喧騰一時的「馬習會」議題，在台北接二連三的政治風暴衝擊後，似乎沉寂下來。5月26日，就職滿六周年的馬英九卻對《遠見雜誌》專訪表示：「(馬習會)這個舞台早就搭好了，就看大陸方面。」事實果真如此簡單？

今年2月王郁琦在南京大學，宣揚台灣的民主成就後一周，美國世界論壇網刊文〈北京「買下」台灣的戰略：不發一槍裹挾統一〉認為馬英九急欲藉由今年在APEC實現「馬習會」，以挽救自己的聲譽，又說「北京對台戰略變化幅度之大、之快，出乎台灣和海外觀察人士的意料。」

面對兩岸大勢所趨，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米夏摩（John J. Mearsheimer）在其〈向台灣說再見〉（Say Goodbye to Taiwan）文中，一口咬定「情勢將迅速對台灣及美國不利」、「對台灣而言，強大的中國不僅是個問題，它根本是夢魘」。但美國「棄台」或退出台海兩岸，會不會恰是結束中國內戰的和平新機？

珍珠港事件後，美國特別重視台灣在西太平洋的戰略價值，占領台灣一度就是美軍的目標。作為美國遠東利益藍圖的一部分，《開羅宣言》的來由，不無美國高層以台灣主權歸屬中國，來換取介入台灣軍事設防權的考慮。日本竊取釣魚台列島，不也是美國攛掇的《舊金山和約》與《美日安保條約》使然？近來連東京也模仿美國推出《台灣關係法》之議，可見其對「國境之南」的殖民懷戀。

因此，國共領導人會談成為被正視的焦點，所反映的現實之一，當是此前兩岸關係發展條件中的美國勢力退燒。然而，觀察台北幾乎奪權成功的反對運動，在執政黨瀕臨一敗塗地的局面時，卻因華盛頓的頤指氣使而黯然收場，人們才恍然什麼叫做「美國說了算」。

這說明退燒的美國在台建立的內應裝置仍在悶燒，持續作為外力介入兩岸關係發展的依據。北京張揚「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台北一片漠然。現實華盛頓的兩手策略格局已養成台北的投機性格：既想在經濟上吃中，又想在政治上靠美；既宣稱自己是中華文化的領航者，又巴迎美化殖民遺留的文明貢獻。

再者，台北移植西方選舉主義民主制度30年來，竟使台灣淪為「三小龍共同的反面教材」。而失能、失效的選舉政治，又使台北當局活像個忙碌的選委會，政策與實踐過程夾帶過多的選舉考量，根本欠缺可大可久的穩定性與發展性。

試看北京奧運那年(2008)3月，外力操弄西藏暴亂，馬英九為求「大位」而演出抵制京奧的選舉秀。再如去年11月，馬英九為自己不能兌現簽訂兩岸和平協議的選舉諾言推卸責任，說要先辦公民投票。又如他在就職滿6周年，九合一選舉前，才去微調中學教科書裡媚日反中的表述。「馬習會」議題，更難脫選舉因素。問題在於，北京要不要做球給這樣的馬英九和國民黨？或者問，北京要如何利用台北的選舉文化，產生對兩岸關係的預期影響？馬英九最受肯定的政績，就是他相對開放的兩岸政策，但現今卻弔詭地成為人氣空前低迷的口實，這是民主政治與國家定位的層次錯亂使然。

兩度民選上台的馬英九，居然要依賴公投來決定大政方針，這或許是美國因素使然，但也說明在「台灣地位未定」的集體焦慮下，選舉民主的脆弱性。

所謂「政黨輪替」以來，台灣無論藍綠執政，民心滿意度從未過半，並且每下愈況。不僅台灣如此，去年「皮尤全球態度調查」（Pew Survey of Global Attitudes）的結果顯示：只有31%的美國人對本國發展方向「十分滿意」；但在非選票政治的中國大陸則是85%。而馬政府的滿意度已降到個位數，則「馬習會」對台灣人而言，還能有什麼代表性與正當性？

反觀北京，「九二共識」、「兩岸一家親」、「促進經濟融合」、「加強民間交流」既是戰略目標，也是堅守「一個中國」原則下，30多年來兩岸關係發展的必然。它既有一貫性又有發展性，且具有明確的主體性。要說有什麼出人意表的變化，也只是某些「觀察人士」不願正視兩岸現實的心理投射罷了。

