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不斷有人質疑美國是否將如羅馬帝國般走向衰亡？這種對美國國勢滑坡的憂慮，隨著中國崛起，形成中美可能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和「金德爾伯格陷阱」的論爭，而川普的「美國再偉大夢」又顯示他對霸權的執著。但在習川會後，川普有了「髮夾彎」的轉變，為美國走向添加了懸疑戲劇性。

    自本世紀初美國華爾街爆發金融危機之後，雷曼公司「大到不能倒」的神話破滅，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金融大鱷」和「華爾街金童」的種種劣行，連帶撕破自由主義經濟的假面具。接著而來「歐豬五國」金融風暴，赤裸裸地曝露西方選舉式議會政治導致政府金權交易、治理失能的亂相，連帶把民主政治這位「德先生」從神壇上趕下來。自19世紀工業革命以來，二百多年支撐西方文明的兩大支柱─資本主義經濟和多元民主政治，如同羅馬帝國神殿上巨大的石柱搖搖晃晃。

美國是另一個羅馬？

1782年6月，美國總統和國會決議立法選定美洲特有的白頭海鵰為美國國鳥；但這個決定在議會引起激烈辯論，富蘭克林認為白頭海鵰雖然是美洲特產，但這種禿鷹聲名狼藉，他建議以野火雞為國鳥，但未被國會接受。從此，美國國徽及軍服上都有一隻腳抓着橄欖枝、另一隻腳抓着箭，象徵和平與武力的白頭鷹。巧的是，羅馬帝國的鷹頭權杖，也曾經是至高榮耀和權力的象徵。

1984年，德國歷史學家亞歷山大德曼特(Alexander Demandt)的《羅馬興衰》列舉羅馬衰亡的210種原因，後來不少研究者發現，其中相當多的描述都適用於現在的美國，甚至戲稱美國與羅馬帝國之間唯一的區別在於美國不駕馬車。

2007年，美國學者卡倫默菲(Cullen Murphy)在代表作《美國是羅馬嗎？》中質疑，美國極有可能像羅馬帝國，因精英權貴爭奪控制權而內鬥不止、腐敗加劇、體制崩潰、經濟停滯而失去對世界的影響力；最終由於帝國的過度擴張，導致失去對全球的控制權而衰弱。

保羅甘迺迪(Paul Kenndey)的《大國的興衰》，杭亭頓的《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布里辛斯基的《大棋局：美國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緣戰略》等著作，都對西方文明可能面對的挑戰提出警示，但他們多半持西方中心論的觀點；直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和歐洲五豬風暴之後，英國史學家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的《西方的衰落》、馬丁雅克(Martin Jacques)的《當中國統治世界》等著作才出現東、西文明對比，他們甚至預言，這場新世紀東、西方文明的大車拼，中國將獲得最後勝利。

中美難逃一戰？

高盛預計中國的經濟總量將在2027年超越美國；中美全方位角力日益成形，越來越多評論者認為，中美關係未來可能落入「修昔底德陷阱」和「金德爾伯格陷阱」。此次習川會正好投射出橫亙在中美關係裡這兩個陷阱的巨大陰影。

「修昔底德陷阱」是古希臘史學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在《伯羅奔尼薩斯戰爭史》一書中提出的「崛起大國與守成霸權之間的戰爭不可避免」推論：兩國因為爭霸導致戰爭，而戰爭被視為掠奪領土資源財富的最低成本和最快捷之路；從大英帝國戰勝西班牙無敵艦隊、英法爭霸、拿破崙帝國戰爭、俄國擴張，以及二戰時期法西斯主義的盛行等，證明一個崛起大國和守成強國間，不可避免地將走向戰爭，這雖然反映的是19世紀以降歐洲殖民帝國時期的思想，但同時也是現代現實主義權力政治的重要理論依據。

1980年美國作家赫爾曼沃克(Herman Wouk)首次使用「修昔底德陷阱」概念，警告美蘇之間衝突的風險；2012年哈佛大學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研究新興大國與守成大國互動的16個案例，發現多數走向戰爭，只有四例（包括美蘇冷戰）得以用非戰爭的方式處置利益衝突，並將這個隱喻運用到中美結構性矛盾的論述中。中美會不會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爭議，反映了西方對美國衰落的焦慮和對中國崛起的擔心。

而「金德爾伯格陷阱」是查理斯金德爾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所創，他認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奉行孤立主義的美國，在超過英國，成為全球第一大國後，未能在提供全球公共產品方面取代英國的角色，而是在全球合作體系中搭便車，結果導致全球體系崩潰、經濟蕭條和世界大戰。

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伊(Joseph Nye)今年1月初在法國歐洲新聞網刊文中借用這項概念指出：川普制定對中政策時，應該當心有前車之鑒的陷阱和難題：其一是「修昔底德陷阱」，即如果一個現存的大國（如美國）視一個崛起中的大國（如中國）為威脅，戰爭將變得不可避免；但川普更需要注意「金德爾伯格陷阱」，他暗示美國新政府應該讓中國承擔更多的世界責任，以避免美國由於承擔太多責任，而陷入難以自拔的困境。

中國只會搭美國的便車？

「修昔底德陷阱」暗示中國將走向和美國爭霸的道路，最終導致戰爭；而「金德爾伯格陷阱」則認為中國只知「搭美國便車」、享受由美國全球維和的果實，卻不願承擔該負擔的責任，當前嚴苛的全球問題美國已難獨力支撐，因而必須對中國施壓、要求中國負責。

