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人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反，既不曾翻天覆地改朝換代；也沒有創立百年基業、造福子孫。究竟原因何在？

台灣人的精神特質

一、受到傳統儒家思想、家族主義和祖籍意識（地域）的深厚影響。

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康熙25年(1686)，清朝在台灣一府三縣開科取士，大量的寬鄉名額，吸引閩、粵兩省士人東渡求取功名，有眼光和企圖心的就參與招墾的行列。

士族群起東渡，考上秀才的到福州考舉人，考上舉人的到京師（北京）考進士，使得台灣與福州、北京產生制度性的連繫，士大夫成為台灣社會的領導階級，台灣迅速的「儒漢化」，儒漢文化成為台灣社會的穩定力量。

移民東渡，帶來家族主義和祖籍認同，產生群聚效應，以家族或祖籍形成聚落，莊社雜居。一旦利害衝突或小故生釁就分類械鬥，械鬥之後，弱勢者向同類強大聚落遷徙，各分畛域而犬牙交錯，相互牽制。

台灣在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反之際，必有叛民/義民；聯盟/分類；群體意識/個體利害等內在矛盾，產生機會主義和分裂作用。造反之初即盼招安授官；結盟時即存異心，故而叛服不常、盟約不堅。流傳至今，平日派系、語群壁壘分明，選舉時跳船、帶槍投靠，唯利是圖，所謂理念、信仰灰飛煙滅。

二、尚武、重商、輕人文。

台產米糖大量外銷則重商，府學生員（秀才）特設「商籍」；民變、械鬥頻仍則尚武：台灣武將王得祿(1770-1841)嘉義人，官居浙江水陸提督二等子爵，鴉片戰爭時守澎湖，殉國，贈伯爵。林文察(1828-1864)台中霧峰人，官居福建陸路提督，太平軍之役，於漳州萬松關戰歿，受封振武將軍。

台地不乏官商勾結聚斂致富之土豪而乏藏書家。國府遷台以來，輔育國家幼苗之教育體系與培養，社會中堅之研發體系，重關係而輕成就，略有成就者，學而優則仕，但求升官發財，拉幫結黨，攬權弄政。從美歐移植所謂「民主」，逾淮變枳，變成「作人民的主人」；「修憲」修成大權獨攬，「民之所欲，常在我心」變成私心自用；民意機關也變成利益交換的暗室。

三、     移民性格的兩極化

台灣本是移民世界，根據1926年的《台灣在籍民鄉貫別調查》，86.4%是閩南語系，客語系占13.6%。《福建通志‧風俗志》說泉州人「狂躁為能，好鬥而喜訟」，漳州人「俗好訟，喜爭鬥」，福建侯官人（今福州市）謝金鑾，久任台灣縣教諭(1804-1822)，在〈泉漳治法論〉裡說：「易怒則不可磯；少屈抑而發之暴矣」。

東渡的移民相較留在泉、漳的留民，更不滿現實，更勇於冒險犯難，更短視、衝動，更不安份，唯利是圖的利益導向更強烈。仁義等價值早已拋到腦後而缺乏中心思想，遂出現了移民性格的兩極化。

世界各地在侵略者占領區，降附敵人的奸佞並不罕見，台灣在中英鴉片戰爭、日美聯合侵占琅橋（今恆春）牡丹社事件和中法戰爭、日本侵台之乙未戰爭和日據時代都所在多有。日據時代，在帝國主義高壓統治下，多數人吞悲而懷抱祖國之思，極少數人則依附日帝以求富貴。

光復以後，《懲治漢奸條例》不行於台灣。依附日帝得富貴者依然鮮車怒馬，聞達於國府；昔日之抗日份子則多陷囹圄。蔣介石譽辜顯榮「獨秉孤忠」；馬英九以林熊徵為抗日英雄（二人為日據時代頭號及二號漢奸，「公益會」頭領），故而李登輝自以為是皇軍，以「為祖國而戰」為榮，不足為奇。

日本視台灣為屬地，台灣人是屬民（英國視香港亦然），台灣總督府認為台灣人資質太差，不可以擔任日本軍人，只能擔任軍屬、軍伕；戰後，日本法院判決台灣人不是日本人，不適格接受日本《援護法》（退除官兵撫卹法）之援助與保護。縱使在日本軍隊裡擔任軍屬、軍伕、學生兵而滯留在日本的台灣人，必須經過歸化申請核准後，確定為日本公民，才能申請援護。

台灣人不但排除於兵役之外，也沒有參與國政權，直到1945年美軍轟炸到關東、九州和東京，3月17日，日本政府才訂定《殖民地政治待遇案》，21日眾議院才通過配給朝鮮23名眾議員，台灣則只有五名眾議員。到8月15日日本無條件投降前沒有舉辦過選舉，台灣人只有繳稅加捐的義務，沒有國民的權利。

光復之後，雖有所謂「民族精神教育」，但漢奸卻得享富貴、當總統，實施反中華民族精神教育。假若光復之初，在台灣嚴懲漢奸，使漢奸受到法律和道德兩方的教訓，這些人絕不敢明目張膽倒行逆施。以下試以張福祿與李登輝兩個案為例，分析台灣人的兩極面。

張福祿七修宗祠

張福祿祖籍福建泉州晉江，生於台北樹林。

張福祿的七世祖張士箱於康熙41年(1702)到台灣來，考入鳳山縣學，四個兒子：方高、高升、方遠、方大隨後也都成為台灣秀才。乾隆25~35年間(1760~1770)，子孫六人考中舉人，科名之盛，冠甲全台。

