傷住進竹東的保順養護中心,教住民利用幾何原理用彩紙摺成多面體,讓琳琅滿目的彩球、可愛豬、老飛機掛滿了養護中心。徐教授或許因為對家國的責任感錯失了攀登數學頂峰,卻仍在身旁的郊山不斷尋求突破和創新。

 

四位成功的女數學家

 

王、井兩位導演2017年的新片《學數學的女孩們》說的是,下一代台灣女性數學家的故事,她們終於有了攻頂的機會。其中最受矚目的有四位:1970年台大數學系畢業的張聖容、金芳蓉、李文卿和吳徵眉。

當時美國向全球吸取人才,而中國大陸正值鎖國,她們大學畢業即有機會留學美國,之後分別在幾何分析、圖論、數論和函數論方面表現傑出,成為世界領先的數學家,任教於美國知名大學。她們成長於沒有戰爭、生活安定的台灣,雖然1950、1960年代物資貧乏,但她們住在城市(台北、台南、高雄),師資優秀,受到很好的啟蒙。她們的父母與徐教授年齡相仿,同一時期從大陸到台灣,母親們有的是職業婦女、有的是家庭主婦,但都智慧堅毅、重視子女教育、不分男女。

比起同時代的許多女性,國小、初中畢業便到工廠賺錢養家、供兄弟上學,她們得到更好的栽培。進入大學以後,也幸運遇到王九逵、施拱星等良師,打下紮實的數學根基,而有日後的發展。因為各種原因,本片的故事以張聖容、金芳蓉為主,但李文卿等人的訪談散見於其他文字紀錄和網路。

1957年楊振寧、李政道獲得諾貝爾物理獎,受到媒體大幅報導,吸引了有志青年攻讀物理,台大物理系成為第一志願。但楊振寧說:數學是基礎科學,而當時的數學是呈放射性發展,大有可為,張聖容因此選擇了數學;金芳蓉放棄了熱門的醫科,選擇只要紙筆不需研究室的數學;李文卿也放棄了高手雲集的物理,到比較冷門的數學系。沒料到那一屆的數學系集中了各女校第一、二名的畢業生。女生們一起讀書、一起遊玩,切磋砥礪,創造了歷年台大數學系最佳的學術表現,超過男生,成為傳奇。

 

女性出頭須克服更多困難

 

數學研究本身有它的魅力,吸引著數學家們不辭勞苦、情不自禁地奔向它,享受那用長時間思考換得答案的樂趣,甚至「上癮」。然而,就像其他專業一樣,女性因為生育的生理功能和持家育幼顧老的社會分工,在學業、工作上最需衝刺的階段也需為家庭生活投入最大精力,阻礙了事業的發展,卻因此被認為天生能力不如男性,以致必須加倍努力、表現更好,才能和男性一樣得到認可。這種社會文化的障礙必須用制度來移除或彌補,例如消除職場歧視、好的產假和育嬰假、托兒托老措施完備、家務分擔等。否則除了特別幸運的少數,大多數女性將永遠居於第二性不得翻身,沒有機會享受攻頂之樂。

張聖容回憶,剛拿到博士學位時工作不順利,感覺不被當回事,沒人期望她做研究,幸好指導教授寫信鼓勵,才能持守數學之心。她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教書時,白天靠父母照顧小孩,而做數學不必進實驗室,可以邊打掃邊想,邊哄孩子入睡邊想,所以是適合女性的沉靜工作。她更充分利用育嬰假減少工作量,卻從不停止做研究。

受訪的張聖容和金芳蓉都有美滿的家庭生活,另一半不只是數學家,而且是密切合作的研究伙伴。這種完美組合在人世間發生的機率不高,若以此來衡量個人成敗並不公允。在本片的首映座談會中,便有觀眾肯定張聖容,認為她雖卓然有成,卻仍顧好家庭,不是可怕的女性主義者。嚴格說,這種以傳統男性的眼光公開評價女性,便是性別歧視。

若男性數學家與非同行婚配,依然能遨遊數學天地,獲致高成就;女性數學家卻往往需要和同行結為伴侶、需要娘家勞務支持,才能得到充分發揮和認可,這個世界至今對女性仍存有巨大的障礙、有待克服。

 

(作者係台北市社會局前局長,台北市YWCA董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