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記得確實是什麼時候和何炳棣先生開始有了來往，但一定是在我1998年到美國開始寫楊振寧傳以前的事。何炳棣和楊振寧是1945年同船赴美留學，兩人以後一直維持親近的友誼，我寫楊振寧傳那一段時候，住在UCLA(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附近，與何炳棣所在的爾灣相去不遠，所以不時會與他見面談話。

一般在談論學術人物的時候，總喜歡說起他們的頭銜，譬如說是博士、院士，還是什麼獎的得主，但是和社會上任何一個領域是一樣的，其實這些相同的頭銜，多只是一個表象，內裡也有三六九等之別。一個人是不是真正具有與眾不同的獨特識見，還需要有許多其他的評斷標準。

我對何炳棣有較深刻的認識，應該是1996年以後的事。1996年6月間，楊振寧到台灣接受新竹清華和交通大學的榮譽博士學位，當時在清華大學舉行了一場座談會，除楊先生外，另兩位對談者是何炳棣及陳之藩教授。

對談後我替《中國時報》寫的社論〈科技與人文整合過程中的文化自信〉，副題就是〈由楊振寧、何炳棣兩院士對談談起〉，文中提到二人都觸及為學方法論上所謂宏觀和微觀的問題。我記得當時的印象是，怎麼何炳棣這個史學家，談文論理似總不忘科學的方法，楊振寧是科學家，強調科學的方法不令人意外，何炳棣對於科學態度，似乎比另外一位學電機的陳之藩更為固置其事。

會有那樣的想法，實出於對何炳棣在史學工作認知的淺薄。何炳棣1950年代完成英國土地改革博士論文之後，很快決定轉入中國史的研究，而奠定他史學研究地位的明清人口論巨著，正是利用美國國會圖書館數以千計地方志資料，以及哈佛燕京圖書館的大量資料，以紮實社會科學資料佐證完成。他不止「上窮碧落下黃泉」的爬梳浩瀚資料，更能夠以透視眼光擷取資料裡隱含的深意，他嘗謂自己的史學研究不是「發現」，是「發明」，顯現對於自己學術識見的一種自許和傲氣。

證諸他在明清社會階級流動研究，所提出「丁」和「畝」在文獻中代表意義的創新看法，對於當時西方對中國歷史研究主流觀點帶來的挑戰，他的自許和傲氣，可說並非過甚其辭。

1996年以後我與何炳棣便有較頻繁的聯絡， 1997年1月他替我在《中國時報》負責主編的「時報科學」版寫了一篇專文，分兩個禮拜刊出。文章的題目是〈由科學訓詁互證看中國農業的本土起源〉。何炳棣之所以會寫這樣一篇文章，主要源於他自1968年起開始對中國農業起源獨力攻關，並且不得不「孤軍奮戰」面對海外相關學科專家的「圍攻」，他反對當時史學界認定稻作農業起源於西亞兩河流域的主流看法，並提出論據由概念上批駁他們所謂的游耕法農耕。另外，是因為當時何炳棣看到《洛杉磯時報》才刊出美國著名農業考古學家一篇專訪，說前幾年中美兩國50位考古及相關學科專家的考古重要成果，證實長江流域是世界栽培稻作物的搖籃，時間有九千年之久。

我猜想，何炳棣一定樂於他的這篇文章刊登在一個科學版上，原因是他在2004年出版的回憶錄《讀史閱世六十年》中就寫道，他在開始向農業史進軍之時，便有一個願望，那就是一生中至少能有一篇文章刊登於真正科學的期刊中。當然，在那之前，他的文章〈美洲作物傳華考〉早已刊登在《美國人類學家》那一本聲望甚高的科學期刊之上，能夠再刊登在一個科學版上，應該也是欣然以對。

1998年我到洛杉磯長住一年，開始楊振寧傳的訪談和資料收集工作，便不時到何炳棣居住所在的Turtle Rock，他稱之為龜岩村，看望他。

何炳棣的住家是一棟白色，相當有現代風格的獨立家屋，後面還有一個相當大的院子，頭一回去的時候，他特別帶我在院子裡看一些花木。整體來說，在南加州那個經常陽光普照的環境中，那樣一棟透著新潮小巧的房子，其實並不很容易將之與身形高大的何炳棣連在一起。

我大多數和何炳棣見面，都是早上十點多到他的家裡，我們會在家裡談話約兩個小時，然後開車到住家附近一個小商場的一家中國餐館吃午飯。何炳棣總是去同樣的一家，餐館老闆也很認識他，通常會點幾個菜，何炳棣並不特別節制，有海鮮也有肉類，通常我吃一碗飯，他有時要吃上三碗，後幾年他還可以吃兩碗飯，「廉頗老矣，尚能飯否」總出現在我的腦海。

由於我們和楊振寧的熟識，談話也難免多次的談到楊振寧。何炳棣好幾次提到楊振寧的《讀書教學四十年》，說他非常欣賞那一本書，也承認受該書影響，後來自己的回憶錄也就用了《讀史閱世六十年》那樣一個類似的書名。

他也很喜歡說，楊振寧比他幸運，因為科學界有一個清楚明白的標準，不像人文學界，自己受到許多無稽的攻擊和委屈，言下頗有「瓦釜雷鳴」之意。何炳棣和楊振寧同在1944年考上第六屆的庚款公費留美，他常說自己的平均分數是78.5分，比楊振寧多了7分。

2000年我到洛杉磯，和由華府到那裡採訪民主黨大會的《中國時報》同事老友傅建中會合，一同去拜訪何炳棣。傅建中對於中國近代歷史人物腦中有一本清帳，而且記憶力過人，與何炳棣大有談頭，兩人聲音都很大，你來我往，那時候何炳棣的夫人邵景洛身體已經不好，通常不大出來見客，那一天居然走到客廳來張望，大概想不知來的是甚麼人，比家裡的大聲公聲音還要大。