「正視兩岸現實」首先要正視上個世紀中國社會大革命時代，新舊政權遞嬗的歷史遺留懸而未決的問題。其次要正視舉世公認的「一個中國」事實。但台北的兩岸政策總是呈現外援思考的特徵，總是附屬於中美關係下的變數。如今台北的中華民國論述，到底是中華民族主體性格的組成？還是擔綱著外力代理人角色，而走到這個主體的對立面去？若是後者，則台北殫精竭慮，試圖將「馬習會」地點推向APEC等國際場合，其意圖不難理解。只是證諸歷史實踐，這種想望多年的國際承認對台灣而言，會不會只是昂貴的政治幻想與殘酷的精神凌遲而已？

古語說：「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大陸崛起和台灣不振，有哪個是民調或公投決定的？荀子說：「上不循於亂世之君，下不俗於亂世之民。…天下知之，則欲與天下同苦樂之；天下不知之，則傀然獨立天地之間而不畏：是上勇也。」實踐結果似乎證明：台灣的選舉民主體制難以產生這種領導人。

「馬習會」議題被反對運動冷卻下來，有助人們冷靜注意華盛頓的步數。馬英九的失勢、失能，不無可能因為他的兩岸政策使華盛頓產生某種疑慮，而準備第三隻手出招使然。華盛頓不在乎藍綠問題，在乎的是台海平衡遏制的維持；讓藍綠各取所需地競告洋狀，是華盛頓一門領導統御的學問。

一旦「馬習會」無望或無價值，華盛頓勢必在後馬時代暗助新興的反對勢力作為代理人；一如在後蔣時代，他們支助李登輝勢力那樣。而作為代理，無論藍綠，一切要從屬華盛頓意志。所以服貿、核四、軍購將一切如昔，無論藍綠。至於兩岸問題，亦將由中美關係來決定，也無論藍綠。

蔣介石離世前尚圖邀請中共領導人訪台，陳立夫為此還發表過〈假如我是毛澤東〉一文。如今和平解決兩岸關係已成大勢，一旦台北幡然改變戰略，化被動為主動，協議北京無償軍援台灣防務，不是更具創造性的發展？

若不圖改革開放，則國民黨還得應付美國安裝的另一手─東京。近年在釣魚台問題上的變化，一方面說明華盛頓所謂「亞太再平衡」其實已然乏力；另一方面，卻顯示乏力的華盛頓還將以驅策東京暴衝的方式，重現「太平洋戰爭」前的美日合作，牟利中國。

東京「國有化」釣魚台的下一步，就是台灣，其《台灣關係法》豈僅是玩笑？那是甲午年南進政策的歷史複製，是再圖「大東亞共榮圈」的前置作業，而台北卻有內應發出「釣魚台本是日本固有領土」的共鳴。馬英九拒絕兩岸聯手保釣的基調，恰恰將是新版《馬關條約》的前奏？

歷史上的國共合作，俱是為了抵禦外侮、振興中華，並由此得到民心支持與國家統一。

但二戰後台人長年閉鎖於冷戰陣營的對立面，在極端的反共意識形態上組建國家認同，其崇美親日是中國內戰體制下的產物。因此，國共雙方都有責任正面以對，用更具超越性的胸懷與行動，撫平民族創痕。從這個角度而言，曾在福建工作十數年的習近平體恤台灣的特殊境遇，直訴台灣民心的作風，可謂切中肯綮。

如今東海未平，南海生波，國共兩黨均在這兩處中國海疆上承擔著防務。事關中華民族的共同安全與利益，正是歷史再度召喚國共合作、振興中華的關鍵時刻，馬英九只有在這裡絕處逢生，才是贏得「歷史定位」的正途；而不是請夫人帶著故宮古董去日本鞏固邦誼就好。但他能不和於俗、不謀於眾嗎？

值得一提的預見是，中國人帶給歷史一個有意思的對比：談判香港問題，曾叫世人見證大英帝國的落日；而解決兩岸問題，則將叫世人見識衰退的美國霸權。在香港回歸的過程中，外力介入影響香港，至今絮叨不已。台灣問題的解決能例外嗎？這是近代中國人需要共同面對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