中國大陸從80年代中期起，奉行鄧小平「韜光養晦」、不稱霸、不當頭、不結盟的外交五原則；一方面是中國國力不足，另一方面中國上溯墨家「兼愛、非攻」、老子「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孟子「善戰者服上刑」、《孫子兵法》：「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等等，歷代聖賢不斷提醒君王們「國霸必衰、好戰必亡」，和平主義向為中國傳統文化中重要的一環，中國歷代戰爭多是禦敵而非對外侵略。進入新世紀以來，北京始終堅守追求國家復興的底線，小心翼翼地從不承認崛起到接受和平崛起，但「亮劍」從來不是官方的語言。

在習近平上任前，中國對美奉行「增加信任、減少麻煩、發展合作，不搞對抗」「16字方針」；2013年習近平在與歐巴馬安納伯格莊園會晤時，雖改以「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互利共贏」的「新型大國關係」替代，但仍堅守不謀霸、不衝突的原則。正如習近平說的：「中國夢與美國夢是相通的，太平洋這麼大，可以容納得下中國和美國」。

而對於「金德爾伯格陷阱」，不容否認在過去的30年裡，中國確實從現存國際體系中享受到便利。儘管這一體系對新興發展中國家有諸多不公，但中國僅強調以漸進的方式謀求體系改革，並未要求根本推翻。從2008年開始，中國對清邁倡議多邊化提供資金，也對IMF和世界銀行注資；不僅如此，中國「一帶一路」倡議和2014年成立的亞洲投行，在制度建設上也為全球治理做出貢獻；而從2016年開始，特別是以G20杭州峰會為起點，中國在全球治理提供中國模式，從而在資金供給、制度建設、理念創新三方面承擔國際責任。

中國將取代美國領導全球？

實際上，美國長期拖欠聯合國會費，而中國目前是全球第三大會費繳納國、第二大維和經費貢獻國。川普認為，美國承担太多國際責任、讓各國搭便車，因而不斷要求日、韓及德國等歐盟國家要分攤費用、要重啟貿易談判。然而，華盛頓現在更擔心的是，美國一旦減少在全球的領導作用，是否會被中國所取代？

從此次習川會不難發現，這兩個論爭所代表的對抗性思維無所不在。自川普去年當選總統以來，中美雙方便雜音頻傳，習川會對重大議題沒有具體進展，雙方只在建立關係、確定既有協商機制繼續運行上獲得成果，但在貿易問題、南海問題等一系列熱點爭議仍有待協商。

習近平在習川會中，提出「四要」：要建立外交安全、經濟、執法及網路安全、社會和人文等四個高級別對話合作機制；要做大合作蛋糕，制定重點合作清單，爭取多些早期收穫；要妥善處理敏感問題，建設性管控分歧；要加強在重大國際和地區問題上的溝通和協調，共同處理有關地區熱點問題。

反觀川普，不僅刻意表示和習沒有一件談成、不斷提醒中國要多承擔責任，並且在晚宴進行時，發動對敘利亞的戰斧飛彈攻擊，讓習近平意外且為難，引發川普有意震懾北京、北韓，分化中俄關係的一連串猜疑。川普此舉，儘管從事後敘利亞損害輕微來看是「秀味多過實質」，但凸顯的仍是美國鷹緊抓著箭、信奉美國優先的單邊主義，並相信戰爭是解決矛盾的最有效途徑。

川普急轉彎避免霸權淪落

中國儘管希望中美關係能夠跨越「修昔底德陷阱」，但對美國「重返亞洲」策略抱持猜疑；對於川普政策的高度不確定性，以及美日不斷加大在東海和南海區域海、空軍力的投入和聯合軍演的威脅更是全力戒備，並積極強化軍力以防美日攻擊。未來中美能否跨越「修昔底德陷阱」，仍存在變數。

習近平在習川會上強調「我們有一千條理由把中美關係搞好，沒有一條理由把中美關係搞壞」；但川普只表示美中兩國作為世界大國責任重大，應該就重要問題保持溝通和協調，可以共同辦成一些大事。不過，美國訴諸武力和單邊行動的鷹派作風，將更加深國際輿論認為，當前全球面臨的諸多嚴重挑戰，比如敘利亞難民、國際恐怖主義、朝核危機、地球暖化氣候變遷等，都與美國錯誤的政策有關；美國不再是世界問題的解決者，反而是問題本身。

美國航母打擊群面對中國東風新導彈和其他國家部署的高效能反艦導彈，大幅減弱了曾經無敵的絕對壓制力。川普用戰斧導彈攻擊敘利亞，不僅沒有解決問題，反而把俄、敘軍事聯合打得更緊密、危機更升高；中東民主之春如今變成伊斯蘭大亂鬥，恐怖份子全球流竄；而北韓、伊朗發展核導爭議，美國不論使出經濟制裁或武力威脅，沒有中俄的協助根本無法奏效；即使出動航母打擊群，北韓金正恩也不會退縮。

然而，就在外界並不看好習川會成果之際，4月12日，川普先在推特上推文稱：「就北韓的威脅，昨天晚上與中國國家主席進行了一次非常棒的通話。」後在與北約秘書長史托騰柏格的聯合記者會上，收回過去對北約「過時」的批評，也表示中國大陸會努力協助美國解決北韓問題，而且已經開始了。川普也一改以往立場，不再認為中國是匯率操縱國。

雖然川普的立場未來可能再轉變，但至少目前為中美關係走出「修昔底德陷阱」帶來了曙光；讓中美有機會突破陷阱、分享太平洋暖日的洋流和應許的星光。

(作者係本刊主筆、台灣大陸地區高校學生協會理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