追求功名的同時，張士箱也看準了台灣沃野千里而乏人墾耕的龐大利基，投資拓墾、製糖、典鋪和商業，財力雄厚。在晉江興建大、小宗祠、修族譜，在台灣捐獻改建府學孔廟、縣衙、海東書院。乾隆15年(1750)台灣知府方邦基在詳文上，稱張家為「素封之家」。

張福祿的六世祖張方大(1715~1764)在雲林、彰化置有龐大產業，捐建彰化孔廟和白沙書院，捐置宗祠祀業。乾隆16年(1751)，進墾淡水廳海山莊（今新北市樹林、新莊一帶），成為台北的開基祖。

日據時期，張家主要的經濟來源水租（張厝圳）和大租都被日本人徵收，家道中落。張福祿出生時，張家已淪為佃農，借債度日。

1930年，張福祿畢業於樹林公學校高等科，白天在樹林酒場擔任工友，傍晚搭乘火車趕到台北，就讀於專供工友進修的成淵中學，經常餓著肚子上學。1933年畢業，進入鶯歌街役場（今鶯歌市公所），1942年轉任藥品貿易組合擔任主事。次年，以歷年省吃儉用的積蓄，買回祖宅和前後的田地，1944年任台灣物資營團（光復後改組為台灣省物資局，舊址在今台北市開封街），擔任交易部輸出課書記。

光復後以六世祖之名創立方大行，從事化工貿易，稍有積蓄，再度買回祖地、整修祖厝、祖墓，捐建樹林國小教室，捐修五世祖張源清倡建的濟安宮。1954年創辦三福化工廠，由商業轉進工業。1966年增建水電解設備，踏入氣體工業。

生活稍微富裕之後，張福祿的歷史使命感更加強烈，興起了修建祖祠和纂修族譜的雄心。1976年成立「台北縣私立張方大慈善基金會」，把方大居捐給基金會，杜絕祖宅和祀地的變賣流失。1981年興建「張方大紀念堂」，1983年紀念堂落成時出版《張士箱家族移民發展史》，就是傳統族譜的進化版。1985年又出版《台灣鑑湖張氏族譜》。

張福祿在巴西經營有成的長子張勝凱1986年就到大陸考察投資環境，並回晉江尋根謁祖；1987年再度前往，謁拜六世祖方大公祖墓及歷代祖墳，並出資修護。1991年10月張福祿率領一個17人的返鄉謁祖團回到晉江祭祖，受到空前盛大的歡迎。於1994年起興建「開閩始祖張延魯」的大宗祠，1997年正月落成，被稱為「廟貌宏偉居閩南之冠」。

張福祿在台灣建祠修譜，在台掀起修譜、建祠的風潮。回到晉江謁祖建祠，突破禁忌，也掀起了文革之後重建祠堂的風潮。

李登輝日本人的法定棄嬰

1990年6月，筆者在《時報週刊》第278期發表〈從少年劍士到總統─李登輝成長的過程〉。

筆者是第一個從成長和歷練角度剖析李登輝的人，這篇文章引起政界很大的議論和反響，我在文中斷言李登輝隱然以上主自況，卻「充滿殺伐之氣」，「對於美國式的民主並沒有產生性靈的感受」。看到1996年之後台灣的總統獨裁制，當年稱他為「民主先生」的美國編輯，一定羞愧得無地自容。

如今看來，李登輝越來越退步，成為一個信口開河的老人。最讓黨國大老們不可置信的是，我說李登輝不但參加過共產黨，而且「李登輝和彭明敏等令國民黨頭痛的異議份子交稱莫逆，而且和在紐約刺殺蔣經國的黃文雄過從甚密。」

2000年李登輝卸任後，和李登輝關係密切的王作榮說，他對李登輝最不諒解的是：「第一、使用一切正當的與不正當的手段修改憲法，極大權於總統一身，在民主政治的掩護之下，成為實際的獨裁者，嗜愛誇耀權力，也玩弄權力；第二、積極推動台獨，並與日本軍國主義餘孽極右派份子緊密掛勾，盡情地侮辱中國與中國人，包括歷史與文化。」

王作榮又分析李登輝挑起台灣內部對立和兩岸對立：「李總統這十數年來對台灣社會的影響，非常重大，不論是政治、社會的情況都有巨幅翻轉，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去中國化』，甚至是激起情緒對立，陳水扁的當選，實際上是李總統的力量使然。」

王作榮是推薦李登輝加入國民黨的人，他感嘆：「中華民國的大總統，中國國民黨的黨主席竟然變成了日本人心目中的台灣系日本人，李總統泰然接受，無一言更正。」

李登輝2015年7月訪日本期間，接受日本右翼雜誌專訪，宣稱：中日戰爭期間，台灣人身為日本人，是「為祖國而戰」，竟然以己身「皇軍」為榮，認同日本是「祖國」。 

李登輝所引以為傲的「皇軍」，也只不過是被迫志願「學徒出陣」的學生兵。根據1982年2月26日，東京地方法院「ク第7674號」，針對「台灣人前日本兵」請求補償的訴訟判決書：台灣人不是日本人，請求補償「不適格」，原告的訴求「棄卻」（不受理）。

台灣人的兩極化

閩南語說：「一樣米飼百樣人」，同樣的土壤、同樣的時代，張福祿和李登輝為什麼如此截然不同？

可能的原因是「品種殊異」，而「懲治漢奸條例」又不行於台灣，既無法律制裁又無道德譴責，加以國府遷台之後，漢奸和漢奸後人，煙視媚行，逞其妖術，依舊得高官厚爵、鉅財有以致之，因而道術淪喪，民族精神蕩然，然耶？非耶？余欲無言。

（作者係台灣史研究會理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