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看完《楊梅鄭家：高山頂的開發暨雙堂屋的故事》一書，對於鄭家自17世紀自大陸來台，11代人才輩出，而且均以身為中國人自豪，非常敬佩，有感而發寫下此文。

   8月下旬，有一天在新店安坑自所住社區後面森林公園與妻做晨間散步，正散步中迎面走來一位白髮而斯文的男士，我不認識他，但妻突然轉過頭與他打招呼，並直呼他的姓名—鄭石勇。原來快20年沒有見過面，人都老了難免認識不出，但我妻一望便知這是她的初中同學鄭石勇先生。

鄭石勇與內人初中讀的是桃園楊梅啟明中學（現已改制為楊梅高中），這所學校位於楊梅高山頂，校地是政府當年從鄭家徵收過來的。他們初中畢業已超過半世紀，老同學突然在公園碰面自然欣喜非常。暢談之下，鄭先生告訴我們，他有意為鄭家成立一個文化資產維護促進會，因為他們鄭家在楊梅是大戶望族，有大片田園/山林/埤塘/宗族文化遺產─「雙堂屋」，有待在「後工業時期」的今日台灣給予保留與維護。他知道我是學界中人，希望我贊同並支持他的「善舉」。

次日，鄭先生送來了一本印刷精美/圖文並茂厚達144頁的《楊梅鄭家：高山頂的開發暨雙堂屋的故事》大型書刊。我花了兩天一口氣讀完它，這本書刊呈現的是一個姓鄭名大模的漢子為求生存與發展，於清朝中葉(1735)，隻身由廣東陸豐渡海來到台灣桃園楊梅落戶墾荒，並終成大戶望族的鄭家宗族奮鬥史。

誠如為這本書刊寫序的作家鍾肇政所說：「鄭家自大模公來台迄今280多年，子孫已傳至第11代的勤字輩，鄭家後代人才輩出，在各行各業出人頭地，文學界、工程界以及教育界都有傑出代表人物。」這本書的編輯出版自然是供給鄭氏宗族後代子孫閱讀，其目的鍾肇政認為是「飲流懷源」、「承先啟後」、「繼往開來」。

鄭家後代人才輩出

確然，鄭氏後代子孫表現傑出，文學家有「農夫作家」稱號的鄭煥生（鄭家第六代，鍾肇政的妹夫，以〈土牛溝的傳奇時光〉一文得2013第54屆「文學創作獎」）；工程界有「橋樑專家」鄭渠生（第六代），學術界有李遠哲台大化學系畢業論文的指導老師鄭華生（第六代，原台大任教，後為清華大學教授）、著名中日文化歷史學者鄭樑生（第六代，原國家圖書館研究員，後為文化大學日本研究所教授）、鄭石通（第七代，現為台大生科院教授兼院長）；體育界有鄭兆村（第九代，2017台北世大運標槍金牌）。

鄭家子孫的表現出類拔萃，令人稱羨，這與秉持中華文化，飲水思源、慎終追遠與恪守宗族遺訓，耕讀傳家，講仁義存道德有關。

鄭氏家族第五代鄭玉雪（生於1893）就是耕讀傳家的典型例子，他雖然只讀了兩年私塾，但常在午夜仍在廳堂角落點著一盞煤油燈作詩或抄寫古文，他著《木本水源序》詩稿一冊，其中有下列七言絕句一首可見鄭家祖訓與德行：

耐守清貧計亦良，絕無退悔便山場；

心如處士心懷遠，志似高人志願強；

日訓兒孫存道德，夜教苗裔習文章；

宗模祖典能長誦，瓜脉綿延世澤長。

鄭家後代不但家家保有族譜，而且還出版鄭家族史，不忘鄭家宗族來自中原，遠祖為周代宗室，近祖由中國大陸廣東陸豐遷台，《楊梅鄭家》頁18有二張照片可以為證，一張是雙堂屋祖先牌位上樑的「滎陽世澤」匾額，一張是來台一世祖鄭大模墓碑上所刻的「陸邑」（陸豐簡稱）。不論是祠堂裡的「滎陽世澤」匾額，還是墓碑上的「陸邑」鐫刻，在在說明楊梅鄭家的子孫不忘他們自己是炎黃子孫，是來自祖國大陸現住台灣的「中國人」。

