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幾年前開始，台灣低薪或薪資不漲的問題就占據了媒體相當的版面，三不五時就會被在野黨和媒體提出來；除了揶揄政府施政的「無能」之外，也批評教育系統的失能。

成天在政治上攪和，凡事習慣性推諉給政府無能和教育失敗，已經成為台灣探討各種問題最廉價的解答。然而，事實是否真的如此，卻少有深入的研究；即便偶有深入的分析，嚴重對立的社會卻往往缺乏足夠的耐心，客觀地了解全貌之後，再提出有效的解決方案，這才是台灣目前真正的問題。

事實上，如果只有台灣出現薪資不漲的問題，而其他國家沒有，當然可以歸罪為政府、教育，或家庭等部門的責任。然而，低薪問題其實發生在很多國家，美國、英國、日本、法國等先進國家都出現了十年來薪資不漲的問題；因此，它可能是一個全球性的現象，而不是台灣單獨的問題。

有效勞動供給大增

讓我們回頭看看，這二、三十年來，世界發生了甚麼大事？1978年底中國大陸改革開放、1991年蘇聯解體和東歐變天，除了帶來巨大的政治衝擊外，也揭開了一場加入資本主義經濟、爭奪市場的大戰。試想，中國大陸13億人口、俄羅斯1.4億人口，加上東歐(9國)的1.5億人口，就有16億人口加入了市場競爭。若再加上1991年改革的印度10億人口、1986年轉型的越南七千萬人口，這表示在1990年前後，全球共有約27億人口加入這場市場競爭，和傳統資本主義經濟體搶奪國際市場的訂單。當時全球人口約52億人，因體制改革加入競爭的27億人，要和另外25億人搶奪國際訂單之下，原來享受著愜意生活的25億人，能夠持續原來的經濟成果嗎？

這其實是傳統市場經濟國家的夢魘，除非市場的大餅可以比加入競爭的「有效勞動人口」增長得更快，否則大餅將有相當部分被這些新進者分食。統計數據大致支持了這樣的假說－從1997年到2011年的14年間，全球的總生產從29.9兆美元增加到66.4兆美元，成長率為122%（1997年數據來自World Bank, 1999,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8/1999, 2011年數據來自 World Bank, 2013,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13）。

然而，上述13個加入市場競爭的國家在1997年的總生產為2.23兆美元，占全球7.3%，到2011年已經成長到11.36兆美元，占全球17.1%，其增加率達到驚人的409%，遠超過全球的成長率。包括台灣在內的高所得經濟體，總生產從1997年的23.8兆美元增加到2011年的45.2兆美元，成長率只有90%，不僅低於全球的122%，更遠低於上述13國的409%。從高、低所得(新興及開發中)經濟體的經濟成長率對照，也可以看出這種情況：在1996-2005期間，高所得經濟體的平均經濟成長率為2.8%，新興及開發中經濟體則為5.2%；而在2006-2013期間，兩者經濟成長率的對照更成為1.2% 對6.2%，包括台灣在內的高所得經濟體成長率，相對於中低所得經濟體，可說是潰不成軍。

資本鬆綁、勞工無法移動

其次，由於全球化的浪潮席捲全球，各國在解除管制之下，資金逐漸可以在國際間自由移動，但是勞工的國際移動卻還是困難重重，使得資本的獲利相對於勞工的報酬明顯提高；這種現象特別顯著地發生在高所得經濟體的資金，往上述那些進行經濟體制改革的中低所得國家移動，例如台灣的資金往中國大陸和東南亞移動。在沒有相應的本地投資或外資流入之下，這就相對減少了本地的資本，導致台灣勞工平均配置的資本無法提高，生產力無法相應提升，薪資當然難以提升。這種情況反映在總生產在生產因素的報酬分配上，資本獲得的比例提高了。

主計總處日前發布從1992年到2012年，台灣的資本報酬占國內生產的比重從29.3%提高到32.9% (2002年還曾高達35.6%)；勞工獲得的比例減少了，同期間從51.7% 大幅降到了46.2%。在這種大趨勢之下，少數國家的政府效能超高，可以透過政策吸引國內、外投資，進而扭轉了這種趨勢，逃避了薪資不漲的命運，例如新加坡；但是各國的所得分配幾乎毫無例外地都在惡化之中。

不過，在認定台灣勞工的薪資不漲的同時，我們也該釐清一個觀念，就是薪資並不等同於報酬，雇主的勞動報酬負擔，其實超過了勞工的薪資收入，因為這段期間新增的全民健保、國民年金，雇主都要負擔部分的成本；此外，各種假期的增加、勞動工時的縮短，其實都是雇主必須承擔的負擔。因此，媒體上經常報導薪資沒有增加，並不表示勞工的報酬沒有增加。特別是大學畢業生起薪沒有增加，更是一種誤導，因為二、三十年前的大學畢業生和今天全民上大學之下的大學畢業生完全無法相提並論，如果要直接比較，可能應該找今天國立大學的畢業生才比較適合。

