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的台灣處在歷史的轉折點，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而邁入一個複雜的時代。不僅是國籍或姓名這種法律形式上的改變，內部各層面，包括語言、文化認同都同時在經驗一個特殊的轉換過程，掙脫日本殖民統治體制，而被納入抗戰方結束內戰又興的祖國大陸。

這個時代的台灣，經濟上亟待復原，社會秩序亟待重建。整合中的社會潛在組成也很複雜，日據下民族抵抗運動的各派人士，大陸抗日歸來的 「半山」新貴，接收軍隊及官員，隨陳儀來台的大陸籍各界人士，唱和過「大東亞共榮圈」的台灣皇民，海外復員回來的原皇軍「志願兵」及被日軍徵用人員，等待遣送回國的日本軍人與國民，還有大多數的沉默大眾。

大多數台灣人以淳樸的民族情懷迎接變局，「歡迎國民政府，建設新台灣」的熱情籠罩著全島。「三民主義青年團」幾乎網羅了日據下政治社會運動中各派成員的熱情，包括左翼人士也積極參與。但是對戰後世局的變化，美蘇霸權冷戰的逐漸形成，對大陸的國共內戰發展，對台灣以及個人在新形勢下的位置，卻無明確的評估。只是簡單而模糊地把「戰爭結束」與「光復」等同起來，並且認同國民政府為祖國唯一的代表。為數極少的台灣左翼人士可能對時局有不同的認知與視野，但他們的影響力非常有限。不僅左翼人士沒有影響力，基本上台灣當時並不存在任何能掌握或領導的政治勢力。台灣人雖有為數可觀的中小地主階層，擁有一定財力，但因日據下極端嚴厲控制台灣本土資本的發展，故而也沒有財閥資本家。

台灣第一代知識分子

日據下，長達20餘年的非武裝民族抵抗運動，是以地主階層與第一代台灣知識分子為中堅力量。所謂第一代台灣知識分子，是指出生於日本領台前後的一代。他們身受亡國之痛，民族意識比之完全受日本殖民教育長大的下一代要濃厚，肯定中國傳統文化是他們從事民族抵抗運動的精神依據。但他們成長在第一次大戰前後，比起上一代傳統知識分子，他們有機會接受近代教育，領受世界新思潮的洗禮；特別是日本大正年代的民本主義及開放的思想風氣，發生在中國大陸反帝反封建的五四運動，甚至俄國10月革命所帶動的社會主義潮流。因而，日據下的民族抵抗運動，既有議會設置請願、民眾黨及地方自治聯盟這一脈，在日本殖民統治的體制下爭取現代議會政治的權利，同時，也有農民運動以及主張無產階級意識的台灣共產黨出現。

1928年4月15日在上海成立的台灣共產黨，黨員多為留學日本或大陸的台灣知識分子，總數不超過100人。蘇新在《台共黨史前言》中稱它是 「三不像的怪物」，因為台共成立當時是日共下的一個「民族支部」，第二次黨代表大會以後，則成為第三國際的一個獨立支部。但思想上政治上卻受到並無組織關係的中共影響最大。台共存在的短暫三年，外有殖民政權的巨大壓力，內有派系與路線的分歧衝突，從未有過穩定的領導層。1931年台共受日本殖民政權無情的迫害，組織完全崩潰，黨員悉數被捕判刑，無一倖免。

歷史傳承和沒有重建的黨

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民族運動所反抗的異族殖民統治退場，回歸祖國的心願成真。此時民族運動的各派人士以何種心境與作為，回應歷史的轉折巨變？自是引人好奇的課題。地方士紳與菁英階層的關切所在以具體現實的議題為主，重點多半在過渡時期治安的維持、籌備歡迎祖國政府，以及如何與新政府合作，接收日產和發展經濟諸問題。

飽受牢獄之苦的舊台共成員，大多數在1940年代初刑滿出獄。他們沉寂地度過了戰爭的最後幾年，此時也很快地在各地重新活動。蕭來福、蘇新、潘欽信以及林日高等在台北新聞界頗為活躍。他們以長官公署教育處副處長宋斐如主持的《人民導報》及省參議員王添燈主持的《自由報》為中心，一方面藉報刊反映民間疾苦，揭露國民黨極力封鎖的消息─國共談判及內戰局勢，並表達他們對台灣政局的見解 ─全面地方自治。另一方面，他們又作為王添燈和林日高的幕僚，協助這兩位臨時省參議員批判時政，特別是對接收官僚的貪污違法加以撻伐。另一方面，謝雪紅、楊克煌、林兌、謝富、李喬松等則在台中組成「人民協會」，並結合大陸籍文化人士王思翔、周夢江、樓憲等藉《和平日報》為言論據點，展開批判和宣傳的工作，楊逵也在該報主編副刊〈新文學〉。過去農民運動的健將簡吉則仍然在台灣南部從事農民運動。