雙堂屋是鄭家文化資產   

鄭石勇告訴我，他們特別要維護的文化資產是鄭家的「雙堂屋」。「雙堂屋」是由「道東堂」與「滎陽堂」組合而成。「道東堂」紀念鄭家遠祖鄭玄，鄭玄為東漢儒學大師，少時家窮好學，曾為嗇夫（稅務兼訴訟小吏），21歲因太守提拔入太學讀書，拜第五元、張恭祖、馬融為師，潛心問學凡20年，終成中原地區最有學問儒人。東漢延熹16年（西元166）學成，鄭玄向恩師馬融告別東行，馬融欣慰地說：「鄭生今去，吾道東矣！」

「道東」二字就是這樣來的，鄭家後人為感念遠祖鄭玄成為大儒的知識功績，就以「道東」兩字作為本家堂號。另一說法是鄭世遠祖在大陸定居時就注重道德傳家，先祖鄭大模渡海來台開墾時也就將此一高尚情操的「德行」帶到東瀛（台灣）發揚光大，所以稱為「道東堂」有道德東遷之意。

至於「滎陽堂」是紀念鄭氏遠祖在周代為周氏宗室，世居河南滎陽，以後以「鄭」為地名，即今天的河南省會鄭州。楊梅鄭家以「滎陽」為其堂號，當然是他們慎終追遠認為祖宗來自中原，以有鄭玄老祖為傲，以做為「中國人」為榮之意。

鄭樑生堅持自己是中國人

台灣經過50年的日本殖民統治，有不要名節的漢奸浪人賣祖求榮，有去勢中華兒女的自我身分認同，有甘願在「皇民化」下數典忘祖改姓日本名字的三腳仔充當日本次等國民。但絕大多數的台灣漢人，不論閩粵，皆具有國族情懷，民族意識強烈，不忘自己的祖宗來自中原祖國，以生為「中國人」為榮，即使往生，也不忘在墓碑上刻留天水、穎川等祖籍地名，鄭氏家族祖墳刻有「陸邑」便是一例。

《楊梅鄭家》對鄭樑生的國族意識有生動地描述。鄭樑生（1929-2007）生在日據時代的桃園楊梅高山頂鄭家雙堂屋，小學及初中受日本教育，台灣光復時入台北工業學校，1947年因「二二八事件」中輟，回楊梅家鄉讀私塾，不久考上台北師範學校，畢業任小學教師，因教研俱優，保送台灣師院專修科，後任教楊梅啟明中學，教過鄭石勇和我內人。因為努力不懈，又考上台灣師大國文系夜間部，後在師大受業老師鼓勵、推薦下前往日本東北大學攻讀歷史學，1982獲筑波大學文學博士。

鄭樑生回台後，除在中央圖書館日韓研究室任職外，又執教文化大學日本研究所、東吳日文系、淡江日文系。離開中央圖書館後，專任淡江日文系，擔任系主任期間開授中日關係史、日本通史，並出版《日本通史》、《日本史》、《日本古代史》多種著作，為台灣研究日本問題的有數學者。

據淡江他的授業學生回憶說，「先生上課每每提醒學生勿忘國族」；「有一次有學生撰寫研究報告，依襲日人稱中國為『支那』。先生當即於課堂上明示：中國是「支那」？我問你，你是哪一國人？你是中國人？還是日本人？一點國家民族的觀念都沒有，別人錯，你也跟著錯？

看看這段「明示」，令人欽敬。生在台灣也是「台灣人」的鄭樑生教授，他的族譜與宗族史告訴他，他是炎黃子孫，中華兒女，他以我是「台灣人」，更是「中國人」作為自己的身分認同，並教育他的學生要有「國家民族的觀念」，我們都是「中國人」。

我讀完《楊梅鄭家》這本書刊，覺得這種國族情懷、民族意識，紮根在楊梅鄭家的宗族意識深層結構中，也深埋在台灣庶民社會的小傳統中，民進黨瘋狂式地「去中國化」，不但數典忘祖，而且也背叛了台灣人民，即使修改中小學歷史課綱，也泯滅不了我是「台灣人」，更是「中國人」的國族意識。

（作者係中山大學、佛光大學名譽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