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文標是坦蕩的漢子、無私的君子。他反覆在思考「路」，探索歷史的走向、國家的前途，雖然「路」是曲折的，但走在路上的唐文標卻始終坦蕩。

       我最早讀到唐文標的名字，應該是在高中三年級的末尾。那時我通過甄選，提早取得入大學的資格，免了聯招考試的我，每天躲在教室後面讀自己喜歡的書。我在楊牧《飛過火山》文集裡，第一次「遇到」唐文標的名字。坦白說，那本散文集裡的大部分文章我已忘記，但唐文標的形象卻鮮活地留在我的心裡。他用廣東國語的問候語「有什麼戲作？」、他與人分別時邊走邊叫「不歡而散」、在沙迦緬度任教時撼樹拾棗，以及現代詩論戰過後，在返美的飛機上與楊牧巧遇，兩人「遂互相以中年人的客氣聊了一程」，彼此尷尬的神情躍然紙上。

後來我到清華大學讀研究所，選擇以龍族詩社和現代詩論戰作為論文題目。從《中外文學》創刊號開始讀起，1972年6月，顏元叔發表〈細讀洛夫的兩首詩〉，現代詩論戰的烽火迅速引燃。此前關傑明發表的〈中國現代詩人的困境〉（同年2月），雖然鞭辟入裡（例如說《中國現代詩論選》是「文學殖民地主義」），但遠不及顏元叔對洛夫的批評舉座皆驚。約略與此同時，唐文標抵台，在台大數學系擔任客座副教授。8月5日，創世紀詩社舉辦「旅美詩人唐文標博士」歡迎茶會，席間「賓主盡歡，情緒極為熱烈」，但不久後就發現彼此的文學立場天差地遠。

加入現代詩論戰

1972年11月，唐文標以「史君美」為名，發表〈先檢討我們自己吧〉，這是他在台灣首次發表的現代詩評論。但用的是筆名，當時讀者普遍不知道這就是唐文標。這篇文章主要是回應關傑明在9月被刊出的第二篇評論〈中國現代詩的幻境〉，唐文標接續關傑明的批評，更清楚地問：「中國現代詩，是不是一種『美利堅化』的行為？」如果說，關傑明把當時嶄新的「新殖民主義」文化批判，帶進了台灣；那麼唐文標則是把這樣的文化批判矛頭，清楚地指向美利堅。

唐文標很早就向台灣文壇投稿。1961年1月，唐文標的詩作〈看橋下流水的人：與自己對話錄〉，在《現代文學》第6期發表，討論當時流行的「存在」與「時間」問題。透過與自己的論辯，唐文標最後的回答是：「除了人間，我實在已一無所有了！」這幾乎是唐文標面對1970年代台灣社會所發出的吶喊。

1969年之後，唐文標開始在《幼獅文藝》發表作品，他寫了幾篇關於音樂、電影的評論，但主要文章還是關於現代詩，例如〈一首譯詩的故事〉、〈Guillevic法國詩的新聲音〉。1970年4月，唐文標發表〈這一條筆直沒遮攔的〉，讓人很容易聯想起法蘭克福學派班潔明(Walter Benjamin)的《單行道》。唐文標用文學性的筆調，表達了自己對社會的自省與體會。

「唐文標事件」

《現代文學》與《幼獅文藝》，編織了台灣文壇對「詩人唐文標」最初的想像。但是這個想像不久之後就破滅了。唐文標期滿離境之前，1973年春夏之際，台灣文壇密集地刊出唐文標對現代文學的數篇批評文章。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什麼時代什麼地方什麼人：論傳統詩與現代詩〉（龍族評論專號，7月）、〈僵斃的現代詩〉（中外文學，8月）、〈詩的沒落：香港台灣新詩的歷史批判〉（文季創刊號，8月），以及〈日之夕已：獻給年輕朋友的自我批評〉（中外文學，9月）。唐文標返美之後，1973年10月，顏元叔總結以上四篇文章為「唐文標事件」。

