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至今，尤其是2011年開始推動「向南移、向下沉」方針後，南台灣對大陸的看法雖有進展，但仍被認為是全台灣較為遲滯的地區。因此，大陸對於南台灣盡量採取嘉惠措施，迄今已舉辦五屆的海峽論壇所宣布的124項惠台措施中，許多項目對南台灣有相當助益，例如開放大米進口大陸、擴大陸客來台觀光等。

　　在較為直接的採購方面，大陸在2011年提出建立台灣農產銷往大陸的穩定、專業、高效的貿易平台，實現對台農產品採購的常態化。福州超大現代農業發展公司在雲林縣設立了專門機構，並計劃陸續在台灣中南部縣市增設一系列分支機構。大陸其他省市也採取了類似行動，台灣供銷合作總社則繼續通過其組織和網路，開展常態化的對台農產品貿易。

　　其中，被認為是大陸對於南台灣的重要政策之一，亦即台南學甲虱目魚契作，至2013年已進入第3年度，但實際上對兩岸關係的影響如何？經濟的貢獻是否產生效果？對於政治又是否產生變化？

學甲虱目魚契作

　　2010年6月29日簽署ECFA後，虱目魚被列為貨品貿易早期收穫產品清單的18項農產品之一，關稅在實施的第一年就降到5％，第二年再降至零關稅。虱目魚除了挾著關稅減免的優勢外，在歷史上還有傳聞由鄭成功賜名的地位，在地理上也是南部養殖的代表魚種之一，因此選擇虱目魚作為大陸對台灣的首次契作對象，在經濟與政治層面均存在著理性與感性的想像空間。

　　在國台辦的安排下，學甲食品公司與上海水產集團合作進行虱目魚契作。不但減少產銷的中間環節，真正落實利益給基層民眾；而且還加碼每台斤虱目魚的收購價比成本多新台幣10元，亦即以每台斤45元直接向契作的漁民收購。2011年3月陸續與契作戶簽約，總共100戶參與契作，平均每戶收購3萬台斤，可以收入135萬元，而且訂金30萬元在簽約後隨即交給契作戶使用。

　　雖然第一年的契作總量300萬台斤，相當於1,800公噸，但實際出貨為1,463公噸全魚；扣除不合格的契作魚貨外，剩下的做成魚肚、魚丸、魚鬆出口，希望改善虱目魚多刺，或是運至大陸已較不新鮮的口感，使得大陸消費者較能接受；另外還有虱目魚因品質欠佳，臭土腥味過重，只能做成飼料以低價拋售。不過，第二年虱目魚契作繼續進行，戶數還稍增到120戶，平均每戶仍收購3萬台斤，價格也是維持每台斤45元，而這次出口全魚只剩四分之一，其他均加工成魚丸、魚鬆，因為上海人習慣吃全魚而不習慣吃魚肚，可是全魚也因冷凍口感不適合上海人，所以傳聞運至內陸的東北、蒙古、新疆、西藏等地銷售。

　　縱使虱目魚契作銷售不如預期，國台辦仍強調契作的繼續維持，並表示已規劃兩岸合作投資，在台灣興建虱目魚的冷凍庫與加工廠，加工成魚丸、魚鬆，調整為大陸消費者可以接受的口味，同時加強在大陸市場宣傳與推廣，增加大陸民眾的消費。因此，2013年的虱目魚契作持續推動。但由於利潤仍是企業經營的主要考量，所以大陸可能只願以每台斤40元收購；或是保證收購價35元，若有超出部分歸漁民私人利潤；亦或是以市價加3元收購。經過協調，最後敲定每台斤42.5元收購。雖然每台斤收購價格降低2.5元，參與程度還是不減。例如前一年少數契作戶有問題，包括有臭土腥味、收購時的產量不足、甚至未實際養殖卻採購充數，於是撤銷其資格，轉開放15個名額，供漁民抽籤。每戶收購減為15,000台斤，但仍吸引136戶前來抽籤爭取，顯見虱目魚契作對當地漁民的吸引力。

　　綜上所述，大陸對於南台灣積極釋放政策利多，以著名的虱目魚契作為例，雖然市場經濟模式運作下，相關產銷不盡理想，但其協助解決南台灣的弱勢經濟，尤其是農漁業的經營困境，極力維持契作的主觀意願與作法確實值得肯定。

