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之間實力的此消彼長，使台灣社會各種焦慮油然而生，當此時節，習近平提出的「兩岸經濟、社會融合」，是否將帶給台灣人民，特別是年輕人，另外一種選項？又將會對台灣內部造成何種影響？

      兩岸開放相互交流迄今整整30年，期間台灣從意氣風發的三民主義模範省，到移植西式民主的傲慢，再到如今的民粹橫行，政權玩法，經濟停滯，反觀中國大陸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國力飛速崛起，震動全球，新世紀之初西方即以「北京共識」名之，如今深圳市的財政收入已超過台灣。相對比，台灣社會各種焦慮油然而生：從優勢盡失而個人身分認同迷失、國家身分尷尬到發展失去動力、未來喪失方向、領導人才缺乏和困境無解無奈的種種焦慮，從而出現台灣的人心民意浮躁不安，人才人力雙雙外流的現象。

中共的融合政策及補充

中共當局能否認知到台灣社會的焦慮感，我們無從理解，但是習近平在2014年9月接見台灣和平統一團體聯合參訪團時，說「我們所追求的國家統一不僅是形式上的統一，更重要的是兩岸同胞的心靈契合。我們理解台灣同胞因特殊歷史遭遇和不同社會環境而形成的心態。」習顯然注意到了「台灣同胞的心態」，才會提出「兩岸同胞的心靈契合」說法。毫無疑問，這是一個社會建構的大工程，想藉此彌補原本單一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簡單辯證法，那麼應該怎麼推動「兩岸同胞心靈契合」這樣一個高難度的社會工程呢？習近平給出了「兩岸經濟、社會融合」，兩岸同胞「建設共同家園，共築民族復興共圓中國夢」的方案。

今(2017)年6月18日，政協主席俞正聲在第九屆海峽論壇說「兩岸經濟、社會融合：要秉持兩岸一家親理念，共同維護中華民族整體利益；要進一步提升兩岸經濟合作水準，厚植兩岸共同利益；要共同弘揚中華文化，增強兩岸同胞的精神紐帶。」「要充分發揮兩岸同胞的創造力，進一步增強融合發展動力；要兩岸同胞攜手克服困難、排除干擾。」當然這些都只是原則，而國台辦新聞局長馬曉光在發布「海峽論壇」的記者會上則描述了具體作法。他說，一是設立網路平台，向台灣民眾公開徵選論壇活動創意方案；二是區分三大品牌、四大紐帶、五大領域和六大基層組織，分門別類，品質交流；三是凸出青年體驗式交流，服務台灣青年來大陸就業創業；四是安排親歷者講述歷史、展望未來。今年論壇就從單邊安排改為協同主辦，而且區分對象、同質交流、自然融合。

（一）經濟、社會融合

而創造融合條件方面，中共更是不遺餘力地推出台胞的準國民待遇，尤其是二代台胞證改為「18位數」的問題，最快今年年底就會解決。」據台灣專跑兩岸的記者說：近來大陸國台辦記者會，可說是利多發布會，包括五大惠台措施，讓民眾可參加社會保險、醫療保險、增加台灣學生獎學金、申辦小額信用卡等，台商們也在積極籌措「台商銀行」。這些措施實行之後，台胞在生活上自然而然多了一個大陸的選項，若台灣守舊如固，不思振作，則青年的選擇會是什麼？習近平的「兩岸經濟、社會融合」對台工作，似乎正是對應著化解台灣的焦慮而設。

首先是「二代台胞證」就是針對台灣人民個人身分認同而設，如果台獨一意孤行，則台胞自然可以做第二種選擇，使「焦慮」消失，而選擇本身就是一種行動的認同。

其次是提供青年的創業、就業，以及社保、醫保的解決，可化解個人的發展與未來的焦慮。如果真能有效落實，台灣人民「發展與未來的焦慮」，就變成只要你願意，焦慮就不存在。

第三是習近平所提出的經濟與社會融合的各項政策可「直接到人」、「直面青年」、「直面基層」，「不是救急而是救窮」，用俗話說不是送魚而是提供釣捍，應該說這是前一段讓利惠台政策的反思，也是台獨政府拒不承認「九二共識」後，中共對台工作重點轉入「寄希望於台灣人民」為對象必然的結果。

