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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張福祿、李登輝的比較研究,看台灣人的國族認同|尹章義 在 Facebook 上分享!

   台灣人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反,既不曾翻天覆地改朝換代;也沒有創立百年基業、造福子孫。究竟原因何在?

 

台灣人的精神特質

 

一、受到傳統儒家思想、家族主義和祖籍意識(地域)的深厚影響。

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康熙25年(1686),清朝在台灣一府三縣開科取士,大量的寬鄉名額,吸引閩、粵兩省士人東渡求取功名,有眼光和企圖心的就參與招墾的行列。

士族群起東渡,考上秀才的到福州考舉人,考上舉人的到京師(北京)考進士,使得台灣與福州、北京產生制度性的連繫,士大夫成為台灣社會的領導階級,台灣迅速的「儒漢化」,儒漢文化成為台灣社會的穩定力量。

移民東渡,帶來家族主義和祖籍認同,產生群聚效應,以家族或祖籍形成聚落,莊社雜居。一旦利害衝突或小故生釁就分類械鬥,械鬥之後,弱勢者向同類強大聚落遷徙,各分畛域而犬牙交錯,相互牽制。

台灣在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反之際,必有叛民/義民;聯盟/分類;群體意識/個體利害等內在矛盾,產生機會主義和分裂作用。造反之初即盼招安授官;結盟時即存異心,故而叛服不常、盟約不堅。流傳至今,平日派系、語群壁壘分明,選舉時跳船、帶槍投靠,唯利是圖,所謂理念、信仰灰飛煙滅。

二、尚武、重商、輕人文。

台產米糖大量外銷則重商,府學生員(秀才)特設「商籍」;民變、械鬥頻仍則尚武:台灣武將王得祿(1770-1841)嘉義人,官居浙江水陸提督二等子爵,鴉片戰爭時守澎湖,殉國,贈伯爵。林文察(1828-1864)台中霧峰人,官居福建陸路提督,太平軍之役,於漳州萬松關戰歿,受封振武將軍。

台地不乏官商勾結聚斂致富之土豪而乏藏書家。國府遷台以來,輔育國家幼苗之教育體系與培養,社會中堅之研發體系,重關係而輕成就,略有成就者,學而優則仕,但求升官發財,拉幫結黨,攬權弄政。從美歐移植所謂「民主」,逾淮變枳,變成「作人民的主人」;「修憲」修成大權獨攬,「民之所欲,常在我心」變成私心自用;民意機關也變成利益交換的暗室。

三、     移民性格的兩極化

台灣本是移民世界,根據1926年的《台灣在籍民鄉貫別調查》,86.4%是閩南語系,客語系占13.6%。《福建通志‧風俗志》說泉州人「狂躁為能,好鬥而喜訟」,漳州人「俗好訟,喜爭鬥」,福建侯官人(今福州市)謝金鑾,久任台灣縣教諭(1804-1822),在〈泉漳治法論〉裡說:「易怒則不可磯;少屈抑而發之暴矣」。

東渡的移民相較留在泉、漳的留民,更不滿現實,更勇於冒險犯難,更短視、衝動,更不安份,唯利是圖的利益導向更強烈。仁義等價值早已拋到腦後而缺乏中心思想,遂出現了移民性格的兩極化。

世界各地在侵略者占領區,降附敵人的奸佞並不罕見,台灣在中英鴉片戰爭、日美聯合侵占琅橋(今恆春)牡丹社事件和中法戰爭、日本侵台之乙未戰爭和日據時代都所在多有。日據時代,在帝國主義高壓統治下,多數人吞悲而懷抱祖國之思,極少數人則依附日帝以求富貴。

光復以後,《懲治漢奸條例》不行於台灣。依附日帝得富貴者依然鮮車怒馬,聞達於國府;昔日之抗日份子則多陷圄。蔣介石譽辜顯榮「獨秉孤忠」;馬英九以林熊徵為抗日英雄(二人為日據時代頭號及二號漢奸,「公益會」頭領),故而李登輝自以為是皇軍,以「為祖國而戰」為榮,不足為奇。

日本視台灣為屬地,台灣人是屬民(英國視香港亦然),台灣總督府認為台灣人資質太差,不可以擔任日本軍人,只能擔任軍屬、軍伕;戰後,日本法院判決台灣人不是日本人,不適格接受日本《援護法》(退除官兵撫卹法)之援助與保護。縱使在日本軍隊裡擔任軍屬、軍伕、學生兵而滯留在日本的台灣人,必須經過歸化申請核准後,確定為日本公民,才能申請援護。

台灣人不但排除於兵役之外,也沒有參與國政權,直到1945年美軍轟炸到關東、九州和東京,3月17日,日本政府才訂定《殖民地政治待遇案》,21日眾議院才通過配給朝鮮23名眾議員,台灣則只有五名眾議員。到8月15日日本無條件投降前沒有舉辦過選舉,台灣人只有繳稅加捐的義務,沒有國民的權利。

光復之後,雖有所謂「民族精神教育」,但漢奸卻得享富貴、當總統,實施反中華民族精神教育。假若光復之初,在台灣嚴懲漢奸,使漢奸受到法律和道德兩方的教訓,這些人絕不敢明目張膽倒行逆施。以下試以張福祿與李登輝兩個案為例,分析台灣人的兩極面。

 

張福祿七修宗祠

 

張福祿祖籍福建泉州晉江,生於台北樹林。

張福祿的七世祖張士箱於康熙41年(1702)到台灣來,考入鳳山縣學,四個兒子:方高、高升、方遠、方大隨後也都成為台灣秀才。乾隆25~35年間(1760~1770),子孫六人考中舉人,科名之盛,冠甲全台。

