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地看，中美關係的常態似乎應該定義為「風雨飄搖」，太平洋橫亙在中美之間像是一種戲劇性的反諷，在兩個規模巨大、抱負遠大的大國之間，太平洋竟然是那樣的難得，而摩擦卻是那樣的頻繁。

中國大陸有一個美好的願望，恰如習近平主席多次提到的，寬廣的太平洋足夠容納中美兩國。而在美國看來，攜崛起之勢奔向南海、向西突圍的中國是如此的令人緊張，他們反感於「新型大國關係」對於美國傳統優勢心理的挑戰，更惶惶於「一帶一路」戰略對於美國全球戰略利益的威脅。美國對於中國有太多的臆想、懷疑與防備，這可以從當下華盛頓智庫的流行熱詞看出。

寒意陣陣的中美關係

近來，中美之間最焦灼的問題是南海局勢持續緊張。為了保衛領土領海主權而進行島礁建設的中國，在南海爭端各當事方紛紛填海造島的潮流中算是後來者了，但在美國看來，中國的「建設規模大、GDP總量大、戰略意圖不明」令人不安。美國干涉南海事務的傳統方向是指責中國的段線主張，但2015年初開始，美國軍方、政要、智庫、媒體等紛紛炒作中國的島礁建設，加大了批評和干涉的力度與頻率。

今年5月，美國副總統拜登指責中國在南海填海造島引發地區緊張，威脅要增兵駐守亞太，「趕在挑戰演化成衝突之前管控那裡的挑戰」。同月，美國派出瀕海戰鬥艦「沃思堡」號駛近南海南威島。甚至有匿名官員放出風聲，揚言美國在考慮動用軍機和軍艦進入中國在建的南沙島礁12海里以內。而5月底香格里拉會談上，中美軍方的態度強硬和各說各話，更明示了中美之間的寒意陣陣，所謂中美戰略敏感期重現江湖。

南海問題只是區域性具體事件，算不上中美之間重大的結構性問題，充其量是中國崛起之時美國的又一次借題發揮。只是這一局部性問題與東海問題、網路安全、TPP等其他矛盾點一起激發，共同構成了美國對中國崛起和「一帶一路」戰略的激烈反應。中國崛起，中美關係走下坡，這裡的因果關係折射出，中國要同時處理好國家發展與中美關係的困難之大，也反映了美國對於中國改寫國際安全規則，並主導國際政治秩序的疑忌之深。

憂心忡忡的美國智庫

最早對緊張狀態做出反應的是華盛頓的智庫，這些來自布魯金斯學會、SAIS、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和各大學的學者們意識到，中國的崛起不可阻擋並判斷美國全球地位將面臨挑戰，他們紛紛發聲，揣摩中國的戰略意圖，並對中美關係的前景發出預警。他們的意見可以從熱議一時的詞語中一一窺見。

戰略互疑：這是布魯金斯學會的基本觀點。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在《中美戰略互疑：解析與應對》一書中認為，美國領導人對中國國內政治體制理解得不夠，所以在中國迅速崛起的同時陷入了嚴重困境。李也認為，中美之間對彼此立場、戰略意圖有諸多不理解之處，如果中美發生衝突，不會是因為意識形態的不同，也不會是因為現實利益的交鋒，而是互相的猜疑、誤判，由此產生的對彼此的恐懼是很危險的。在最可能觸發中美衝突的南海問題上，中美同時質疑對方的戰略意圖。

「戰略互疑」論試圖揭示中美緊張關係的內在根源，但互疑是任何兩個獨立主體之間可能存在的狀態，消除互疑是幾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現實的作法是承認互疑難以消失的事實，積極探討溝通和機制化合作的路徑，避免由於戰略互疑導致戰略分離，甚至是戰略對抗。

第四個聯合公報：這是「知華派」學者蘭普頓(David M. Lampton)的新觀點。他認為由於互疑的存在、互信的缺失，中美之間應該簽署第四個聯合公報，以闡明中美關係的遠景，一是要說明權力的分配已經變化，平衡與穩定是中美的共同目標；二是兩國需要互相合作並與其他國家合作，對現有的國際經濟與安全機制做出調整。卡特中心的柯白(Robert A. Kapp)贊成這一建議，認為中美需要重新向對方做出承諾，以具體的形式重新致力於雙邊關係的積極發展。

蘭普頓的提議適應了戰略互疑時代的需要，但也暗示中美現有三個公報的減效或失效，意味著為了這個新公報，中美需要把現有問題都重新拿到枱面上談判，這將是一個漫長而充滿風險的過程，在國際時局瞬息萬變的當今是不現實的。事實上，與其新搞一個公報，不如相互敦促，把現有的三個公報落實好。

螺旋式升級：美國海軍戰爭學院學者金來爾(Lyle Goldstein)認為，中美目前存在危險的戰略競爭「螺旋式升級」的勢頭，導致這種對抗的重要問題之一就是台灣問題，因而他提出「螺旋式合作」的解決方法，基本主旨是兩國通過相互承諾和行動，逐漸升高解決台灣問題的層次，最後達到美國徹底停止向台出售武器，中國則在台灣最終地位談判中承諾不動武。

這種各讓一步的主張，堪稱近期美國學者在台灣問題上的最大膽建議，但在現有條件下並不具備政治可行性，也難以對美國政府的決策產生現實影響，它的著眼點是中美之間傳統的結構性矛盾，對台灣問題的新生矛盾點關注不夠。

臨界點：這一概念也是蘭普頓教授提出的，同樣引起了廣泛議論，他認為中美關係正在進入臨界點狀態，即將到達劍拔弩張的節點，原因在於2010年以來中美各自的恐懼達到關係正常化以來的最高點，中美關係的關鍵性、根本性支柱受到侵蝕。

「臨界點」論暗示衝突即將發生，大有「狼來了」的警示意義，也為金來爾的各讓一半建議提供了佐證。但是，蘭普頓似乎忽視了三個重要因素，（1）建交以來兩國交流合作的成果和相互依賴的加深；（2）區域內或全球性對於衝突的制約力；（3）兩國政治經濟發展的內視取向。

中美關係的變與不變

流行於美國智庫的詞語反映了對於中美步步升級的緊張關係的集體焦慮，各種建議有理性的分析也有臆想的成份，解讀這些詞語，可以間接地把握美國對華決策的脈絡。

美國對華決策基於美國利益的需要，但並不意味著僅出於美國主觀的判斷。中美關係包含著動態的和恆定的兩個基本面，是兩國決策的基礎。一方面，中美之間的變，表現為中國實力上升和戰略調整帶來的改變。一個大國崛起，世界體系必然有所反應，中國崛起不可避免地衝擊了現有權力格局，國家實力提升後對於核心利益的保護力在增加，甚至國家活動範圍和能力也在擴展，美國如果不能改變這一事實就得要適應它，否則一定會焦慮。

另一方面，中美之間的不變，是指兩國之間存在著不變的共同利益，包括台海和平、反恐和經濟互賴等，理性的決策應是從保護兩國共同利益開始，進行建設性接觸和機制化合作。美國需要理解而不是臆斷「新型大國關係」的意圖，這一主張不是要美國退出亞太，而是要在動態變遷之中，保護和擴展兩國共同的利益，因為太平洋容得下中美兩國。

（作者係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