龔鵬程教授，江西省吉安縣人，1956年生於台北。自承大學開始才讀書做學問，從無知到擁有中國傳統文化寶藏精髓，成為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學術生涯從淡江大學中文系所教授暨系主任、所長、文學院院長，到南華大學及佛光大學校長，是台灣最年輕的校長。除優游學術界，龔教授歷任中國歷史文學會會長、世界中國哲學會副會長、陸委會文教處處長、國際佛學研究中心主任、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會理事、中華少林禪武學會、中華武俠文學會會長職。2004年起擔任北京師範大學、清華大學、南京師範大學等大學教授、歐亞大學校長，現任教於北京大學。

龔教授編著圖書百餘種，個人著作70餘種，在大陸就出版了30多本書。內容涵蓋文學研究、評論、創作、哲思散文，以及文化、武學等範疇。著作有《中國文人階層史論》、《游的精神文化史》、《俠的精神文學史》、《紅樓夢夢》、《武藝叢談》、《中國傳統文化十五講》、《仁者壽：儒門養生法要》、《北濱行記》等。曾獲台灣中山文藝獎、中興文藝獎、傑出研究獎、大陸朱自清散文獎。 

龔教授2013年底在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舉行個人書法展及著作展，並向國圖捐贈十餘幅書法作品及數十本著作，在大陸文化界造成轟動。此次訪談除瞭解龔教授在大陸講學、辦理國學營及國學院的理念及心路歷程，也聽取了他對兩岸文化教育交流的建言。

問：請問老師當初怎麼會到大陸去講學及辦理國學營，您的動機為何？

龔答：1987年，台灣尚未開放公教人員到大陸，我趁著到香港參加學術研討會之便，從羅湖跑到廣州，這段因緣成為我推動兩岸學界交流使命的開啟。「參天地而兩之」最可以說明，我身為台灣文化人，卻在大陸文化發展栽育灌溉的心境。

說到動機，我想我是希望在不長草的地方播下文化種子。我很欣慰看到中國傳統文化在大陸日漸成長及受到重視，尤其是整個社會對認識傳統文化形成了一股風氣，有一種熱情。

問：不論在台灣或大陸，您都在辦學，請問您長期辦學的心情感受？

答：「捧頌鄉書謁九天，偶然趁得浙江船，世間固有偶然事，不意偶然又偶然。」人生有太多無法預料處，我在台灣辦過南華大學及佛光大學，當時我對台灣大學體制就當時有一種反省，希望中國傳統書院精神能在現代大學制度中重現。我記得，南華大學剛開始時是不跟學生收費的。我到台灣全省各地宣傳「百萬人興學」觀念，把辦學辦成一種社會運動，一邊籌募資金，一邊蒐集圖書及人才。

我在南華大學曾辦過「雅樂團」。為此，我還特別到日本複製中國唐代琵琶、箜篌、尺八，並到大陸複製一套曾侯乙編鐘，自己也學彈古琴。我也規定學生必須在中國與西方各二十本經典書籍中選讀四本。

後來到了大陸，發現大陸經濟快速成長，但是傳統文化卻未受到該有的重視及實踐，於是決定從講學開始，並到各處舉辦國學營。

問：請問您這幾年在大陸辦理國學營有何心得？

答：我認為文化的保存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天命。

我已在大陸各地舉辦過七屆國學營了，足跡踏遍山東、江西、湖南、河南、貴州、四川、天山及新疆特克斯。除舉辦國學營外，我還在各地舉辦了學術研討會、周易大會及武林大會。

國學營曾經在不少特殊的地方舉辦，例如河南洛陽新安縣的千唐志齋是著名愛國民主人士張鈁所建的園林，擁有康有為所題「蟄廬」石碑，參加國學營的團員學子及社會人士看了都驚為天人。尤其該地方蒐藏中國最多墓誌銘，可以觀賞到大大小小的碑刻、石雕、書法、楹聯、繪畫石刻。

為將國學推向民間基層，我在大陸成立了大腦金投資管理有限公司。腦金也者，腦子才是真金。我也與企業界合作，成立了天德堂文化有限公司、合拍教育諮詢有限公司、龔鵬程國學院、國學小院、如是山房、射道網絡等。這些機構分別與台灣的龔立逑教育基金會、北京的北大文化資源中心、美國的歐亞大學合作，推動中華文化之再生。

