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云：「詩無達詁。」詩歌的鑒賞，可以超越字詞的訓詁，在想像的意境中飛翔；小說的解讀，更有無限豐富的空間。「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的名句，是極富哲理的；但不應該反過來說：「要識廬山真面目，必須置身此山外。」正確的態度是─既要深入其中，對文獻、文本做充分的把握；又要超乎其外，「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

「橫看成嶺側成峰」的旨趣，在自然景象會隨觀察點的轉移而改變。文學作品的批評與鑒賞，如果換一副眼光，換一副心腸，也會有與前人不同的發現。新發現不一定超勝前人，但畢竟在多元詮釋中增添了一元，這就是對學術的貢獻；至於各元間的精粗高下，則有待於歷史的檢驗與去取。

《儒林外史》的諷刺

以《儒林外史》為例，文學史的定位是諷刺小說；支撐「諷刺」說的，有兩個著名的細節：兩莖燈草，一個蝦丸。

嚴監生臨終，伸著兩個指頭，眾人猜度心事，皆未說中。趙氏道：「你是為那燈盞裡點的是兩莖燈草，不放心，恐費了油。」挑掉一根燈草，他方點點頭，嚥了氣。嚴監生於是成了「慳吝」的典型。如果換一副心腸，節省一點能源，減少一點污染，又有什麼不對呢？

范進中舉，去拜見高要縣知縣湯奉。聽說范進母親見背，湯知縣大驚，忙叫換去了吉服。吃飯用的是銀鑲杯箸，范進退前縮後，不舉杯箸，知縣忙叫換了磁杯象牙箸；范進又不肯舉動，直到換了竹子的才罷。知縣疑惑他居喪如此盡禮，倘或不用葷酒，卻是不曾備辦；後見他在燕窩碗裏揀了一個大蝦丸子，方才放心。范進於是成了「虛偽」的典型。如果換一副心腸，遵制盡禮也要看環境，在老師的席上，可以要求更換杯箸，卻不好要求重辦素酒。在廣東、福建酒席上，蝦丸子算是清淡的了，在貴重的燕窩中揀了一個蝦丸，表明他確能節制盡禮，「情偽」云云，實難服人。

想要解決《儒林外史》的定位，首先要從大處著眼，問一問為什麼題名「外史」？答案是：對應於正史之《儒林傳》。正史自《史記》起，即設有《儒林傳》，傳主是「以儒學登用，林立朝右」者，事略是明其「專門經訓授受源流」。閑齋老人《〈儒林外史〉序》說：「稗官為史之支流，善讀稗官者，可進於史；故其為書，亦必善善惡惡，俾讀者有所觀感戒懼，而風俗人心庶以維持不壞也。」吳敬梓「以《史》《漢》才作為稗官」，將「儒林」群體作為描寫對象，繼承史家「不虛美，不掩善」、「寓褒貶，別善惡」的傳統，對善的旌揚和對惡的鞭笞，構成了《儒林外史》的兩極。書中對至善之人如王冕、虞育德、杜少卿、沈瓊枝的旌揚，是讀者所不應忽略的。

胡適與潘重規的紅學

說到《紅樓夢》，「橫看成嶺側成峰」的情況就更突出了。不但眾說紛紜，而且肝火甚旺，從古到今，層出不窮。

如要釐清紅學的糾葛，不妨詢問一下：都讀《紅樓夢》，都講《紅樓夢》，「紅樓夢」三個字是什麼意思？是在「紅樓裡」做了一個夢？還是做了一個「有關紅樓」的夢？

前人的答案多半是傾向於後一個：《紅樓夢》寫的是一個「有關紅樓」的夢。問題在於，「紅樓」的寓意又是什麼呢？有兩位大名人給了答案。

一是胡適的：「紅樓」是富貴人家之所居；《紅樓夢》是作者的自敘傳。一是潘重規的：「紅樓」是朱樓；《紅樓夢》就是《朱樓夢》，作者是反清復明的愛國志士，《紅樓夢》是「紅樓血淚史」。

