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榮鐘所寫的〈臺灣民族運動的舖路人—蔡惠如〉，是台灣早期少數以蔡惠如(1881-1929.5.20)為主的文章。葉榮鐘之子繼承了父親的志業，致力於挖掘被遺忘的歷史，彰顯蔡惠如祖孫的志業與壯舉。

    2016年11月，陳映真先生走完他人生的旅程，留下了許多讓我們思念與思考的問題。12月初，八寶山告別式，我注意到陳桑（陳明忠先生）並未出席，只見其夫人馮守娥女士參加。我不免納悶，以陳桑的身分理當親自出席。數日後，於一台北聚會的場合見到陳桑，陳桑隨即主動提起，因為蔡意誠先生也於日前過世，出殯日期撞期，所以，他不得不留在台灣參加蔡意誠的告別式。我心頭馬上浮起的疑問是，這蔡意誠是何方神聖？想必非等閒之輩！

經查證後知道，原來蔡意誠的父親蔡珍曜，是蔡惠如的三子，畢業於日本一橋大學，母親林小娟是霧峰林家林朝棟的孫女，林瑞騰之女，可算是家世顯赫。他又如何認識陳桑？據陳桑說50年代，他們曾共監6年，引發我更大的好奇心，希望能深入了解這段史實。拜讀完謝金蓉所寫的《蔡惠如和他的時代》一書後，仍覺得有層層的疑問。

蔡惠如、林季商是祖國派

父親葉榮鐘於1962年8月7日，寫了〈蔡惠如先生的素描—記一個臺灣民族運動的舖路人〉，發表於1964年《臺灣文藝》第二期。1975年父親應蘇慶黎與康寧祥的約稿，經增補修訂後，更名為〈臺灣民族運動的舖路人—蔡惠如〉發表於《臺灣政論》第一期，後收於《臺灣人物群像》（晨星出版社）。2015年，人間出版社《葉榮鐘選集》文學卷則收錄了前者。

就如謝金蓉在她編著的《蔡惠如和他的時代》序言所言：1929年迄今，近80年來，以蔡惠如為主的文章少得可憐，還好有葉榮鐘那篇影響久遠的〈臺灣民族運動的舖路人—蔡惠如〉。

父親於該文中描述蔡惠如在「治警事件」被判刑禁錮3個月，從清水搭火車到台中，由台中火車站步行至台中醫院，探望同案被判刑的林幼春，沿路隨行的民眾，萬人空巷，日本警察幾次驅散，皆無法得逞。可見他受民眾愛戴的程度。日本總督府在他刑期屆滿前，偷偷將他的專車送回清水，擔心入獄前難堪的那一幕再度重演。

蔡惠如與林季商（林朝棟嫡長子）除有姻親關係，更重要的是，父親指出兩人都是當時的「祖國派」，「他們以為台灣的問題，如果不是中國強盛起來，沒有法子解決的。」所以皆不願做日本帝國主義殖民下的順民，毅然決然地變賣家產，脫離日本國籍返回祖國，林季商更積極地組織民軍，響應孫中山的革命運動。蔡惠如在福州倉山雖有產業，卻如同父親所謂的「武士的商法」，意思是說武士改行經商，沒有不虧本的。

蔡惠如和林瑞騰也曾於1920年代去上海資助「平社」的活動。平社是當時在上海帶有左翼色彩的團體，因批評日本帝國殖民主義，受到日本特務的注意。蔡惠如的長子蔡炳曜，也是平社的活躍份子。蔡惠如奔波於東京、福州、台北、上海等地，支撐他反帝的活動力量，不僅來自他和林獻堂所領導東京台灣留學生的文化啟蒙運動，霧峰下厝的林季商、林瑞騰、林幼春都是極其關鍵的人物。1921年成立的「台灣文化協會」，推舉林獻堂為總理，總理先後指派楊吉臣、林幼春為協理。如果深入了解當時林家頂厝和下厝的關係，即可明白箇中的道理。