其中，龔鵬程國學院下設木鐸學堂、金鐸學堂、天鐸學堂。木鐸意旨在接引，以青年、學生為對象，植基正學，兼行公益。金鐸用以弘教，以政商社會人士為對象，應機暢說，以廣其流。天鐸則欲深入理境，為天地立心，有體道證道的意味。國學營成員一半是大陸人，另一半則來自台灣，形成兩岸無形的文化交流。

問：請談談您從事兩岸文化教育交流的心得？

答：我自認是啼叫太陽的公雞，在海峽兩岸學術交游與交流的夾縫中發聲。

過去十多年來，我推動過開放大陸文教人士赴台、成立中華發展基金會、建立大陸研究所、搶救崑曲傳統技藝等。尤其，在大陸這幾年經濟突起直追，反思中華文化價值之際，我很高興有機會幫助大陸年輕知識分子正確認知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旨及重要性。

在大陸經營國學院及國學營這些年，我發現孔廟、講堂、書院、蒙學私塾及名人故居的經營運作有不少盲點及缺失，例如書院沒有古人大量的藏書，沒有訂立明確宗旨目標，也沒有如過去大儒者一般的積極講學，更缺乏過去禮儀中祭祀的活動。我曾多次向大陸有關單位提出改進的具體建議。

近代儒者都懷有興辦書院講學的美夢。2010年台灣《遠見》雜誌訪問我，便以〈台灣教授變身大陸教育界公共財〉為題，報導我是大陸中國文化復興浪潮中，推動文史哲復興的大師。不過，我最大的夢想則是在大陸恢復書院教育精神，以自己信服的道理影響受教者的人生態度，影響現代中國人的生活思維，借鏡歷史上孔廟「左廟右學」的傳統，深入國學專修的延伸課程，從小學、初中到高中、大學、研究所。我也想把在台灣南華大學、佛光大學要求國學經典必修的經驗，運用在大陸學生學習上。更想針對現代人的高度精神焦慮，開設「生死學」、「非營利事業管理」新學科，讓「生死學」跨越醫學及護理領域，來探討「死亡」。

當然，大陸近幾年對文化做了重新檢討，對於台灣保存中國傳統文化的成績相當佩服也自嘆不如，所以台灣應該更積極加強這些優點。

問：請問您認為書院應該具有那些特質？

答：書院以自由講學之風為主，講學老師的學問品德是重要指標。學生除追求學問，更重要的是學會運用藏書，養成「書中自求」的良好讀書風氣，師生之間也應該互相切磋對話。

傳統書院最大目的是讓整個社會成為一個教育體。宋代朱熹強調「化民成俗」，中國宗族家庭就是通過族譜、聚會、家訓、族規，完成儒家忠孝倫常的軌道，形成宗族的一種無名契約。這種關係擴大到沒有血緣關係的組織，就是書院與鄉約。中國社會從這些結構聯結成一個儒家形態的社會，即便販夫走卒也懂得忠孝傳家，每一個家庭都懂天地君親師。

2013年我加緊北京天泰書院的建設工作。該書院承襲了宋明書院及現代社會功能，書院內擁有文物保護單位承恩寺及三界伏魔大帝關聖廟，是三教合一的文化道場。我在書院中舉辦過《仁者壽：儒門養生法要》新書發表會，以儒家養心的秘訣，為現代人解除疑惑焦慮。

問：您提出儒家可以改變社會經濟的主張，請問您怎麼看儒學與現代文明的關係？

答：「半部論語治天下」。面對全球化與雲端快速汰換的時代轉輪，世界無時無刻在變化，我認為民族文化是多元文化潮流中最大的王牌。在第四屆國學公益論壇上，我提出中國正面臨第三次的轉型，前面幾十年是經濟上的改革開放轉型，現在正在做的則是文化復興的轉型。

從大陸這幾年的政策可以體會到，文化復興正在穩定向前發展。我很高興，華本機構提到「要知本」，要怎麼樣「知本」，就是知道中華文化的根本、國學能夠讓我們在面對變動中，走出一條新的路子。

孔子說「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在現代多追求物質與情慾的環境下，儒學的禮樂應該恢復作為每個人的人文意識的自覺及內化。禮之教是人最基本的應對進退及對群體生活的規範，甚至讓人省思到對大自然各種變化的感受與敬意。現代人應該明白禮樂的意義，因為一個現代城市的文明不只是彰顯在雄偉的建築上，而應該在文明素養的生根上。