我們且來換一副眼光，換一副心腸，對他們的觀點作一點評論。

胡適1921年作《紅樓夢考證》，用「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方法，來研究《紅樓夢》。他的假設，大膽在哪裡？在不了解曹雪芹的情況下，判定《紅樓夢》是曹雪芹的自傳。

什麼是自傳？作者寫出自己的生平，還原一個活生生的自我。如果將《紅樓夢》作者生平考證清楚了，對照小說情節又完全或大部分合轍，如《儒林外史》中的杜少卿確有吳敬梓的影子，說《儒林外史》有自傳因素，就會令人信服。但胡適採用的卻是類比法：曹寅有個親生兒子曹顒，又有個過繼來的兒子曹頫。曹顒無子（有人說曹雪芹是他的遺腹子），曹頫有沒有兒子？不清楚；胡適卻說有，並且就是曹雪芹。曹頫算是曹寅的次子，做過員外郎；對照《紅樓夢》裡的賈政，也是次子，也是員外郎。所以，賈政即是曹頫；賈寶玉即是曹雪芹，即是曹頫之子。曹雪芹「生於極富貴之家，身經極繁華綺麗的生活」；「但後來家漸衰敗，大概因虧空得罪被抄沒」，「《紅樓夢》一書是曹雪芹破產傾家之後，在貧困之中做的」：所以，「《紅樓夢》是一部隱去真事的自敘：裡面的甄、賈兩寶玉，即是曹雪芹自己的化身；甄賈兩府則是當日曹家的影子」。他的「小心求證」就是如此簡單！

在胡適考證《紅樓夢》30年之後，「第一次有人否定他全部的學說」，他就是「堪稱為一大家」的潘重規。他批評「賈政也是次子、也是員外郎」，從而推定賈政即是曹頫、賈寶玉即是曹雪芹的邏輯說：賈政還任過學差，員外郎的官職，遠不及學政之高貴清華，但遍查清代史料，從無曹頫任學差之事，哪裡談得上自傳呢？退一步講，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做到員外郎的有哪些？他們的次子又有哪些？在數位化異常發達的今天，只要稍稍搜索一下，立刻能得出上千個人選，難道都是《紅樓夢》作者嗎？尤為要緊的是：曹家的極盛時代，是在曹寅江寧織造之任上，而號稱曹頫之子的曹雪芹，根本趕不上曹家的富貴繁華，怎麼可能「備記風月繁華之盛」呢？

「自傳說」的最大弊端，在無助於《紅樓夢》的詮釋。胡適由此推定「《紅樓夢》的真價值正在這平淡無奇的自然主義」，固然很煞風景；「自傳說」的繼承者們，竭力強調家庭衰敗對曹雪芹的影響，甚至說成是《紅樓夢》內在驅力。但出身「包衣下賤」的曹家，因充當皇室耳目而「飫甘饜肥」，並無多少令人欽羨的光輝；曹家的得罪抄沒，更算不上真理和正義的失敗，不值得為之灑下同情淚。

潘重規認為紅樓是朱樓，《紅樓夢》就是《朱樓夢》，有沒有根據呢？有。第52回有真真國女子「昨夜朱樓夢，今宵水國吟」、「漢南春歷歷，焉得不關心」的詩。潘重規的研究方法，是將《紅樓夢》看作運用「隱語」抒寫亡國「隱痛」的「隱書」，它是民族血淚鑄成的。如寶玉說「除明明德無書」，表示明朝才是正統；賈寶玉代表傳國璽，林黛玉影射明朝，薛寶釵影射清室，林薛爭取寶玉，即是明清爭取政權，林薛的得失，即是明清的興亡；賈府指斥偽朝，賈政指斥偽政。結論是：《紅樓夢》的原作者不是曹雪芹，全書不是曹雪芹的自敘傳，後40回也不是高鶚續作。