何炳棣在《讀史閱世六十年》中對太太著墨不多，不過他回憶錄中，有他老師雷海宗的專節，其中雷師母張景茀對雷老師的回憶，說出雷海宗是一個多麼體貼的丈夫。以何炳棣對於雷老師的敬和佩，他回憶錄中的這一段文字，恐怕多少有自況心境的味道。我有不少機會觀察何炳棣和邵景洛相處的情形，予外人嚴厲剛烈形象的何炳棣，與太太相處，雖不能說鐵漢柔情，但是對太太的體恤，確實是自然流露的。

何炳棣的《讀史閱世六十年》出版後，當然引起許多的注意，但是有沒有洛陽紙貴，以及他自己對於社會反應是否滿意，我有些觀察，對於何炳棣的心境也有些了解。我看《讀史閱世六十年》中談論他最先拒絕芝加哥大學歷史系邀請他去擔任訪問教授，但是接受到芝加哥大學歷史系訪問幾天的一段，印象特別深刻。

1962年6月何炳棣由溫哥華到美東訪問途中，在芝加哥大學歷史系停留訪問幾天。當時的系主任，著名歷史學家麥克尼爾(William Hardy MacNeil)在他到達當晚，就設家宴款待。第二天早上，在芝大歷史系一批赫赫有名歷史學家近乎口試的會面，何炳棣以他過去十多年紮實研究的根底，以對中西文化深廣的涉獵，加以對英語駕馭的自負，使舉座學者皆驚訝於他在完全沒有講稿情況下，居然可以做出這樣一個出入東西、博引旁徵的深刻談話，而大為嘆服。

何炳棣自己也認為那是自己一生最成功的學術談話之一。第二天麥克尼爾在辦公室拿出一份芝加哥大學歷史系的聘約，請何炳棣簽字，他說自己心無二念的欣然同意。他後來引述著名史學家劉廣京教授來信說，「此邦中國史，均勢一變矣！」，可看出他自1950年代在美國國會圖書館皓首窮經，並發出「看誰的著作真配藏之名山！」的獅吼以降，對於自己學術工作的自信和自負。由這個觀點來看，他對於《讀史閱世六十年》獲得的反應，或許是有些失望的。

如果說得嚴格一點，何炳棣成功學術生涯背後的一個悲劇，是他始終認為，自己未能「名稱於世」。造成他有這樣感受的原因，其實並不全然是他自己也承認的「個性上的缺陷」、「不能容忍愚蠢」，以及與中外學術人物相處不和睦，更多的是對於學術有一種過於執著的單純，不肯認識那不只是智力的較量，也充滿了人性的算計。

何炳棣除《明清人口論》及《明清社會史論》奠定他史學地位，晚年更投入中國上古思想史研究，他所提出的孫子思想是中國上古思想根源的論點，可以說顛覆了過去許多主流研究的基本看法。他曾經將一篇文章〈從愛的理論評價《紅樓夢》〉示我，文章以《失樂園》和《紅樓夢》作一對比，探討東西方文化中對愛情態度以及價值的不同。這些作品可看出他不僅思想深刻，而且涉獵廣泛，也終生服膺「絕不做二流題目」的自我期許。

他的這種「橫空出世」自許，雖說其來有自，但是也給他帶來許多不愉快甚至痛苦。何炳棣1974年就當選了美國亞洲歷史學會的會長，亞洲歷史學會在美國之所以地位崇隆，有著中國長久積弱，中國歷史解釋權旁落「番邦」的時代因素。何炳棣以他紮實數據為本的史學創見，並具備「出入無不自得」的英語能力，以及「雖千萬人吾往矣」的鬥志，舌戰也筆戰群雄，雖然贏得他應有的地位，但內心想必依然是感慨深重的。

正因為如此，他才會對於另一位史學思想家余英時獲得「克魯吉獎」（Kluge Prize）耿耿於懷，原因是余英時在1990年代曾爭取亞洲歷史學會會長，卻敗於一位日裔的女歷史學家羅友枝(Evelyn Rawski）。1996年羅友枝就任亞洲學會會長演說中，公開就漢化議題向前任會長何炳棣挑戰，何炳棣立時強烈回應，引起學界重視，漢化議題也再度成為學界討論的一個焦點。羅友枝後無回應，似乎是默爾認輸。

因為楊振寧的緣故，何炳棣待我以忘年之誼，對於楊振寧和李政道的不睦，他未多置其辭。何炳棣與李政道亦有私誼，李政道兒子李中清是他少有的得意弟子之一。何炳棣稱讚李政道的藝術收藏品味，但是他與楊振寧一直是惺惺相惜的好友，他過世之後，他的兒子曾經發電子郵件給楊振寧，說父親最後告訴他，楊振寧是他最好的朋友。

最後一次看到何先生是2009年，那時夫人已故世，他也曾經小恙，家裡有兒子回來陪同。那回我特別給他在家門口照了幾張像，已顯著暮年的蒼老，後來我們出外吃飯，注意到他只吃了一碗飯，真「廉頗老矣」。

後來兩年多，有兩次機會經過洛杉磯，卻沒有時間去探望他，2012年6月傳出他去世的消息，不免悵然。

何炳棣常常說，他黃昏時分會在住家附近急走幾英里，我可以想像他那高大身影，急行在龜岩村的夕陽裡，或在家裡繞室而行的景象，有時覺得他像一隻被困的猛虎蛟龍，心中有許多別人不能了解的感情，以及一些無法暢然而吐的塊壘。

（作者係科學文化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