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年前的甲午戰爭，對於中國人而言，留下不可言喻的苦楚，往事不堪回首，凡是愛國者皆視此役為中國的奇恥大辱，無時無刻不希望去日本而後快。

日本打醒中國的春秋大夢

但回首1894年的中日甲午戰爭，若是換個角度回顧，日本這一槍的確徹底打醒了仍在做著春秋大夢的中國。如此說日本是「棒喝」中國的菩薩，雖有些許不妥，因為中國為這一敗戰所付出的代價實在太過巨大。尤有甚者，後遺症迄今猶存，從曾為日本殖民地的台灣，如今仍遺留著不少動輒親日，懷念日本統治的論點，即可略知一二。不過全體中國人若將日本當作是對沈睡中的中國「醍醐灌頂」，也有些許道理存在。

19世紀中國打了兩次大敗仗，1840年的中英鴉片戰爭，中國首敗於來自西方的大英帝國，這是近代中國與西方的首次大戰，不同民族、不同膚色，戰敗原因或許情有可原；第二次1894年，中日決戰，中土頓時成為魚肉，任日本人宰割。這次同屬亞洲，向來素為中國鄙視的大和民族竟然一舉殲滅清朝的海、陸兩軍，導致台灣割讓。推委塞責的藉口瞬間消失，更為不堪的是，不久前的日本，在1850年代還如同中國，亦遭受外國勢力的入侵，最後迫使它不得不採取開國政策，是為「明治維新」。

可是當日本人民全體奮勇向前，急起直追西方之際，從1840至1894年，中國卻白白浪費近一甲子的歲月，幾乎滿朝文武與人民仍選擇沈醉於天朝大夢，例如中國首位駐外大使郭嵩濤於1877年出使英國之際，竟屢遭鄉人謾罵，守舊派更視之為名教罪人，彼時中國人多麼昧於時勢，可見一斑！

有人說，歷史總會重覆一次，可是細究中日1894年以來兩國的戰爭史，恐怕已遠遠超過此數。雙方交戰的結果，敗的一方總是在中國（二次大戰若非美國及時參戰與援助，恐怕戰局也不樂觀），真叫人情何以堪！難道中國總要遭相同石頭絆倒兩次？

有一個故事如此傳頌，對於甲午戰爭，現代中日學生有著不同的思維：中國學生會記誦戰爭過程究竟為何，如何時、何地、何人，雙方死傷人數，我方需賠款多少等記憶性的問題，以備將來考試之用。可是日本的學子則是思考下一次的中日戰爭可能發生於何時？何地？因何原因？最重要的是，一旦打仗，日本應如何面對中國的抵抗？

中日兩國一衣帶水，若是里仁為美，俗語道：以友為師，可以正德行。二個民族互通有無，尤其近現代日本的物質與科技文明已為亞洲的典範，值得效法與學習；若是以鄰為壑，俗諺又說：以敵為師，可以明不足，更可知鑑戒。日本因軍國主義、殖民主義與皇民化運動，給亞洲人民帶來的苦難，中華民族豈可一日忘卻？而由此所延伸的當代日本，如安倍晉三首相為掩蓋二戰的罪行，所採取的諸多擦脂抹粉舉動，又豈能不戒慎恐懼地加以痛斥，以防死灰復燃，而今安倍內閣集體自衛權的實施，不也更加證實了亞洲民族對日本的憂懼，絕對有正當的理由。

俗語說得好，危機也是轉機，挑戰也是機會。中華民族面對百年以來，日本不斷的刺激與挑釁，本民族必須有正確的回應，方能永續發展於世上。這就如同英國史學家湯恩比所謂的「挑戰與回應」理論，舉凡古今中外的民族，凡是無法成功接受挑戰者，終將退出歷史舞台，成為歷史的名詞，這種例子所在多有。當然如同英國文學家紀伯倫所說，「透過回憶，可以相聚」。藉由歷史的記憶，得以令後代子孫遙想中華民族先祖先賢，如何篳路藍縷，以啟山林；如何面對日本無情的打擊，仍然挺起腰桿，奮力向前。透過甲午沈思，國人更應思考為何19世紀之前，向來以中國文化馬首是瞻的蕞爾小國，竟能在1894年一舉打垮清帝國，再於1904年的日俄戰爭，痛擊俄國，最終成為東亞強權，與歐美列強並駕齊驅？

