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同父親張我軍（1902-1955）相處，包括孩童時期，不足20年，永別至今已68年矣。我對他的瞭解和認識，主要是通過編輯他的文集和全集，撰寫有關他的文章，收集資料，調查研究而來。現在把印象最深刻的幾件事，做些回顧。

他的成就從苦讀而來

我們張家開台一世祖，是清康熙年間，從福建南靖渡海赴台，到我父親應當是第7代。先祖們在板橋地區同平浦族人一起開墾、種植和漁獵。18世紀以後，成了板橋大戶林本源家族的佃戶。所以，父親出生於貧窮之家，同他青年時代的摯友，名門之後的連震東（連衡之子）、洪炎秋（洪棄生之子）等人的家境相差懸殊。

父親的基礎學歷是讀完日本人辦的公學校。他越過中學階段，畢業於北京的高等學府，其間還成為台灣新文學運動的健將，又是上世紀三、四十年代京、津、滬一帶知名的翻譯學者和日文、日語教授。這一切都靠他的奮發圖強、刻苦攻讀。

父親公學校畢業後，開始半工半讀，跟一位叫趙一山的台北老秀才研習古典詩文。到廈門後，就讀於美國人開辦的同文書院，學習英語和現代科學知識，並參加詩社活動。他把所有的業餘時間全部用於讀書學習。

父親的苦讀，引起善於識人用人者的關注和扶持。一位是台灣新高銀行經理林土木先生，父親小學時的老師。林先生見父親勤奮聰明，就介紹他到銀行做小工，一年多後成為雇員。林先生又帶他去廈門分行工作，使他有機會跳出台灣島，來大陸接受五四新思潮的薰陶，成為他人生旅途的一大轉折。 

另一位是吳承仕先生，我父母從台北到北京後就租住在他家的廂房。吳先生當時任北京師範大學和中國大學兩校的國文系主任，親眼目睹父親拼命苦讀，出於惜才愛才之心，就幫他由私立的中大，轉學到國立的師大，直到畢業。父親在師大受業於周作人門下，因而在日文翻譯和日語教學方面受到周作人的提拔。

炮轟台灣舊文壇

台灣著名老作家王詩琅說：「正式向（台灣）舊文學開炮的是始自張我軍，繼後懶雲（賴和）、楊雲萍等人的創作，則是其實踐」（王詩琅：《日據下臺灣新文學的生長及發展》）。

父親在新文學運動時發表的數十篇評論文章，毫無顧忌地指出：日本的台灣總督，利用台灣一些舊詩人沽名釣譽的心態，以「賜茶、吃酒、請作詩」為誘餌，推行懷柔同化政策。所以，他炮轟台灣舊文壇，主要矛頭是對著日本殖民主義的。

炮轟舊文壇後，父親遭到台灣舊文人的圍攻和漫罵。如老詩人連衡（連雅堂），他是一位愛國者，力主保持舊漢文，以抵制日本對台灣的同化政策，但他卻誤以為提倡新文學就是主張「漢文可廢」。父親在答覆他對新文學的誤解時，明瞭新文學就是漢文學。對有的老詩人「以老賣老」、「以老壓人」，父親是毫不畏懼的。在《覆鄭軍我（即舊詩人鄭坤五）書》中，他理直氣壯地說：「在真理面前，我是決不知道有什麼老前輩，什麼謙遜，什麼情分」；即使因主張新文學而「置身於孤立之地，四面楚歌，遍地仇敵…些小事，於我何有哉？」

對光明充滿期盼

父親一生懷著對中國光明前景的憧憬和期盼，希望台灣早日光復，國家統一富強。他在青年時代參加過台灣文化協會的活動，曾寄望於「台灣議會請願運動」，後來他堅信孫中山先生領導的革命會成功。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後不到20天，父親在《華北新報》接連發表五篇文章，為光復後治理台灣獻策。包括清除日本同化政策遺毒，樹立台胞國家觀念；在台實施德政、廉政，撫恤民生疾苦；軍隊要遵守紀律和普及國語國文等。那時國民政府官員正忙於搶占地盤，發「刼收」財，誰會理會這些建議？

待父親回到闊別20年的家鄉，親眼見到台灣在光復後的種種亂像時，他對家鄉前途的理想和願景徹底破滅。1949年台北六四事件發生，弟弟張光直因「共黨嫌疑」的莫須有罪名被捕入獄，父親才感到大禍臨頭。

在1951年那個腥風血雨的白色恐怖歲月裡，父親胸中的苦悶無處宣洩，又無法擺脫，只能用隱晦的詞語，在稿紙上寫下一篇不能公開，也無處發表的散文：《春雷》，以略述衷腸，並向後人表明心跡。在他孤寂無助，愁病交加，面對密布的烏雲之際，他依然翹首等待「春雷一響」，滿懷「對晴天的無限希望」，亟待「一親久別的陽光」。

《春雷》一文中的這些由衷之言，是他對黑暗現實的憤懣和反抗，是對光明社會的嚮往和期盼，這使我對他深感敬重！

（作者係張我軍公子、筆名何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