評胡適對潘重規的反駁

潘重規的意見遭到胡適的強烈反駁，以為「還是索隱式的看法」，「還是猜笨謎的方法」。他的反駁對不對呢？

第一條，「還是索隱式的看法」。索隱，是傳統文化的正宗，司馬貞有《史記索隱》，與裴駰《史記集解》、張守節《史記正義》合稱「三家注」，有極高的學術價值。《紅樓夢》明確宣示「真事隱去」，將隱去的事相「鉤索」出來，不是很對頭嗎？考證派也好，索隱派也好，探研的都是小說「本事」，即素材來源。作家、版本、本事，是小說考證的三大支。由本事考證的歧義，方派生出作家考證與版本考證的歧義。蔡元培早就指出，《紅樓夢》是「清康熙朝政治小說」，「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於漢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光緒18年(1892)，25歲的蔡元培中進士，點翰林院庶吉士，他的感受應是有跡可循的。

大家都知道《桃花扇》戲裡有忠臣，有良將，也有奸臣，也有壞蛋。他們都在忙什麼呢？阮大鋮想投靠復社君子，侯方域等卻拒之門外，把他弄得很狼狽。「甚荒唐，到頭來，都是為他人作嫁衣裳」，史可法也好，左良玉也好，乃至馬士英也好，阮大鋮也好，都為滿清南下開闢了道路。不管主觀動機如何，不管道德品質如何，最終的結局就是這樣。試體會一下，以《桃花扇》人物的立場，這種懊悔會出自何人之口？阮大鋮的？還是侯方域的？我以為是後者。所以我讚賞潘重規的意見，《紅樓夢》是民族血淚鑄成的。

第二條，「還是猜笨謎的方法」。恰如胡適所指摘的，「舊紅學」確有穿鑿附會之弊，將形象與情節棄在一邊，因而走向了文學的反面。我贊同潘重規對作者政治態度的判斷，卻不贊同簡單地從字裡行間去「破譯」。

對「紅樓」的新解

回到正題上來，《紅樓夢》的「紅樓」是指什麼呢？請看，「紅樓夢」三字，出於第五回「賈寶玉神遊太虛境，警幻仙曲演紅樓夢」。其《紅樓夢引子》曰：「開闢鴻蒙，誰為情種？都只為風月情濃。」就點出了「紅樓」與「風月情」的內在聯繫。大觀園的少女，除了林、薛、史，餘者不是姊妹，就是丫鬟，寶玉和她們之間的感情，是不能稱作「風月情」的。還要注意一個史實：在書名改定的過程中，題為《金陵十二釵》的恰是曹雪芹本人。「十二釵」的典故，見《情史》卷七「情癡類」明末名士王百谷的一段話：「嘉靖間，海宇清謐，金陵最稱饒富，而平康亦極盛。諸姬著名者，前則劉、董、羅、葛、段、趙，後則何、蔣、王、楊、馬、褚，青樓所稱『十二釵』也。」從「金陵十二釵」或「青樓十二釵」，可知紅樓就是青樓，《紅樓夢》就是有關青樓的夢。

再請注意《紅樓夢》作者的申說：「知我之負罪固多，然閨閣中歷歷有人，萬不可因我之不肖，自護其短，一併使其泯滅也。」試想，「我之負罪固多」與「閨閣中歷歷有人」是不同性質的事，為何說「萬不可因我之不肖，自護其短，一併使其泯滅也」？原因就在二者確有內在聯繫。作者之負罪恰在「錦衣紈褲之時，飫甘饜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負師友規訓之德」，沉緬於狹邪之遊。作者若不綢繆北里平康，何能結識「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考較去，覺其行止見識，皆出我之上」呢？如果出於「因我之不肖，自護其短」的考慮，將此事隱而不言，豈不使「行止見識，皆出我之上」的「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併泯滅了麼？