我認為文明素養不應完全用法律強制塑造，也不能只靠道德及知識告誡。禮與樂的傳習可以根本改變道德文明的鑰匙，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傳播中國傳統禮樂文明，可以塑造濃厚禮樂的文化氛圍及環境，讓人們在耳濡目染的教化中，豐富自身的文明精神素養。

亞洲四小龍：韓國、台灣、香港、新加坡，都是儒家文化養成的正例，儒學的禮樂除可幫助道德精神重整，更可以將「內聖」、「外王」的理論運用在經濟發展上。尤其儒學復興可以對抗全民「向錢看」的亂象。當然現代社會要恢復儒學相當困難，但如能用儒學刺激現代社會走向另一種可能，讓儒學介入大眾平日生活中，形成一種文化產業，就可以遠離因經濟層面效果所誇大的商業假象。

2013年農曆3月3日，我在都江堰與李軍陽先生舉辦亡逸已久的射禮，即是將修文偃武的傳統教育觀念給予重新活化的價值，我更期待修文修武德性教育的再行。

問：您從小就專研武術，請問您為何對武術感到興趣，又從中得到甚麼心得？

答：我一生最大興趣就是俠與游，少年時便對中國武術的來龍去脈與各門各派的功法，武術關聯的文學、醫學、藥學、儒道佛學、幫會史、社會史，有非常高的興趣及投入，那是我的少年舊夢，我把那段時間的心得寫在《武藝叢談》書中了。

武術拳法在紅塵俗世間可以練就性情與格局。1949年以後武術在大陸被視為舊社會的渣滓，然而武術門派強大內聚的性格，俠氣人格一諾千金的表現，師徒之間的倫理，以及他們對於道法技藝的堅持，在現代社會快速腳步下，不僅是懷舊的影像，也令人憧憬。

中國武術有其象形，如同中國文字之「依類象形」的概念。我們了解象形在中國文化的意義，搏擊貴在以力服人，取象物類本無必要。縱使說是效法動物界之搏殺活動，亦應取象於龍虎獅象這類雄壯威武意義，學雞學鴨學猴學鶴是什麼道理？

中國武術強烈的觀念性，以及它所包涵的文化意涵，顯示在中國特有的思想拳法中。拳法名稱就涵蘊著不同的的思想內容，如太極拳、形意拳、無極拳、八極拳。中國武術是中國文化特徵之一，更是佛道哲學另一種表達的形式，可以與《易經》觀念互相參透。〈蘇乞兒〉濟弱扶傾，對抗外侮，柔弱勝剛強、動靜虛實的思想內蘊，是中國武術文化深刻表現的例子。司馬遷將俠與游二字聯結，將超越的生命狀態作出另一種解釋，也就是襲自珍說的「亦狂亦俠亦溫文」。莊子《逍遙遊》是我這幾年精神上的詮釋，好交游，好遠遊，更了解自己，更可以說明自己。

問：您在大陸辦過多次書法展，2013年在北京國家圖書館的個人書法展備受好評，請問你所提出的「文士書」是什麼樣的概念？

答：唐代以書法作為進士考程的一科，我曾編輯過一套中小學書法教材，強調在科技電腦時代，書法除是一種文化身份的象徵，更是一個人修身涵養的美學空間。書法最有代表性的故事，莫過於唐太宗收藏王羲之的〈蘭亭集序〉作品下葬。

書法並非只是筆墨技藝，書之教必須連結到詩詞國學及文人故事，從字的行、草、隸、篆、楷的筆畫、結構、章法、橫幅、斗方、條幅、扇面、碑拓，再進展到德藝俱美的修為養性境界。我能夠破例在中國國家圖書館舉行個人書法展，真正要突顯的是書法不能只重技術，而不重文化實質的問題。在「文人書法」的觀點下，我提出「文士書」的概念。

「士」是儒家性格的最基層，對社會人世有所擔當及慨嘆，知其不可而為之，力挽狂瀾。我在《文化符號學》中便指出，中國很早便是一個「主文」的文化傳統，在這個傳統中，我們以文涵蓋一切藝術的創造，概括一切自然美的境界，從文字到文學再到文化，文字是中國一切歷史文化的內容，書法便是文字的展現。書法藝術不應淪為線條與抽象造型，在中國傳統美學中，書法與詩文藝術應該並駕齊驅。

我希望透過在國家圖書館展覽書法，為中國當今書法藝術引出一個思考的方向，那就是書法創作應該與中國傳統文化聯結，書法不僅是文人雅士的技能，而應該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最後，中國大陸近來從民間團體進行一股反省及國學熱潮，令人重視，也期待能早日結出甜美的果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