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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張我軍逝世111周年感言|張光正 在 Facebook 上分享!


   我同父親張我軍(1902-1955)相處,包括孩童時期,不足20年,永別至今已68年矣。我對他的瞭解和認識,主要是通過編輯他的文集和全集,撰寫有關他的文章,收集資料,調查研究而來。現在把印象最深刻的幾件事,做些回顧。

 

他的成就從苦讀而來

 

我們張家開台一世祖,是清康熙年間,從福建南靖渡海赴台,到我父親應當是第7代。先祖們在板橋地區同平浦族人一起開墾、種植和漁獵。18世紀以後,成了板橋大戶林本源家族的佃戶。所以,父親出生於貧窮之家,同他青年時代的摯友,名門之後的連震東(連衡之子)、洪炎秋(洪棄生之子)等人的家境相差懸殊。

父親的基礎學歷是讀完日本人辦的公學校。他越過中學階段,畢業於北京的高等學府,其間還成為台灣新文學運動的健將,又是上世紀三、四十年代京、津、滬一帶知名的翻譯學者和日文、日語教授。這一切都靠他的奮發圖強、刻苦攻讀。

父親公學校畢業後,開始半工半讀,跟一位叫趙一山的台北老秀才研習古典詩文。到廈門後,就讀於美國人開辦的同文書院,學習英語和現代科學知識,並參加詩社活動。他把所有的業餘時間全部用於讀書學習。

父親的苦讀,引起善於識人用人者的關注和扶持。一位是台灣新高銀行經理林土木先生,父親小學時的老師。林先生見父親勤奮聰明,就介紹他到銀行做小工,一年多後成為雇員。林先生又帶他去廈門分行工作,使他有機會跳出台灣島,來大陸接受五四新思潮的薰陶,成為他人生旅途的一大轉折。 

另一位是吳承仕先生,我父母從台北到北京後就租住在他家的廂房。吳先生當時任北京師範大學和中國大學兩校的國文系主任,親眼目睹父親拼命苦讀,出於惜才愛才之心,就幫他由私立的中大,轉學到國立的師大,直到畢業。父親在師大受業於周作人門下,因而在日文翻譯和日語教學方面受到周作人的提拔。

 

炮轟台灣舊文壇

 

台灣著名老作家王詩琅說:「正式向(台灣)舊文學開炮的是始自張我軍,繼後懶雲(賴和)、楊雲萍等人的創作,則是其實踐」(王詩琅:《日據下臺灣新文學的生長及發展》)。

父親在新文學運動時發表的數十篇評論文章,毫無顧忌地指出:日本的台灣總督,利用台灣一些舊詩人沽名釣譽的心態,以「賜茶、吃酒、請作詩」為誘餌,推行懷柔同化政策。所以,他炮轟台灣舊文壇,主要矛頭是對著日本殖民主義的。

炮轟舊文壇後,父親遭到台灣舊文人的圍攻和漫。如老詩人連衡(連雅堂),他是一位愛國者,力主保持舊漢文,以抵制日本對台灣的同化政策,但他卻誤以為提倡新文學就是主張「漢文可廢」。父親在答覆他對新文學的誤解時,明瞭新文學就是漢文學。對有的老詩人「以老賣老」、「以老壓人」,父親是毫不畏懼的。在《覆鄭軍我(即舊詩人鄭坤五)書》中,他理直氣壯地說:「在真理面前,我是決不知道有什麼老前輩,什麼謙遜,什麼情分」;即使因主張新文學而「置身於孤立之地,四面楚歌,遍地仇敵…些小事,於我何有哉?」

 

對光明充滿期盼

 

父親一生懷著對中國光明前景的憧憬和期盼,希望台灣早日光復,國家統一富強。他在青年時代參加過台灣文化協會的活動,曾寄望於「台灣議會請願運動」,後來他堅信孫中山先生領導的革命會成功。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後不到20天,父親在《華北新報》接連發表五篇文章,為光復後治理台灣獻策。包括清除日本同化政策遺毒,樹立台胞國家觀念;在台實施德政、廉政,撫恤民生疾苦;軍隊要遵守紀律和普及國語國文等。那時國民政府官員正忙於搶占地盤,發「收」財,誰會理會這些建議?

待父親回到闊別20年的家鄉,親眼見到台灣在光復後的種種亂像時,他對家鄉前途的理想和願景徹底破滅。1949年台北六四事件發生,弟弟張光直因「共黨嫌疑」的莫須有罪名被捕入獄,父親才感到大禍臨頭。

在1951年那個腥風血雨的白色恐怖歲月裡,父親胸中的苦悶無處宣洩,又無法擺脫,只能用隱晦的詞語,在稿紙上寫下一篇不能公開,也無處發表的散文:《春雷》,以略述衷腸,並向後人表明心跡。在他孤寂無助,愁病交加,面對密布的烏雲之際,他依然翹首等待「春雷一響」,滿懷「對晴天的無限希望」,亟待「一親久別的陽光」。

《春雷》一文中的這些由衷之言,是他對黑暗現實的憤懣和反抗,是對光明社會的嚮往和期盼,這使我對他深感敬重!

 

(作者係張我軍公子、筆名何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