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尚未建交的一個國家，非洲大陸幾乎所有主權國家領導人都在9月初齊聚北京。作為中非記者俱樂部的會長，作者見證並參與了剛剛落幕的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並發現在新的時代，中國和非洲關係迎來新的變化。

  說2018年是中非關係的大年一點都不為過，年初中國外長王毅的非洲之行拉開了序幕，中國外長新年首訪非洲的出訪安排，至今已有28年。到了年中，中共政治局數名常委也接二連三訪問非洲，7月習近平則到南非參加在約翰尼斯堡舉行的金磚峰會，期間也見了多位非洲國家元首。

中非關係的三個新變化

考察中國和非洲的關係，不得不放在西方和非洲關係的大背景下。同樣是在年初，美國總統川普對非洲出言不遜，用歧視性的語言來形容非洲，此舉遭到以南非為首的非洲國家外交部門抗議。後來歐洲大國元首像走馬燈一樣到非洲旋風訪問，但承諾的合作內容大多口惠而實不至。

透過新的八大行動計畫，可以明顯看到中非關係在新時代出現新變化。

第一大變化是中國對非洲已經跳出了有求必應的施與受關係。以前外界總有一種誤解，認為非洲國家索要無度，中國是單純的施捨。但目前看，包括中國決定擴大進口非洲商品，特別是非資源類產品等作法，完全是為了給非洲經濟提高造血功能。

發生這樣變化背後的邏輯不難理解。早在2015年中非論壇約翰尼斯堡峰會閉幕後，我就寫過多達600億美元的投入，絕對不是整個非洲大陸搞平均主義，而是項目成熟一個做一個。以前在實踐中確實發生過沒有經過調研，就匆匆上馬而收效不佳的例子。新的思路會得到非洲國家的充分理解，畢竟慢一點總比用不上好。

第二大變化是中非企業家成為中非合作的樑柱。在新的行動計畫中，企業是絕對的主角。如果說2006年中非領導人與工商界代表高層對話會暨第二屆中非企業家大會傳出「到非洲去」的消息，那麼今日中非企業已是誰也離不開誰的利益共同體。峰會才閉幕不久，很多非洲國家已經動起來，南非總統拉馬福薩準備在10月召開中非企業商務論壇，並指示要親自成立一個委員會，督辦落實企業合作成果。

在大多數非洲國家，特別是那些低收入國家，基礎設施落後已經構成阻礙經濟發展因素中的40%，不少國家元首已認識到這一點。世界銀行預計，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需要每年投入930億美元去建設、升級該地區的電網、道路、鐵路等等，現已有約一半專案開工。世界銀行也表示，富含各種礦藏資源的非洲國家，現在大可利用這些資源發展自己的經濟。

第三大變化是中國的發展和非洲的發展緊密相連，互學互鑒的氣氛比以前更濃厚。對於中國和非洲而言，很多非洲國家都讚賞和支持習近平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中國可以將「一帶一路」同聯合國2030年持續發展的議程相對接，同非盟的《2063年議程》相對接，同非洲各國發展的戰略相對接。在此基礎上，把非洲發展同中國的發展結合起來，同亞歐大陸的振興結合起來，同區域一體化和經濟全球化的時代潮流結合起來。

中非合作也強調人文交流

除以上變化，人文交流也在中非合作全域中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在新的八項行動中，許多內容著墨於教育、旅遊和文化等人文交流。中國和非洲畢竟遠隔萬里之遙，以前合作總有「官熱民冷」之嫌，就算是赴非的中國人，也多是做小買賣的生意人，甚至有人魚目混珠，在非洲敗壞中國人的名聲。今後這樣的現象會不復存在，一方面是中國和非洲啟動聯手打擊犯罪，對偷盜野生動物等行為零容忍，另一方面是雙方高水準的專業人才交流漸次開展，雙方文化交流活動將日趨頻繁。

最後還有一個特別值得觀察的中非關係新現象和新想像，那就是非洲可能成為全球科技中心。我的非洲傳媒朋友、肯亞國家廣播公司記者Halligan，最近給我看了他的文章《肯亞應該在環境保護領域向中國學習什麼？》在很多人的印象裡，肯亞大草原是沒有污染的純淨之地，可是隨著城市化進程加速，肯亞也面臨堵車和水污染的難題。

他在這篇文章中著重描述北京發展新能源汽車、共用經濟和節水的經驗。這幾天我還接觸了幾名新復交非洲國家的代表團團員，他們共同的心聲是想用中國方案來一個因地制宜、彎道超車。事實上，這並非不切實際的好高騖遠，在非洲已有電子銀行成功實踐的先例。

宣布明年退休的阿里巴巴創始人馬雲，看到這樣變化聞風而動，他去年在吉佳利宣布了四項促進非洲青年利用互聯網創業的計畫，今年他又前往南非，他自己說以後每年都要去非洲。

我相信，在八項行動的戰略指引和馬雲的身體力行下，中非在新時代的合作一定能結出新的碩果。

(作者係《大公報》資深外交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