顏元叔說，唐文標的文學觀是「社會功利主義」，是從社會看文學，而不是從文學看社會。11月，余光中接過這個話頭，補上〈詩人何罪？〉，直言這就是「幼稚而武斷的左傾文學觀」。在此之後，論戰迅速轉變成為對唐文標個人政治意識形態的攻訐。1974年7月，《創世紀》評論專號發行，洛夫發表〈請為中國詩壇保留一份純淨〉，現代詩論戰在此畫下政治性的句點。

1976年唐文標收整其現代文學批評，結成《天國不是我們的》出版，並且獲得了當年「中山文藝創作獎」，但他把獎金20萬元全數匿名捐給了「耕莘實驗劇團」。同年，《張愛玲雜碎》、《唐文標雜碎》接續出版，唐文標大致總結了前一個階段對現代文學的批判。

參加政治與文化運動

唐文標最早介入台灣的社會問題，還是在旅美的時候。1970年5月，唐文標以「荀問」為名，在《大學雜誌》張系國主編的「域外集」專欄，發表〈路？那個國度的路？〉這篇文章表面上是評論李行的電影，但實際上針對的是國家與社會發展的問題。唐文標說：「在今日那麼像絕望一般的世界裡，倘若我們無能給出解決的方法，那麼讓別人來動手吧，我們只做一些後備的、吶喊的工作吧」。1976年《唐文標雜碎》出版時，唐文標在扉頁題字懷念溫健鎦：「拒絕悲哀／我們要承擔這世界的一切」。拒絕悲哀的唐文標，總是讓人想起魯迅。他們怒目揭露現在的醜惡，只為了執拗地相信未來。

唐文標1976年再回到台灣。1976年2月《夏潮》創刊，唐文標是其支持者、經費的主要供給者。《夏潮》是唐文標介入台灣社會與政治、文化運動，最為活躍的一段時期。

1976年8月，唐文標在《夏潮》發表〈「快樂」就是文化〉，對台灣當時新興的商業性「電視文明」，以及對戰後年輕世代所呈現出集體的、頹廢和迷失的大眾文化，提出反省和批判。1977年6月，發表〈人的幸福才是指標！〉以統計學的專業分析，直言「GNP增大並不一定表示經濟發展得好，更別談發展較好就表示全國國民生活都改善了」。最後提出「我以為人的幸福，每一個國民的幸福，才是經濟成長的指標」。與此同時，鄉土文學論戰正激盪全台。

1978年，唐文標結識陳忠信，並與南方朔（王杏慶）往來密切，暢言建立「台北學派」，實踐社會分析與文化批評，時人稱為「台北三醜」。同年4月，唐文標以「唐狷」為名，發表〈「第三世界」究竟是什麼？〉揭示戰後經濟帝國主義與新殖民主義，對第三世界國家的壓迫，開啟了《夏潮》第三世界論壇的相關討論。1979年2月《夏潮》被迫停刊。同年8月《美麗島》創刊，陳忠信參與執行編輯。11月唐文標以「謝苔心」為筆名，在《美麗島》雜誌第四期發表〈革命家呢？還是流寇？（上）對「林爽文起義」的一些觀察〉。但文章還來不及刊完，12月高雄事件爆發，陳忠信被捕，《美麗島》停刊。1980年10月，唐文標文集《我永遠年輕》出版，他刻意把舊作〈愈是黑暗，愈接近光明！〉當作書的自序，表示他對美麗島事件的看法。

這一條筆直沒遮攔的

1980年冬，唐文標和邱守榕遠赴英國，參與數學教育研習，發現罹患鼻咽癌，即在英國結婚。1982年5月30日，在台北補行婚禮；隔年，得子唐宏人。唐文標曾引用魯迅詩句自嘲「俯首甘為孺子牛」，尉天驄戲稱其為「海峽兩岸第一『孝』子」。1984年出版《中國古代戲劇史初稿》、《唐文標散文集》，隔年主編前衛版《1984年台灣小說選》。1985年6月10日病逝台中榮總，寫有遺言：「我的朋友，國家留給你們了」。

如果要描述唐文標，我直覺想到的句子是他早年寫的那篇文章標題：「這一條筆直沒遮攔的」。唐文標反覆在探索歷史的走向、國家的前途，雖然「路」總是曲折的，但走在路上的唐文標卻始終坦蕩。我沒有見過唐文標，但很有幸結識這位人稱「大俠」的唐文標。

(作者係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