經濟利益能改變政治行為

　　如果經濟上的利益持續增加，當其轉化到政治行為時，以選舉投票為例，選民當然還是目標導向，而且會考量付出成本走到投票所投下這一票，必須對自己的效用最大，因此支持兩岸交流、維持既得利益將是最佳選擇。

　　若是虱目魚契作戶繼續擴大戶數，進而從台南市學甲區拓展到周圍的北門區、將軍區、佳里區、七股區、安南區，乃至於延伸到雲林縣、嘉義縣、高雄市、屏東縣，則愈來愈大的經濟利益將可轉化成為日益可觀的政治支持。假如虱目魚契作不是全魚輸出，而是經過無刺魚肚、魚背等分解，開發大陸消費者能接受的口味，加工成容易調理與食用的罐頭、真空包，適合現代忙碌族群需求，或是加工成為魚鬆、魚丸、魚鱗膠原蛋白等，在台灣當地形成虱目魚生產與加工的產業聚落，增加更多就業機會，則兩岸交流將可注入更多的支持力量。

　　如果契作能繼續擴大標的，以列入ECFA早收清單的台南農業為例，從3800戶的虱目魚養殖戶，延伸到3700戶的柳橙種植戶、2480戶的哈密瓜種植戶、1400戶的香蕉種植戶等，都能實施契作，則政治支持力量更可茁壯。

　　進而言之，除大陸的快速通關、檢疫，乃至於有專用通道、減半收費、快速執法的「綠色通道」確立之外，台灣這邊的生產管道也應通暢，不能受制於大盤商抵制、冷凍庫不足等問題，真正做到「種（種栽）、養（養殖）、加（加工）、產（生產）、供（供應）、銷（銷售）」一條龍的目標，則契作才能可長可久，為增進兩岸關係作出貢獻。

　　但是，契作的戶數擴大、區域拓展，魚肉的在地分解、加工增加就業，甚至契作農產標的從虱目魚延伸到柳橙、哈密瓜等，讓人民紮紮實實獲得利益，兩岸關係就能增進嗎？

　　這就像台灣過去的最大出口市場是美國，從該處賺得許多外匯，縱使有些台灣人嚮往美國的富足繁榮，但又有多少台灣人認為自己是美國人？更何況大陸現在雖然經濟規模已經是世界第二大，大都市的人均所得也不遜於整體台灣，但整體大陸人均所得仍待發展，以富足繁榮吸引台灣的意象似乎不比當時的美國強。當然，兩岸血濃於水的關係不是台灣和美國的關係所能比擬。可是不容否認，兩岸從1949年以來的分離，造成了兩岸認同的逐漸分歧；尤其在南台灣，因為經濟與政治、全球化與政黨對立等問題的糾葛，兩岸之間的認同隔閡更大。

　　尤其，台灣南部在兩岸交流，或者說是全球化的資源流動下，在地的農漁牧業與傳統產業就屬於相對經濟弱勢地區；而此經濟相對剝奪感轉嫁到政治權力不對等，經濟不如意歸咎到政治不正確。舉凡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的利益分配不平均，都可以被放大為兩岸交流問題。

政治與經濟必須相輔相成

　　馬克思認為，任何社會基礎都是經濟的，社會的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包括價值、意識型態、政府、教育、法律、宗教、藝術等。大陸對台灣的虱目魚契作，在經濟的社會基礎上產生影響；因為從一開始台南學甲民眾觀望，到愈來愈多人希望成為契作戶，甚至鄰近的七股、台南等區，乃至於嘉義、高雄等縣市的虱目魚養殖戶，都想加入契作來看，經濟利益發揮了作用。不過，經濟利益仍否持續提供甚至擴大範圍，正是大陸欲以經濟影響政治面臨的難題。誠如恩格斯說，他和馬克思並沒有說經濟因素是唯一決定性因素，亦即上層建築對基礎還是有反作用的影響力。所以，兩岸要尊重與理解彼此立場，解決交流中的誤會與衝突；在兩岸的國際空間或涉外事務、軍事互信、政治關係等敏感議題，相互逐漸釋放善意的風向球，政治與經濟相輔相成，才能全面提升兩岸關係發展的質與量。

　　總之，經濟基礎確實會影響上層建築，因為民眾的理性抉擇終將選擇收入改善、生活穩定的路徑；不過這條路也非一蹴可幾，不但需要時間與耐心，而且政治、法律等上層建築也要適時釋放善意，則兩岸將會更為積極的走向共存共榮之道。

（作者係成功大學兩岸統合研究中心執行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