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七七盧溝橋事變80周年,曾親身參與抗日戰爭的人多已不在,本刊特別從今年初三度訪問在七七事變後從軍,現已高齡99歲的許歷農將軍,聽他談談50年的軍旅生活,以及他為何在2010年創辦「中山黃埔兩岸情論壇」。
問:我們知道您是七七事變後從軍的,請問80年前您抱著怎麼樣的心情從軍,參與了哪些抗日戰役?
答:我曾以「十五從軍征,六十始得回。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形容我的軍旅生活。我是在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之後從軍的。
當時蔣委員長說:「國家至上、民族至上、軍事第一、勝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地不分東西南北、人無分男女老幼,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的決心,縱使戰至一槍一兵,中國也絕不停止抗戰」,激發了全國青年熱血沸騰,我響應他的號召,懷著滿腔熱血,毅然從軍。
其實,抗戰應該從日軍1931年入侵東北,發動918事變開始算起。1925年日本首相田中義一給日本天皇的奏摺說「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雖然日本人不承認有「田中奏摺」,但日本侵略中國就是按照「田中奏摺」的步驟,一步一步進行。
我從軍時,為因應前線初級幹部傷亡補充的需求,陸軍官校在各戰區都設有分校,在校時間也減縮為一年半。我投考的是設立在第三戰區的第三分校,校址在贛南瑞金,設備相當簡陋,在校期間只學習了初級軍官的基本戰術、戰鬥技能,但確實養成了我們刻苦耐勞、冒險犯難、絕對服從命令的軍人習性。我1939年夏季入學,1940年底就自軍校第16期畢業分發了。
我畢業後被分發至陸軍第25軍,軍轄40師、52師、108師三個師,軍部和108師都是由東北軍編成的,作風保守,資深軍官多半是東北講武堂畢業的,在我們之前很少有黃埔學生,因此對黃埔畢業學生相當排斥,幸好我被留在軍部參謀處,那裡作風比較文明,受到的影響較少。我分發時駐地在寧縣山門洞,浙贛戰役時調駐江西南城,在此期間,我擔任軍參謀處參謀、軍工兵營排連長,先後參加過皖南戰役、浙贛戰役。所謂浙贛戰役是指沿著浙江到江西的一條鐵路對日軍作戰。
1944年夏季,在蔣委員長「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的號召下,「知識青年遠征軍201至209師」成立,我奉調青年軍編練總監部東南分部,接受青年軍的幹部訓練,結訓後派至青年軍208師工兵營,仍擔任連長職務,直到1945年抗戰勝利。
抗戰勝利時,我在江西臨川。我記得聽到消息已是8月15日的傍晚了,大家都非常興奮,有人把部隊裡的運動器材當作煙火來燒,狂歡了一夜,大家都沒睡覺。
問:您曾在抗戰期間跟日軍有近距離的接觸嗎?有哪些令人難忘的經歷?
答:我雖沒有機會上戰場,跟日本人拼刺刀,但軍校畢業時,每個人都發有一枝配(短)劍,劍柄上刻有「成功成仁 校長蔣中正贈」字樣,我心中明白,身為軍人就必須抱著「倖生不生、必死不死」信念,早年軍人均有此種修養,因為打仗「頂多就是死」,所以有邱清泉、張靈甫等名將以身殉國,成功成仁。只要存乎此心,就能冷靜看待危險,槍林彈雨亦無所懼。
抗戰期間有許多難忘的記憶,其中一件令我特別難過的事發生在我畢業的那一天。我們一批畢業生搭火車,從江西出發,沿浙贛線東行前往被分發的地區,還未到金華,就遇上空襲警報,由於火車頭是重要設備,駕駛員把火車頭開走,將車廂留在原地。有同學認為車廂裡比較安全,就留在車廂內,我和一些人則前往附近山坡掩蔽。飛機第一波開始掃射時,有人從車廂跑出來,躲在車廂底下,想逃過一劫,沒想到飛機接著展開第二波轟炸,車廂就在我們的面前被炸塌下來,犧牲了很多同學,真是出師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淚滿襟!
問:抗戰時我軍無論是武器裝備、人員素質都居劣勢,請問您認為我軍能與日軍奮戰八年之久的主要原因為何?