日本現代化成功之道

甲午戰爭的喪權辱國、九一八事變、五三慘案等中日歷史事件，雖然讓中華民族痛徹心扉，但沈思是為了從挫敗中奮勇直追；反省是為了他山之石可以攻錯。若不如此，慘痛經驗必將重演，更徒令日本軍國主義者宰割。反思與回顧近代日本成功崛起於東亞，陸續擊退中、俄等大國，後來居上於西方列強，絕非僥倖，實在良有以也！

思索日本現代化成功之道，有人認為是地理位置之故，因為列強在19世紀後半進入東亞之際，主要爭奪的目標集中在中國，所以孤懸亞洲太平洋一隅的日本，乃得以躲過西方的覬覦，將傷害減至最低。同時也拜海外孤島之賜，讓日本有更寬廣的洞察力，感受到外力入侵的急迫性，有效力地推展維新運動於全國，最後達成明治維新。另有人則從潮流與政治上切入，認為日本乃是一個能識時務的民族，他們掌握世界歷史順之昌，逆之亡的啟示，選擇不故步自封，與時俱進，在下級武士的擁護下，積極進行尊王攘夷、大政奉還，大力推動開國政策，以圖大和民族之生存與復興。

上述日本成為近代強國的理由，皆有其一定的說服力，不過，筆者認為日本之所以能成功的另一項重要因素，乃源自於大和民族的人生價值觀，即以「價值取向」（goal orientation）的生命觀，而不是「地位取向」（status orientation）的民族。何謂價值取向？簡言之，人生最後的定位不在於名利地位之高低，而取決於個人為社會與國家貢獻為何，在日本人的判斷中，即便是一位工匠，若能盡忠職守，仍能為社會所稱譽和認同，不必汲汲營營想要成為工部尚書。試看明治維新的主要角色，如坂本龍馬、西鄉隆盛、大久保利通，幾乎個個都是以追求國家富強為職志，以小我成全大我的價值取向。這豈不是孫中山先生再三強調，應該立志做大事，而不是做大官的人生態度。而依中山先生的主張，即便是努力做人生的小事，而有益於國家民族的，不也是值得讚許的價值取向？

反觀地位取向乃是奠基於個人功名利祿的判斷，中國官場上所謂的五日京兆，是為最佳註解。試看清末的自強運動，同樣為回應西方嚴峻的衝擊，但幾乎所有的主角人物皆將個人利益凌駕於國家之上，做巡撫者希望榮登總督，做總督的則冀圖受皇朝拔擢為內閣大學士，再兼軍機處，如此一來光宗耀祖，人生至此，夫復何求！

價值觀決定民族的未來

面對國家未來的競爭，兩種價值觀，哪一種能有助於民族的永續發展，不問可知，高下立判。反省是為了將來，我們深信，以中華民族的國土、資源與人口，只要發展策略朝正確的道路邁進，中國的復興與崛起，中國夢的實現，皆屬必然的歷史法則，毋庸置疑。而在中國興盛之路的過程中，舉凡經濟、軍事乃至政治制度等形而下的諸多層次，若欲追趕歐美，甚至超越日本，指日可待。但觀乎百年來中國所不足的，乃在人心一切唯利是圖，個人地位的追求遠甚於對國家民族長治久安的終極關懷，這才令有志之士深以為憂。

平心而論，面對甲午之戰，無論正反面，端視中華民族如何面對日本的挑戰與回應。是菩薩，因為它打醒了睡獅，也打開了中國一個世紀以後的復興之路；是惡魔，因它對中華民族和亞洲其他民族所帶來的傷痛，又豈是時間所能撫平！苦難當使民族偉大，與其生氣不如爭氣，甲午沈思，中國豈能不反躬自省？唯有自我省思，我民族方能歷久彌新而不墜，也唯有如此，中國的崛起與中國夢，才有實現之日。

（作者係嘉義大學應用歷史系教授兼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