第四是如果台青、台胞到大陸去發展，如果流露出多元化的、中華文化底蘊的優勢和特質，這種潛意識中的優勢一定會被認識、被發現，失勢的優勢也可以得到補償。

換言之，習近平的「兩岸經濟、社會融合」建設共同家園，共築民族復興的方案，如果推動得宜，其實可以化解台灣人民現階段遭遇的大部分焦慮，也包括制度焦慮在內。然而，我們相信，從社會分享到政治認同，最為關鍵的焦慮還是在制度的焦慮，因為台灣人民對中國大陸的政治體制不理解，也不放心。因此，當今的對台工作尚缺「政治融合」的環節。經濟和社會的融合是提供台灣人民和台灣青年改變自我的機會，而「政治融合」則可提供台灣人民和台灣青年擴大視界，走出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的政治論述。

（二）政治融合

個人以為，兩岸的「政冶融合」最為關鍵的就是「治理模式」的說明，自2004年西方學者雷默(Joshua Cooper Ramo)提出「北京共識」(The Beijing Consensus)的命題以來，確實打破了華盛頓共識的神話，研究中國大陸現代化的文章和書籍，被越來越多的精神所關注，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就，絕不僅僅是經濟單一的改革，當然也包括政治、社會、文化各方面的改革。

俞可平說「中國經濟的飛騰發展，不可能沒有政治改革的配合。如果中國仍留在六十年代的政治環境，還有改革開放的可能嗎？」外界誤解的原因是：西方向來以「一是多黨競爭；二是普選；三是三權分立」為標準，他說「中國走自己的路改革，不等於「沒有政治改革」。問題就在於經濟改革借鑑西方，而政治改革為何可以自我創新，結果不僅成功，而且持續發展，2008年西方面臨金融危機，導致經濟衰退，迄今未能恢復，反觀中國雖然也身受其害，然而依然有6.7%的增長，因此，中國的「治理模式」再次深受關注。現今中國的「治理模式」，在政治方面，可以歸納出以下特點。

第一是「一黨執政，多黨參政」的管理模式。這從西方模式的評價來看，應該是最大的缺點，然而它反而是中國「治理模式」的主要特點，此一模式，使得中國共產黨的方向、路線可以持續，而多黨參政也及時發揮若干糾偏、建言的作用，以至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政策自1979年迄今未改，特別是共產黨自身的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傳統，在自我糾錯上，每每在關鍵的時候發揮了關鍵作用。

第二是「梯隊培養，循序接班」的制度模式。自1992年中共「十四大」以來，從中央到地方的領導人，基本遵循一套「梯隊培養」的路徑，從做中學，也從做中培養默契，之後，經過層層的篩選，各種指標的評比，以及民意的檢證，最終擇優拔擢成為領導人，從而保證了政策的延續。事實上，從中共現行的幹部來看，幹部的能力方面問題都不大，主要在操守的定力方面，是以中共如果將選拔的指標公開，或更能全面地認識、監管幹部，接班工作必將更具公信力。

第三是「不斷學習，與時俱進」的組織模式。在改革開放之前，中國共產黨有過反智的傾向，近30年來中國共產黨努力調整。從胡錦濤主政以來，將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形成一種制度，平均35～40天進行一次學習，請專家授課，在上行下效的政治效應下，使得中國共產黨已經轉型成為學習型組織，保持共黨本身得以在堅持共產主義信仰的基礎上與時俱進，長保黨的先進性和領導國家社會的作用。

中共在推動兩岸交流中，應重視政治論述和治理模式話語權的傳播，特別是針對台灣青年。當然，這一套政治治理作為制度尚有不成熟之處，如貪腐盛行、官僚主義，為官不為等等，所以，習近平2013年11月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中，才會明確提出「到2020年，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上取得決定性成果，完成本決定提出的改革任務，形成系統完備、科學規範、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這不僅會有助於台灣青年對大陸制度被動地適應，還可以為了制度完善提供建言，此即是制度融合的最佳途徑。

結論

中國大陸如今正在推動「一帶一路」，此一倡議從一個國家對外投資的構想，變成國際間合作發展的計畫，中國大陸可以自己的發展經驗分享給「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原本台灣可以兩岸身分參與，則台灣許多焦慮都可以找到出路，然而，當前的兩岸關係使台灣失去參與的機會。蔡英文當局如果延續台獨政策，而中國大陸的經濟、社會融合策略，又能夠做得細膩、深入、長久的話，台灣很可能面臨官民分離的狀況，即台灣民間、青年自行向外發展，而台灣內部則有進一步空洞化的危機。

（作者係本刊主筆、銘傳大學兩岸中心主任兼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