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變遷，波濤洶湧，國際社會現正處於多事之秋。中國大陸周邊形勢，整體狀態尚稱穩定，但環境險峻，風險呈累積態勢，安全變數增加。

一些西方國家正透過網路加緊對中國大陸策動「顏色革命」，實施網上「文化冷戰」和「政治轉基因」工程，企圖連根拔除中國軍人的「軍魂」。所幸在過去一年，習近平從嚴治黨、從嚴治軍，令軍隊內部多年作風積弊得到有效糾正，軍隊優良傳統得到回歸。一個現代化國家必然是法治國家，一支現代化軍隊必然是法治軍隊，必須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

剛過世的大陸前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喬石十分關注民主法制建設及黨風廉政建設。2012年出版的《喬石談民主與法制》一書，收錄其對政法工作和法制法規的論述。在談法治中，喬石表示：「要堅決制止和處理阻撓、干擾律師依法執業甚至打擊迫害律師的違法行為，切實保障律師的權利」。在談到法院工作時，他要求嚴格依法辦事，「該頂住的還是要頂住。如果不頂住就什麼事也辦不成了，那還要法院幹什麼？」

民主制度不能強制移植

「顏色革命」是指21世紀初期，在前蘇聯和中東北非地區發生的以「顏色」命名，以和平的非暴力方式進行的政權更迭運動。

「顏色革命」成為敏感詞，可以追溯到冷戰時期，以美國為核心的資本主義同盟與以蘇聯為核心的社會主義陣營，國際政治呈現兩極化對峙。每當蘇聯陣營出現某個國家因為經濟困難引發民眾不滿，進而意圖改革，甚至要以另一個陣營為榜樣時，西方一律冠之以「春天」的美譽。如1956年「匈牙利之春」、1968年「布拉格之春」、1977年「北京之春」。

冷戰後，西方更掌握了絕對的話語權。「之春」一詞也開始指向民主制度，當某一個不親西方的政權出現大規模民眾抗議行動，國外政治勢力和金錢趁機介入，突出的有烏克蘭、吉爾吉斯、格魯吉亞，以及中東的伊朗。2011和2012年間，當時受「阿拉伯之春」的影響，中國大陸也出現「茉莉花革命」的呼聲。

2014年香港發生以黃色雨傘為標誌的「占中」以來，大陸輿論將它與「顏色革命」聯繫起來，並稱這是外國政治勢力和金錢支持、煽動、策劃下的有組紡織行動。無獨有偶，美國又在中美洲尼加拉瓜策動逾千人示威，反對中資興建新運河。

民主制度不能強制移植。任何一個國家的經濟、政治制度，歸根到底要由各國人民根據自己的需要來選擇和變革，而非東施效顰地盲目仿效他國。

應避免「顏色革命」災難

習近平執政以來，多次警告，中國是一個大國，犯不起顛覆性的「大錯誤」。他採取的許多政策也被外界詮釋為防止大陸發生「顏色革命」的舉措。比如嚴打引發強烈民憤的貪污腐敗、加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遏制公開傳播西方價值觀等。

「顏色革命」這一概念本身充滿內在矛盾和似是而非的說辭，是美國等國家實現其全球戰略的一個工具性概念，並不是要解決某個國家具體存在的問題與矛盾。發展中國家不小心墮入「顏色革命」的陷阱，整個社會將會為此付出沉重代價。

打鐵還須自身硬。對待西方所謂「顏色革命」的企圖，最好的應對就是先集中精力，自立立人，自強強國，把自己的經濟發展好，須知道禮義生於富足，衣食足而後知榮辱，蓬生麻中，不扶而直。

西方霸權及其鷹犬善用優勢的話語權，掛羊頭賣狗肉，大肆宣傳其價值觀的普遍性，卻施行內外有別的兩套標準，自己只能說不能行。實際上，各國文化、生活、教養、習俗不同，價值判斷和行為舉止的差異，爾為爾，我為我，所謂的「普世價值觀」並不存在。例如，美國西部拓荒時，牛仔屠殺印第安人；漠視紐約哈林區、費城、芝加哥貧民窟的長期存在；世代承襲黑白歧視，放任白人警察藐視有色人種、槍殺黑人；以莫須有的藏匿化學武器為藉口，入侵伊拉克，處死海珊，強制改朝換代，目的乃在掠奪石油權益；不分敵友，全球性竊聽，唯利是圖；至今仍有500萬美元懸賞項上人頭的廣告；不經正當法律程序的審訊，越境殺人等，焉能稱得上「普世價值觀」？

中國人要走向現代化，必須打破自我封閉和盲目自大，也要糾正往昔崇洋媚外的態度，擴大視野。展望前程，需因時因地制宜，探索適合國家發展的道路與制度模式，要另闢蹊徑，走自己的道路，不宜再跟隨著西方的末路走。

（作者係本刊主筆、政大外交學系兼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