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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新型軍事關係上路 兩岸面臨微妙變化|林紅 在 Facebook 上分享!


   2014年是中美建交35周年,兩國關係一路走來,曲折起伏,而如今,已站在新的歷史起點。當中美兩國開始討論如何避免重蹈守成大國與新興大國之間發生破壞性對抗的歷史覆轍時,中國大陸提出了自己的設想──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係。

 

從大國關係到軍事關係

 

習近平最早是在2013年的習歐安納伯格莊園會晤上,提出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設想。其後的一段時間,美國對此並不十分熱衷,甚至出現一些不和諧的聲音,如中美軍機南海對峙、歐巴馬的「搭便車論」等,致使中美關係不時趨於緊張。但是,中美關係之重要、複雜,使得美國不得不思考中國崛起背景下兩國應如何相處的問題,而新型大國關係不失為一種現實的選擇。

2014年11月的北京APEC會議期間,習近平和歐巴馬於11日晚上在中南海瀛台夜會,並於次日舉行正式會談,雙方取得多項共識和成果。歐巴馬表示,贊同「共同推進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主張,歡迎「一個繁榮、和平和穩定的中國崛起」。習近平提出了推進新型大國關係建設的6點建議,主張具體落實「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原則。為此,他提議在兩國國防部簽署的建立重大軍事行動相互通報機制和公海海域海空軍事安全行為準則的基礎上,共同構建與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相適應的中美新型軍事關係。不管美國將如何接棒,這一提議已成為此次習歐會最受關注的內容之一。

 

自韓戰以來,中間經歷過三次台海危機、美國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及中美南海撞機等事件,中美軍事關係展示在世人面前的多是對抗、衝突甚至戰爭的場景,而在中美軍事力量差距逐漸縮小的今天,類似的軍事危機仍然存在,軍事互信似乎是一件很遙遠的事。在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大背景下,要建成中美兩軍從交流到互信,再到合作而漸次提升的新型軍事關係,有相當長的路要走。目前,中美新型軍事關係的制度基礎只有兩項軍事協定,基本上還處於軍事交流水準,離軍事互信,甚至軍事合作還有相當的距離,未來需要兩國在軍事高層交往、機制性交流、聯演聯訓等方面,不斷取得新進展。                     

 

 

新型軍事關係具獨特意涵

 

在美國將60%軍力部署在亞太、支持日本解禁集體自衛權,並與菲律賓簽署防務合作協定的背景下,中美新型軍事關係的獨特意涵何在呢?

首先,這種關係將是中美新型大國關係循序漸進發展的必然結果,是「不衝突、不對抗」原則在軍事關係上的直接體現。目前達成的中美兩項軍事協定,比較側重於兩軍交往的具體層面,如未來兩軍將就軍演、重要防務報告出台、重大防務政策轉變等相互通報,是以強化軍事互信機制、減少誤判為目標,有較強的可操作性,不僅可以為中美減少陷入戰略災難的風險,而且也為推進新型大國關係奠定良好的基礎。

其次,這種關係在性質上,將與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其他軍事同盟關係完全不同。這是守成大國與新興大國之間避免發生破壞性對抗而可能採取的軍事手段,具有衝突預警機制的功能,它需要政治互信做支撐,是平等的軍事關係,不具有任何依附性。中美之間並不存在美韓、美日、美菲那樣的安全承諾和軍事同盟關係,中美新型軍事關係的未來方向,也絕不可能是軍事同盟關係。

再者,這種關係將與美國其他的亞太軍事同盟關係相容並制衡。中美軍事關係的妥善處理,是美國繼續維持其在亞太地區戰略主導權的重要一環。中國大陸崛起是美國從未面對過的新挑戰,猜疑與恐懼是正常的,兩國對美國亞太戰略再平衡的不同解讀,就反映了中美要讀懂對方、相信對方是何等困難,因此中美關係的不確定性和政治互信的不足,使得美國不敢也不能放棄經營已久的各種亞太軍事同盟關係。而對於中國來說,中美新型軍事關係只要存在,就必然具有某種制衡作用,美韓、美日、美菲軍事同盟關係的源頭都是美國,搞定了美國,這些同盟關係的威脅也就會相對減少。

 

中美軍事關係影響兩岸

 

中美新型軍事關係目前還處於提出階段,會面臨諸多障礙,但是它在軍事交流、互信、合作方面的發展空間令人期待,尤其是對於兩岸關係發展的正面影響值得關注。這一影響大致體現在兩個層面。

一方面,中美新型軍事關係可以為兩岸軍事互信關係提供樣板。兩岸軍事互信問題因兩岸關係的特殊性質,而不同於國際上一般的軍事互信,不能照搬國際間「單純軍事關係而不涉及政治議題,只是維持雙方軍事關係現狀」的模式,兩岸軍事互信受制於兩岸政治互信,這是目前的一個普遍認識。

目前中美新型大國關係正在建構中,戰略互信的基礎還比較薄弱,但中國此時提出新型軍事關係的主張並非超越現實,相反的,它有助於「不衝突、不對抗」戰略關係的建立,由軍事互信層面來看,在政治上的前提條件還沒有成熟之時,諸如重大軍事行動相互通報、公海海域軍事安全行為等技術性議題仍有達成的必要,因為技術層面的軍事互信有助於避免意外事件,降低可能的誤判。

兩岸軍事互信問題在陳水扁時期已經提出,而在有「一中」共識的馬英九時期,這一問題應該有更多的實踐空間,但遺憾的是,2013年台灣國防部公布《四年期國防總檢討》報告卻指出,對有關建立兩岸軍事互信機制議題,應採取較保守的態度,要審慎推動,不宜冒進。兩岸政治關係的突破不能憑空實現,軍事方面的條件尤其重要,兩岸軍事互信議題可以參照中美的作法,分層次討論和處理,在謀求政治互信的過程中,先行保障技術層面的互信需要。

 

另一方面,中美新型軍事關係可以制衡和削弱美台軍售關係對兩岸關係的負面影響。美國對台軍售是中美關係中的結構性障礙,也是兩岸和平發展與和平統一的攔路石。美國若有意與中國建立軍事互信,並在未來發展成為具有軍事合作性質的新型軍事關係,對於破解困擾兩岸關係長達25年的美國售台武器問題,將有非同尋常的意義。

 

美台軍售關係代表著一種傳統的實質性軍事合作關係,它代表著自1970年代末以來,美國一直以中國大陸為潛在的戰略對手,利用美台關係來制衡中國大陸的影響;而台灣至今在軍事部署、軍事訓練、軍事演習,甚至軍備採購方面,仍然以大陸為假想敵。

中美新型軍事關係必將削弱美台軍事合作關係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試想,中美如果要尋求軍事互信以化解兩國互相施予的戰略壓力,那麼美國保留這種以防範中國為唯一目的的軍售關係,豈不是自相矛盾?儘管這是美國的又一手平衡戰略,但中美之重要遠超過美台,美國如何取捨應該不難。因此,在中美新型軍事建構的過程中,美台軍售關係的式微是必然的。

 

(作者係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