答:我當時年紀很輕,官階很低,知道的僅止於戰術和戰鬥階層,對整個戰局的瞭解有限,不過,根據我抗戰將近五年的觀察與體驗,我認為日本戰敗最主要的因素不外以下幾點:
(1)抗戰開始,蔣委員長即宣布堅壁清野,以空間換取時間,長期抗戰;勝也好,敗也好,就是不與日本談和,這使日軍長期掉入中國戰場的泥沼中,補給艱難、進退維谷;
(2)日本長期出兵海外,師老兵疲、物資缺乏,不得不進兵東南亞諸國去搜括物資,以致兵力分散、腹背受敵、難以應付;
(3)日軍慘無人道,所到之處無不燒殺姦淫擄掠,與中國人結成不共戴天的血海深仇,全民一致抗日;
(4)最主要也是最根本的原因是,日本政府充滿了軍國主義與帝國主義思想。軍國主義是把軍事問題、軍事價值,置於政治、經濟、文化、教育之上,作為最優先考量與行動指標。帝國主義則是軍國主義的實踐。國家在軍國主義的指導下,擴充為侵略思想、霸權思想、擴張思想和征服思想,必然造成兵凶戰危,最後沒有不失敗的。
問:您曾在抗戰勝利70周年時公開表示抗戰尚未結束,請問您是否認為日本當前有恢復軍國主義的跡象,國人應該提高警惕?
答:我確實認為抗日戰爭並沒有結束,台灣是西太平洋的戰略要地,也掌握了日本人生活、戰略物資的海上航道。日本戰敗後雖依據《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宣言》,將台灣等地歸回給中華民國,但始終心有不甘,一直聯絡、培養台獨人士,並滲透到台灣社會各階層、民意機關、司法機關、新聞媒體等處,從事分化破壞的工作,推動台灣獨立,我們不得不防。
尤其,近年來,日本軍國主義死灰復燃、蠢蠢欲動,安倍內閣更改戰後和平憲法的解釋,自行解除擴充軍備、海外出兵之限制,又把台灣納入與美安保條約的周邊事態範圍,種種跡象都顯示抗日戰爭還沒有結束,我們必須提高警惕,不能讓中華民族再受到外人侵凌屈辱。
另外,美國的態度也至關重要。回想1935年德國希特勒撕毀凡爾賽和約,恢復徵兵、重建海空軍及裝甲部隊,當時英、法袖手旁觀,夢想德軍壯大,可牽制蘇俄共產主義擴張,結果導致德軍肆意再次發動侵略,1938年後相繼吞併奧地利、捷克、波蘭,引起第二次世界大戰,造成人類浩劫。如今美國亦存著當年英、法的心態、寄望日軍強大,作為圍堵中國的尖兵、前哨。而日本不像德國在戰敗後反省道歉,反而在美國的慫恿下執迷不悟。撫今思昔,隱約看到歷史正在重演,我深為人類未來感到憂心。
問:請問您是哪一年隨部隊來到台灣?在軍隊裡先後擔任過哪些工作?
答:1949年國軍撤退時,我先到了舟山群島,是作戰科科長,11月初,共軍想要占領舟山島,與國軍在登步島激戰了三天,最後國軍獲勝,該戰役被稱為登步島大捷。
1950年我從高雄登陸台灣,還是擔任作戰科科長。部隊先在彰化、鹿港一帶駐守,主要工作是做碉堡及防禦工事、規劃反攻大陸的作戰計畫,我感覺先總統蔣公當時很積極地想要反攻大陸,我們也努力地做各種必要的規劃。1958年我被調到金門當團長,碰到八二三炮戰,之後我多次派駐金門,先後擔任過副師長、師長,1981年11月29日出任金門防衛司令部司令官。一直到1983年5月16日被任命為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主任後,才沒有再去金門。
八二三炮戰期間,我擔任金東師上校團長,駐地在金東鵲山,正是砲戰期間大金門落彈最多之地。有一次,我在碉堡指揮所打電話,一顆砲彈打穿外圍工事,彈頭穿進內室卻未爆。我研究結果發現未爆原因是延遲信管失敗。又有一次巡視任務結束,前腳才踏進坑道,座車就被炸毀,真是生死一瞬間。但不論如何危險,我從不間斷地到不同據點去看查部隊,讓全團弟兄知道我跟他們在一起,這是鼓舞士氣最有效的方法。
1962年或1963年,我在金門北碇島對先總統蔣公簡報,報告哪些地方有哪些設備,每一個島的地形地勢,他聽了很滿意,回台後叫海軍陸戰隊司令于豪章、張國英去金門,我又跟他們做了一次簡報。據我瞭解,于豪章、張國英是先總統蔣公心目中反攻大陸的先鋒部隊,後來形勢有變,反攻的計畫始終未能實現。
問:您1981年出任金門防衛司令部司令官,不到兩年即轉任國防部總政戰部主任,請問當時的背景為何?您怎麼看待政治作戰工作?