官僚體系效率降低

除上述兩項大環境因素以外，台灣無法像新加坡等國突破國際環境的不利因素，和台灣本身的諸多不利因素當然也有關係。台灣在政黨激烈競爭、官員動輒得咎的壓力之下，對於各種問題的應對效能，亦即靈活、主動、積極面對問題的能力，逐漸下滑。當前服務業占國內生產的比重已經達到七成，應該是經濟成長的主力；但是服務業推動經常涉及不同部會，亟需協調整合，但是政府機構之間的本位主義嚴重，凡是需要跨部會整合者皆怠惰不前，除非有長官指示；但長官們都忙碌異常，於是許多重大但有待整合的方案經常一拖數年、甚至數十年。不合時宜、以管制為主之服務業法令規章多年不變，嚴重影響服務產業發展，導致投資不振、薪資難以上漲。

許多服務業亂象叢生，政府往往只想嚴格管制、取締違規，卻不想提供機制，讓不同業者分級合法，或建立等級完整的證照制度來提升服務品質、發展產業。其結果造成產業無法順利發展，只好外移到市場較大的中國大陸，當然影響台灣本地的就業機會和職業潛力。例如，按摩業、美容業、美髮業、水療業、命相業在觀光客大量入台之際，原有良好發展的契機；但是目前在台灣都沒有得到適當的政策引導，無法順利發展成為值得追求的職涯。

和外國人生活相關之投資環境，經常無法獲得跨部會的解決。舉例而言，台北的歐洲學校因用地取得困難，長年無法擴張來容納更多的學生，使得歐商子女的教育問題無法解決，造成歐洲企業視投資台灣為畏途，多年來已經沒有大型的歐洲企業投資，當然無法提供高薪工作機會。這種問題其實也影響到台商回流投資，因為許多台商子女在中國大陸時念國際學校，回台後卻無法進入台灣的國際學校，迫使台商繼續在外投資，無法「鮭魚返鄉」。

企業國際化不足、規模小

台灣以中小企業為主，不到2%的中大型企業規模也都和國際企業有段距離，高薪工作相對缺乏。中小企業基本上很少進行研究發展，連大型企業的研發也和大型國際企業有相當差距，高薪的研發工作相對缺少。舉例而言，韓國三星的高薪研發人員，在十年前就已超過六萬人，台灣研發人員最多的機構是工業技術研究院，其總僱員也沒有超過七千人。

台灣以代工為主的產業發展型態，先天就抑制了雇用高薪研發人員的就業機會。而台灣民眾先天上又存在著矛盾心理，一方面子女需要工作時，會要求他們往大企業尋找高薪工作，但另方面卻又極為畏懼大企業的競爭，即使已經有《公平交易法》來規範大企業的競爭，政策上往往還要限制它們的發展，導致台灣相對少見大型企業。

教育體系缺乏彈性

台灣教育體系之管制嚴厲無比，但為了避免少數私校的弊端，卻嚴厲限制辦學績優的大專院校的自由度，導致眾多高等院校的教育缺乏市場導向，經常無法適應社會之需要。除了高等院校擴張過速，導致學生不夠用心學習、品質低落以外，學費過低難以聘用足額師資，連添購適當設備都是問題。

種種問題造成類科不宜的「學非所用」、訓練不足的「學難致用」、師資不足的「無學難用」。其結果當然只能讓企業提供22K左右的月薪，然後對這些新手從頭教起。

政府壓抑工會

台灣工會和韓國工會的力量難以相提並論。韓國工會強勢和資方議價，薪資年年上升。台灣工會長期受到資方和政府壓抑，無力和資方抗衡，資方即使將獲利獨吞，勞方通常也只能忍氣吞聲，這也是造成薪資難漲的重大因素。一個明顯的案例，是台灣的大專院校教師待遇是由國立大學設定的，但大專教師過去卻不能組成工會，現在可以組工會，但不能罷教，這其實是違憲的，也影響到十萬教育人員的薪資提升。

勞動市場資訊不透明

長期以來，政府和民間都沒有機構提供企業調薪的系統化資訊，企業當然也就混水摸魚。如果政府提供一個「優質企業調薪資訊網」，讓調薪狀況優良(如超過通膨率)的企業調薪資訊上網，並依序排列，成為求職者首要的參考網站，當然就可以讓求才若渴的企業願意調薪，並爭取讓排名居前，來網羅最具競爭力的求職者。當這樣的企業一多，自然會產生良性競爭的現象，讓逐年調薪成為一般企業的正常狀況。而這個網站也可以完整到分縣市、分行業，甚至於提供企業的平均薪資，造成企業必須逐年調薪的壓力，而非暗槓企業的多數獲利。

政府未積極居間整合

台灣政府除了在最低工資方面有些作為以外，對企業一般性的調薪工作完全不介入，放任企業主在這件事情上「聯合勾結」。其實，世界上許多國家，特別是歐洲國家，政府對此事是有積極作為的。以新加坡為例，新國政府每年會集合資方和勞方代表，商議一個次年大家都可接受的推薦調薪水準，而新國大企業幾乎都會遵循，已形成一個良好的機制。台灣如果有類似機制，就可以減少資方聯合勾結不調薪的狀況。

上述除前兩項係屬全球化下產生的效應，政府無能為力以外，其他每一項政府都可以扮演相當的角色，特別是最後一項。我們期待政府能夠面對問題提出對策，讓「薪水不漲」的問題很快地消除，讓台灣快速走向「幸福之島」。

（作者係商業發展研究院商業政策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