那麼，青樓十二釵與「到頭來都是為他人作嫁衣裳」的民族之感，又有什麼關係呢？

台灣學者王成勉的書中提到，清人入南京時，明朝共有23個總兵、47個副將、86個參將遊擊，以及238,300多明軍投降，其中包括錢謙益、吳偉業、龔鼎孳、侯方域等名士勝流。相形之下，與之交往的曲院諸姬，如馬湘蘭、柳如是、董小宛、李香君、顧橫波、卞玉京、寇眉、陳圓圓等「秦淮八豔」，卻表現出異乎尋常的氣節。《紅樓夢》充溢著作者強烈的自譴自責，和對「所有女子」的敬佩之情。作者鄭重回答了「書中所記何事何人」亦即小說的所取題材問題：《紅樓夢》寫的是「當日所有之女子」、「我半世親見親聞的這幾個女子」。作者的創作意緒發端，並不起於家庭敗落後對繁華舊夢的懷念，而起於「歷過夢幻」後對「所有女子」的追憶。如果寫的是家庭生活的經歷，以「當日所有之女子」稱呼自家姊妹親戚，顯然是不恰當、不適宜的；「一一細考較去」尤不像是對待朝夕相處親人的口吻。

那麼，為什麼在《紅樓夢》看不出青樓的痕跡呢？

第一是幻化。「賈寶玉神遊太虛境」，實脫胎於唐代張鷟的《遊仙窟》。這篇賦體小說，自敘奉使河源，日晚途遙，行至一所香風觸地、光彩遍天的神仙窟。主人崔十娘，先以詩書相酬，調笑戲謔，又相邀登堂，親彈琵琶，備極綢繆，止宿而別。正如侯忠義所說：「把妓院虛構成『神仙窟』，那統統不過是『假語村言』。」《遊仙窟》與太虛幻境，二者皆以「幻」的面目，所不同者，太虛幻境為《紅樓夢》故事的隱括耳。

第二是淨化。《紅樓夢》將秦淮舊院的所有痕跡統統抹掉，虛構了一個「鐘鳴鼎食之家，翰墨詩書之族」。賈府者，「假府」也。寧國公賈演，長子賈代化，長孫賈敷，隱含「演化」、「敷演」（衍）、「敷化」之意。大觀園只是秦淮舊院的變形，無非多了一堵牆而已。瀟湘館、蘅蕪院、秋爽齋、綴錦樓、蓼風軒、稻香村所構成的女兒王國，如眾星捧月擁著寶玉一人，或讀書，或寫字，或彈琴下棋，作畫吟詩，以至描鸞刺鳳，鬥草簪花，低吟悄唱，拆字猜枚，無所不至，就是紅樓格局的寫照。賈府中的女兒皆按年齡排次，是從舊院「呼以女弟女兄為之行第」襲來的；男子卻各房另排，且多稱「二爺」，賈璉為「璉二爺」，他哥哥是誰？書中並未說明，可知亦是舊院習俗。

至於《紅樓夢》書中的民族主義，主要體現在情緒的宣洩，包括潘重規「破譯」的「隱語」，但最主要的卻是「無才可去補蒼天，枉入紅塵若許年」的自怨自愧，日夜悲哀。明清鼎革，時人稱作「天崩地坼」。《紅樓夢》作者補天無望，卻寫了勇補孔雀裘的晴雯，以寄託自己的情思。孔雀裘後襟上燒了一塊，能幹裁縫、繡匠都不認的，更不敢攬；唯獨晴雯看出是孔雀金線的，抱病將裡子拆開，用界線之法依本紋來回織補，又用小牙刷慢慢的剔出絨毛來，好容易補完了，說了一聲：「補雖補了，到底不像，我也再不能了！」「噯喲」了一聲，就身不由主睡下了。這麼一位好女子，卻因「高標見嫉，閨闈恨比長沙；貞烈遭危，巾幗慘於雁塞」，作者怎能不掬一捧辛酸之淚？「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云作者癡，誰解其中味？」就讓我們慢慢地去解其中味罷。

（作者係福建師範大學閩台區域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