答:我1981年晋升上將,然後出任金門防衛司令部司令官。金門司令官通常都是中將,我是第一個上將的司令官。之所以如此,是因為當時我年紀比較大,若不升就要退役了。本來我以為會在金門待很久,沒想到一年半後,也就是1983年,就被叫回來接替王昇,擔任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主任。
經國先生曾在國共內戰追隨蔣公參與作戰指揮,深刻體認國軍當年雖有優良的三軍部隊與武器裝備,卻敗給共軍,主要是因為軍人(1)喪失中心思想,不知為何而戰、為誰而戰;(2)沒有保防警覺,很多部隊重要機構被滲透而不自知;(3)喪失軍魂氣節,高級將領變節投降者眾。經國先生乃請王昇培訓一批精英,重振革命軍魂,王昇先成立了政治工作幹部訓練班,後在北投廢棄競馬場成立了政工幹部學校。
王昇經常講政治作戰有六大戰:思想戰、組織戰、心理戰、情報戰、謀略戰、群眾戰,這些適用於軍事領域的概念,也可運用於政治、經濟、外交、社會各方面。他成立了「劉少康辦公室」,邀請行政院各部會首長參與開會。
對王昇的作法,社會議論紛紛,不少人批評他所做的超過其職權,等於是另外一個行政院。也有人猜測王昇準備當總統。由於輿論的壓力愈來愈大,經國先生想把王昇調開,撤銷劉少康辦公室,所以派我來接總政戰部主任,可以說是當時政府危機處理的一部分。
總政戰部主任一任兩年,我做到第三任才到退輔會擔任主委。在那五年中,我專心做好軍事思想、軍事組織等工作。我同意國家應該有一個整體的政治作戰規劃,但不該由國防部總政戰部主任來做。當時蔣緯國擔任國安會秘書長,他經常對我說:這個事你該做,那個事你該做,我說國防部總政戰部主任應該做國防部以內的事,你是國安會秘書長,應該負責國家整體的政治作戰,但他或許因未獲得經國先生的授權,不願意承担太多責任,在國安會那段時間,他一年只召開一兩次會議。
問:您在2010年創辦了「中山黃埔兩岸情」論壇,至去年底已舉辦了七屆,請問您創辦該論壇的宗旨為何?為何以中山及黃埔為名?
答:我倡議成立「中山黃埔兩岸情」論壇的動機,是鑒於兩岸建軍的骨幹都是黃埔人,但因諸多歷史因素,兩岸黃埔人的思想理念分裂,兄弟鬩牆,因此成立這樣的一個平台,盼兩岸黃埔人及其後代,在親愛精誠及追求國家統一的黃埔精神引領下,「相逢一笑泯恩仇」,共同推動兩岸和平發展,為國家統一,為中華民族振興做出應有的貢獻。第一屆論壇於2010年5月在台北召開,過去六年先後在北京、上海、武漢、香港、天津等地召開,召集了來自兩岸四地的黃埔親屬及後人參加。
我認為黃埔精神就是以三民主義為中心的犧牲、團結、負責精神,這是所有軍人保家衛國不可不有的基本精神。令人遺憾的是,在兩位蔣總統先後去世以後,繼任人選的思想及理念偏離正統,蓄意廢除三民主義,對黃埔精神造成極大傷害。我希望藉著論壇讓兩岸黃埔人繼承中山先生思想,發揚黃埔精神,維繫校友情誼,謀求兩岸同胞福祉。
有人說黃埔創校於90多年前,黃埔精神已經是老東西了。其實,人世間萬事萬物,有些是日新月異,像科學發展;有些則歷久常新,像孔子所宣導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博愛精神,和「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諸人」的恕道精神,至今猶為世人所信服遵行。黃埔精神屬於這類歷久常新的精神範疇,當然也應該與時俱進,遵守因社會演變所產生的各種新規範。
問:您曾多次率領退役將領前往大陸參訪,並推動兩岸高階將領探討、研究兩岸建立軍事互信與安全機制的可行性,您在這方面的努力是否有一定成效?
答:我曾多次帶「和平之旅參訪團」訪問北京,透過兩岸退役高階將領以座談及研討的方式,探討加強兩岸軍事互信,建立兩岸安全機制的可行性,也希望喚醒台灣社會大眾兩岸軍事互信機制的重要性。
我認為「和平統一」之所以未見任何突破的跡象,主要是因為兩岸之間的互信不足。因此,我呼籲先建立軍事安全互信機制,並提出一些原則性的建議,例如兩岸領導人共同宣布不以武力解決兩岸爭端、建立兩岸軍事連繫熱線、兩岸相互通報軍事演習地點和時間、兩岸相互派員參觀各自的軍事演習等。當然,這些建議在蔡英文上台後,恐怕都難以實現。
有人批評我當了一輩子軍人,居然去「投共」,其實我的愛國情懷是一以貫之的,我早年從軍是為了抵禦國土被侵略,過去20多年所做的是為了防止國土被分裂,都是為了保衛國家。戰爭實在太殘酷了,尤其,台灣幅員小,先天條件不足,無法籌組龐大的國防軍備,難以用實質的軍事力量與大陸抗衡,唯有努力終止兩岸敵對狀態,結束兩岸政治分歧,才是台灣人民之福。但同時,國軍應以「和平護國」為責,盡一切能力保衛東海、南海的主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