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肇政是國府統治下，歷屆重要的文學獎得主；但他也是出身於皇民化運動下的青年師範，原本是日本人訓練的青年學校與青年訓練所的皇民化師資。

鍾肇政在戰時因發燒而聽力受損；因此，他對很多事物都得倚靠他的想像力。他的大河小說帶動了我島以台灣島史為題材的寫作風氣。而他的想像力則大大有利於他寫作大河小說的需要。

小說內容未反映真實生活

鍾肇政在日據下成長，以日據台灣史為小說素材，並以寫實為標榜。他先後寫了兩本三部曲的小說與多本長篇小說；號稱「記錄了日本殖民時期台灣各階層的生活實況。」 然而，事實上，他的小說多半是想像出來的，並非寫實；因此，他的寫實主義，卻缺乏了寫實主義文學所需要的生活與思想背景。

但是，鍾肇政的小說帶動了之後的李喬與東方白的三部曲─都是以台灣歷史為號召的小說。然而，他們真的深入理解歷史的發展嗎？如果以鍾肇政為我「台灣文學之母」，是合理的肯定嗎？其作品給了台灣文學怎樣的養分與典範？

吳濁流批評「摻了太多水」

我自己就是受台灣文學的影響，而開始研究台灣歷史，此時沒有太多時間批判鍾肇政，但我要指出，他的前輩吳濁流，批評他的大作「摻了太多水」。被吳濁老如此批判的人，居然還能被稱為「台灣文學之母」。尤其，母親是何等神聖的名號，這真是台灣所有文學心靈的悲哀。

台灣文學的母體，應該是她的人民與她深刻的、由荒誕到崇高一體的歷史與文化，以及滋養與承載這一切的大地。在鍾肇政的文學中，不過是日本殖民官方與國府官方框架下的摻水作品吧。好多水啊，形成他的大河小說。

台灣民報反映了真實狀況

真要理解日據史，就應該找當年的《台灣民報》來看，正可以印證這些大河小說對日據描寫的「淺入淺出」。 我就此引手邊書稿中的一段供參考─

「看蔗農如草芥，視細民如魚肉；若有勢力者，婢先為其採取。若無勢力之人，必須呈送禮儀，方肯為其採取。若無勢力，無餽贈禮物之人，任其甘蔗枯槁，百般刁難，使一般窮民抱屈難伸，無可赴訴，…。會社所雇落園之人員或割尾或割蔗或車夫或積台，如農者必須呈送敷島及檳榔，方肯相當為其採取甘蔗，若無前記之食物敬呈，割蔗人則留下蔗頭六七寸或三四寸之長…種種刁難，…會社與嘉南大圳互相聯絡…自大正九年編入嘉南大圳區域，今則給水溝、排水溝，皆賴民力工作，略告成功…源流水量不足，是以設計輪作法，…且思三年間播一回水稻，豈能達水利之目的乎？…農民之純益不足供賦課之需。嗚呼哀哉，…孔聖云，始作俑者，其無後乎。若嘉南大圳之當事者，罪惡滔天。…農民明知甘蔗之無利，而思水稻之有益，無奈受嘉南大圳之強制輪作法，三年播種一回之水稻，…若嘉南大圳與製糖會社共同維持利益而不知細民之慘景，妻號寒於臘月，子啼饑於豐年，告貸無門，…」。〈小農民的十大苦況〉，《台灣民報》1925年12月27日。該年我台先民的平均死亡年齡為23.7歲；到了1939、1940年，數據更下降到22.7、22.9歲。

再貼一資料：「近日嘉義中埔庄方面發生腦脊髓膜炎，所以當局就大驚小怪，馬上派了許多的巡查，住在該處。那所被派的巡查，便就自作威福起來，強要庄民的薪炭。這還少可，甚麼要酒〈就日本清酒方可下嚥〉要肉，天天像那座保正的強求起來，稍有不應他的，他們就打就罵，又再向被交通遮斷的老百姓，待遇像入監獄的囚犯一樣，不順他的意他就打罵起來；就是順他們的意，他亦要尋事，或弄人如玩物似的，至不可言者，就是膽敢在青天白日之下，戲弄那潔白質樸的村里婦人…這樣的事不但中埔庄，全島是處處皆然…」。出自友泉撰〈防疫警察是真了不得〉，《台灣民報》，1926年3月7日。

林獻堂先生日記1941年3月21至22日記載：「張福立來赴役場主催農業增產之業主打合會，先來訪問，談『三年輪作』之害，數十分間乃去。記特務來，告種蔗之害…業主之損失莫大，而佃人亦無利益，為擁護製糖會社，使人民莫大之損失，汝等默默而不報告何也。記言種蔗問題州下報告日數十通，州郡當局非不知也。不解何故而不能改。」

大河小說本該反映史實

日本人中當然也有好人，我們不應該非理性地沉溺在過去的不幸中，但是，那51年的歷史是讓我先民哀痛的史實啊。請問在鍾肇政自豪反映了我島歷史的大河小說中，有深入地反映上述的深刻史實嗎？

「摻了多少水」啊！吳濁老的評語，真是深刻的寫實主義大家的用詞。

 (作者係台灣史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