追求功名的同時,張士箱也看準了台灣沃野千里而乏人墾耕的龐大利基,投資拓墾、製糖、典鋪和商業,財力雄厚。在晉江興建大、小宗祠、修族譜,在台灣捐獻改建府學孔廟、縣衙、海東書院。乾隆15年(1750)台灣知府方邦基在詳文上,稱張家為「素封之家」。

張福祿的六世祖張方大(1715~1764)在雲林、彰化置有龐大產業,捐建彰化孔廟和白沙書院,捐置宗祠祀業。乾隆16年(1751),進墾淡水廳海山莊(今新北市樹林、新莊一帶),成為台北的開基祖。

日據時期,張家主要的經濟來源水租(張厝圳)和大租都被日本人徵收,家道中落。張福祿出生時,張家已淪為佃農,借債度日。

1930年,張福祿畢業於樹林公學校高等科,白天在樹林酒場擔任工友,傍晚搭乘火車趕到台北,就讀於專供工友進修的成淵中學,經常餓著肚子上學。1933年畢業,進入鶯歌街役場(今鶯歌市公所),1942年轉任藥品貿易組合擔任主事。次年,以歷年省吃儉用的積蓄,買回祖宅和前後的田地,1944年任台灣物資營團(光復後改組為台灣省物資局,舊址在今台北市開封街),擔任交易部輸出課書記。

光復後以六世祖之名創立方大行,從事化工貿易,稍有積蓄,再度買回祖地、整修祖厝、祖墓,捐建樹林國小教室,捐修五世祖張源清倡建的濟安宮。1954年創辦三福化工廠,由商業轉進工業。1966年增建水電解設備,踏入氣體工業。

生活稍微富裕之後,張福祿的歷史使命感更加強烈,興起了修建祖祠和纂修族譜的雄心。1976年成立「台北縣私立張方大慈善基金會」,把方大居捐給基金會,杜絕祖宅和祀地的變賣流失。1981年興建「張方大紀念堂」,1983年紀念堂落成時出版《張士箱家族移民發展史》,就是傳統族譜的進化版。1985年又出版《台灣鑑湖張氏族譜》。

張福祿在巴西經營有成的長子張勝凱1986年就到大陸考察投資環境,並回晉江尋根謁祖;1987年再度前往,謁拜六世祖方大公祖墓及歷代祖墳,並出資修護。1991年10月張福祿率領一個17人的返鄉謁祖團回到晉江祭祖,受到空前盛大的歡迎。於1994年起興建「開閩始祖張延魯」的大宗祠,1997年正月落成,被稱為「廟貌宏偉居閩南之冠」。

張福祿在台灣建祠修譜,在台掀起修譜、建祠的風潮。回到晉江謁祖建祠,突破禁忌,也掀起了文革之後重建祠堂的風潮。

 

李登輝日本人的法定棄嬰

 

1990年6月,筆者在《時報週刊》第278期發表〈從少年劍士到總統─李登輝成長的過程〉。

筆者是第一個從成長和歷練角度剖析李登輝的人,這篇文章引起政界很大的議論和反響,我在文中斷言李登輝隱然以上主自況,卻「充滿殺伐之氣」,「對於美國式的民主並沒有產生性靈的感受」。看到1996年之後台灣的總統獨裁制,當年稱他為「民主先生」的美國編輯,一定羞愧得無地自容。

如今看來,李登輝越來越退步,成為一個信口開河的老人。最讓黨國大老們不可置信的是,我說李登輝不但參加過共產黨,而且「李登輝和彭明敏等令國民黨頭痛的異議份子交稱莫逆,而且和在紐約刺殺蔣經國的黃文雄過從甚密。」

2000年李登輝卸任後,和李登輝關係密切的王作榮說,他對李登輝最不諒解的是:「第一、使用一切正當的與不正當的手段修改憲法,極大權於總統一身,在民主政治的掩護之下,成為實際的獨裁者,嗜愛誇耀權力,也玩弄權力;第二、積極推動台獨,並與日本軍國主義餘孽極右派份子緊密掛勾,盡情地侮辱中國與中國人,包括歷史與文化。」

王作榮又分析李登輝挑起台灣內部對立和兩岸對立:「李總統這十數年來對台灣社會的影響,非常重大,不論是政治、社會的情況都有巨幅翻轉,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去中國化』,甚至是激起情緒對立,陳水扁的當選,實際上是李總統的力量使然。」

王作榮是推薦李登輝加入國民黨的人,他感嘆:「中華民國的大總統,中國國民黨的黨主席竟然變成了日本人心目中的台灣系日本人,李總統泰然接受,無一言更正。」

李登輝2015年7月訪日本期間,接受日本右翼雜誌專訪,宣稱:中日戰爭期間,台灣人身為日本人,是「為祖國而戰」,竟然以己身「皇軍」為榮,認同日本是「祖國」。 

李登輝所引以為傲的「皇軍」,也只不過是被迫志願「學徒出陣」的學生兵。根據1982226日,東京地方法院「7674號」,針對「台灣人前日本兵」請求補償的訴訟判決書:台灣人不是日本人,請求補償「不適格」,原告的訴求「棄卻」(不受理)。

 

台灣人的兩極化

 

閩南語說:「一樣米飼百樣人」,同樣的土壤、同樣的時代,張福祿和李登輝為什麼如此截然不同?

可能的原因是「品種殊異」,而「懲治漢奸條例」又不行於台灣,既無法律制裁又無道德譴責,加以國府遷台之後,漢奸和漢奸後人,煙視媚行,逞其妖術,依舊得高官厚爵、鉅財有以致之,因而道術淪喪,民族精神蕩然,然耶?非耶?余欲無言。

 

(作者係台灣史研究會理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