楊吉臣之姐楊水萍是林朝棟夫人、林季商的母親，當時林季商已脫籍返回祖國，但其母楊水萍仍在霧峰。這也是為何林獻堂日記提到定省晨昏楊太夫人的原因，可知，林獻堂名義上雖然是霧峰林家的族長，但無論財力、人力還是得仰仗著下厝的人脈。目前在台灣只要提到霧峰林家，馬上聯想到林獻堂，對於下厝林季商、林瑞騰、林幼春等「祖國派」的壯舉，除了在父親的文獻裡還可以略知一二，早已乏人問津。這不能不歸咎於戰後國民黨主政時期因聯合日本、與美軍協防對抗中共，導致日本統治台灣的歷史遭到扭曲，去殖民化思想還有待清理。

剜肉醫瘡創建台灣喉舌

惠如先生最為人津津樂道的事蹟是，1920年1月，東京的留學生們在東京惠如的寓所成立了「新民會」，會中彭華英、林呈祿等人倡議辦雜誌來宣揚立場，反抗日本殖民。問題是辦雜誌，資金從哪來？留學生個個都苦哈哈，哪來的錢辦雜誌？蔡惠如在自已並不是很優裕的情況下，慷慨解囊1,500元，於同年3月離開東京之前交給了林呈祿，才有《臺灣青年》的創刊，也才有日後台灣人唯一的喉舌《臺灣新民報》。父親用「剜肉醫瘡」的切膚之痛來形容惠如先生的義舉，但他從不居功，還「以數目之渺少引以為憾，以不能為同胞多出一點力量感到慚愧。」

蔡惠如的孫子蔡意誠可以說是繼承了祖父的志業。了解他的事蹟，無疑有助我們認識戰後兩岸民族分裂的悲劇。他一生兩度入獄，共服監23年7個月，第一次是1950年代參加郭琇琮讀書會而入獄，在綠島和陳桑同監了6年，因為兩人都是讓獄方頭痛的人物，所以被關在同房。蔡意誠第二次被關，竟只是因為閱讀、散布了陳桑從日本攜回的影印資料，就被判「為匪宣傳」，判刑10年（參看人間出版社陳明忠回憶錄《無悔》，頁202）。除此之外，蔡意誠對台灣文化的貢獻，過去因牽涉到人身安危，陳桑守口如瓶40多年。今年8月初，我特地拜訪陳桑，除想進一步了解這一段歷史外，更希望得到他的允許，將下面的這段史實重天見日。

蔡意誠與戰後左翼再出發

1976年7月3日，蔡意誠拿10萬元交給陳明忠，當晚陳明忠將這筆款項如數交給了陳映真，7月4日清晨，陳明忠就被捕了。據陳桑口述：當時的黨外抗爭活動是統一戰線，所以，以康寧祥為首的黨外份子，籌辦了《臺灣政論》這本雜誌。包括陳映真、蘇慶黎、陳鼓應等都投入這本黨外雜誌的工作，無論編輯、撰稿皆不遺餘力。辦到第三期（總共也只辦了五期），就開始發生路線分歧，陳映真很明確地告訴陳明忠，無法繼續合作下去了，如要另外辦一本雜誌，並不是沒有人力，而是欠缺資金。陳桑問需要多少資金，陳映真回說要60萬。陳桑回憶，60萬當時在台北市可以買一棟透天樓房。

蔡意誠這10萬元就是頭款，有了這筆資金，才開展了《夏潮》雜誌的人馬。順帶一提，《夏潮》本來是蘇慶黎的前夫（精神科醫師鄭泰安）辦的，辦了三期，第四期由蘇慶黎接手主編，直到1979年，因刊登「江南案」文章而被迫停刊。但是，也開啟了日後的《人間》雜誌、人間出版社等左翼文化陣地，《夏潮》雜誌的開辦可以說是台灣左翼勢力重新出發的源頭。

蔡惠如的祖國意識讓他在台灣民族運動史上，留下了不可抹滅之功，在反殖民、反帝國主義鬥爭的長史中，他和林季商、林幼春一樣，站在統治者的對立面，抗爭到底，毫無妥協的餘地。今日我們對蔡惠如一生的事蹟重新肯定之際，對於他的孫子蔡意誠的義舉，也要給予正面的歷史定位，希望能發掘更多史料，來彰顯這一門忠烈—祖孫為台灣反殖民、反專政奉獻了他們可貴的青春，拋磚引玉地起了帶頭作用。祖孫兩人真不愧是台灣民族與社會運動的舖路人。

（作者係葉榮鐘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