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在《葉榮鐘選集─晚年書信卷》第一部分是父親晚年寫給晚輩林莊生先生、哥哥光南與我的書信，收信的晚輩都遠在異國。第二部分是友人的來信，收入林莊生和戴國輝、許介鱗給父親的信。

葉榮鐘寫給晚輩的信

父親寫這些信的時間從1962年開始，直到1978年辭世，也正是在他生命最後的十多年，父親完成了《彰化銀行六十年史》（《近代台灣金融經濟發展史》）及《日據下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日據下台灣大事年表》、《台灣人物群像》等三部有關台灣受日本殖民統治的真相及抵抗日本同化的歷史著述。

早在1941年，父親在日記裡就透露了「台灣歷史及台灣政治運動史皆是不可不寫的，這個使命我雖有捨我其誰的自負，但是不知何日方克專心從事這民族的事業」。然而，前半生生活在日本殖民統治下，後半生生活在國民黨戒嚴體制下的父親，一直要等到臨老之年，從工作上退休之後，才終於能夠進行這個「捨我其誰」的志業。

〈自題半壁書齋〉原是父親早年（1940年前後）的詩作，但此詩另有一未定稿，並未收入《少奇吟草》，但似乎更為貼近晚年的心境：西風習習思漫漫，獨對青燈坐夜闌。恥說年華強可待，劇憐意氣半摧殘。人前作揖期能勉，窗下埋頭志未殫。但使不為衣食累，著書留與後人看。

給光南和芸芸的信總共有460多封，選在書信卷的有48封。給晚輩的書信，透露了父親在那段努力「著書留與後人看」歲月裡的生活日常與關心所在，雖然不免有些糢糊或是片段的，但多少能夠呈現寫作當時的背景脈絡，作為了解其著述的補注或參照。

莊生兄在1961年9月離台赴美留學，隔年10月他的父親莊垂勝（字遂性）辭世，這是莊生與父親長年通信的開始，父親寫給莊生的信共有27封。遂性伯辭世，父親追悼的輓聯：「義比嚴師，情同手足」、「生如璞玉，死若巨星」，上聯為他們情誼的寫照，下聯乃遂性伯人格的象徵。

九歲喪父的父親，在〈我的青少年生活〉文中回憶，影響他思想塑造最深的是施家本先生。圍繞著施家本有一群苦於知識貧乏的鹿港學子，他們也是父親少年竹馬的一生知己。晚輩的我比較熟悉的只有莊遂性、洪炎秋、丁瑞魚、施玉斗、林坤元等幾位。透過當時在霧峰林家主辦台中中學創立事務的施家本，這群力求上進的殖民地青年接觸到時代的潮流，呼吸外界新鮮的空氣，啟發他們強烈的求知欲望及純樸的民族意識。也因為恩師施家本的引介，遂性伯和父親先後得到霧峯林家資助，在日本完成大學學業，並跟隨林獻堂投入政治社會運動，抵抗日本殖民同化，維繫民族精神與文化。

年長父親三歲的遂性伯，出身書香世家，勤勉好學而博學多識，經常把他讀過的好書介紹給父親，對父親而言誠然亦師亦友。二戰時的1943年2月，父親受日本軍部徵召，不得不赴前線馬尼拉，協助大阪《每日》新聞社創刊華僑日報漢文版，南洋之行險惡，生死難料，而遂性伯更是父親唯一能託付妻小的人。

友人給葉榮鐘的信

書的第二部分是友人來信，收入林莊生和戴國煇、許介鱗給父親的信。因林莊生夫人郭孋容爽朗的授權，父親與莊生兄的書信往來才能完整呈現。誠如她在給我的信中所言「…看到莊生致榮鐘叔在將近二十年間所有的書信，令人想見，當時的莊生是多麼幸運啊！能得到他所尊敬的榮鐘叔像父子、朋友般的疼愛、關懷，讓他過了一段那麼美好的人生。」

莊生遠自異國的來信不僅為父親打開一扇遙望世界的窗口，他和莊生在歷史文化各層面的交流討論，想來也是父親渴望了解下一代人的一種嘗試與努力，包括對台灣前途問題的認知與探討。

父親的著作《日據下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在《自立晚報》連載結束後，1971年更名《台灣民族運動史》出版單行本，在台灣史研究的學術界引起一點注意，在東京立教大學任教的戴國煇和台大的許介鱗是其中兩位。

1972年的夏天，留學日本十多年後首度返台的戴國煇，透過好友林曲園的父親林坤元安排和父親見面。父親在當天的日記寫道「大有一見如故之慨」。不久之後，楊貴（逵）陪著明治大學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周小姐來訪，其父是通霄人，其母是日本人。

周小姐在父親書房裡一次又一次，把照相機固定在三角架上，把一卷卷的《台灣》、《台灣青年》、《台灣民報》拍攝成顯微膠卷。這些日據下抵抗運動的報章雜誌，還是前幾日父親專程搭公路局的班車去了一趟清水，從楊肇嘉的書房裡借回家來的。

周小姐在工作的時候，父親多半只是安靜地守在書房一角，有時楊貴也從大度山上下來陪著，這時候父親會先泡上一壺凍頂茶，然後默默地抽著紙菸，喝著冒著熱氣的茶，看著周小姐工作，書房裡似乎縈繞著一股無法言說的嚴肅氣氛。如今回想，這不就是歷史的傳承？

此後數年間，多位戴國煇的學生，也是他所主持的「台灣近現代史研究會」成員，如河原功、若林正丈、松永正義、宇野利玄夫婦等名字，陸續在父親的日記裡出現。他們來討教歷史課題，也帶來了新發表的研究論文或其他書籍與資料。

1974年的秋天，父親由美國返台途中在東京停留了三周，戴國煇特地召開會議請父親出席討論。那年秋天父親在東京的短暫停留，最大的收獲莫過於發現林獻堂生前最後八年(1948-1955)的日記，興奮之餘，常年被籠罩在戒嚴政治陰影下的父親，卻不敢貿然把這些日記帶回台灣。其後戴國煇安排學生幾度為父親運送林獻堂日記的影印，而曾有在入境台灣時被海關沒收的事故，讓父親引以為憾。但無論如何，我相信，這些遠方來客還是帶來外面世界清新的空氣，給長年獨守書房寫作的父親些許安慰。

(作者係本刊主筆、文史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