雖然舊台共成員分別在各地積極活動發展，但黨的組織並沒有重建。1946年初蔡前（蔡孝乾）受中共指派回台灣發展組織工作，也不曾積極以舊同志為發展組織的對象。筆者先後訪問了蘇新（1981年夏，北京）和李純青（1985年夏，北京）兩位老前輩，都證實了這一點。蘇新本人及多位舊台共均是2.28事件後，逃到香港時才加入中共的。

李純青是戰後第一個訪台記者團的《大公報》代表記者，他同時還負有周恩來交付的任務─調查台灣的進步力量。李純青走遍全省各地，見過各界人士。當他了解到存在於舊台共成員之間的深刻歷史矛盾，曾建議他們暫勿恢復組織關係，待與中共取得聯繫後才做定奪。

處理委員會與武裝部隊

1947年2.28事件爆發，到國民黨派援軍鎮壓之前的短短一個星期，全省各地有「事件處理委員會」和武裝隊伍出現。前者由事件的協調處理發展成要求政治改革的運動，後者是無政府狀態下，民眾自動組織起來的。

左翼人士的參與，以台北市的處理委員會、台中市的二七部隊和嘉義自治聯軍為最重要。事件過後30年(1977)，蘇新在北京寫〈關於2.28事件處理委員會〉一文中，談到中共地下黨組織與處委會間的聯繫，有很清楚的交代。處委會存在的一周期間，沒有組織關係的蘇新、蕭來福、潘欽信等人事實上是王添燈與林日高的參謀，為他們準備發言、提案與廣播稿。另一方面，他們透過當時已加入中共的舊台共廖煙，向中共台灣省工委蔡前請示，由王添燈起草的〈處理大綱32條〉據說是在這樣的情況下產生的。

蘇新認為「貫串32條的基本精神是地方自治」，1947年3月8日，延安《解放日報》曾發表一篇題為〈支持台灣人民的地方自治運動〉的社論，明示當時中共給予2.28事件的定位，是從全國一盤棋的考慮出發。1946年國共重慶談判的〈會談紀要〉和〈雙十協定〉裡面也有關於地方自治的條款。基本上，當時中共是以「蔣管區自治」的策略來削弱國民黨的統治力量。但是，「地方自治」的基本原則也確實能被「2.28事件處理委員會」中倡議政治改革的眾多本土菁英所接受。

事件當中，台中以林獻堂保護嚴家淦，與謝雪紅領導二七部隊為最重要。二七部隊被左右翼人士均認為是一支「赤色隊伍」。如今已可證實，其中許多重要幹部確實是中共黨員。但是，二七部隊原則上與當時其他地方的武裝隊伍並無二致，都是憤怒的民眾自動組織起來的。他們大部分是曾被徵召當過日軍，戰後復員返鄉的失業青年，還有當時各校的在校學生。簡單地說，都存在倉促成軍、組織紀律鬆散的問題。謝雪紅與林獻堂都參加了台中市的臨時處理委員會。謝雪紅的目的可能在藉地方士紳籌措軍糧軍費。地方士紳雖然也想藉此促進政治改革，但總是以穩定局面為重，極力防止事態惡化，雙方終究不能互信合作。

在台灣發展只有短短一年，此時黨員不超過50名的中共地下黨，據說曾擬組織全省武裝力量，計畫以二七部隊和中共地下黨領導人之一張志忠所領導的「嘉義自治聯軍」為骨幹。但北部組織群眾隊伍的工作沒有成功，而後情勢急轉直下，南京政府派援陳儀的21師已在基隆登陸，開始了血腥鎮壓。

尾聲

武力鎮壓之後，緊跟著是大逮捕。僥倖存活下來的左翼人士，大部分成功地脫逃，經香港到大陸。留在島內的同志堅持到1950年代，並且在組織上曾經有很大的發展。這是因為經過2.28事件，國民政府盡失民心，人們痛苦重新探索台灣的出路，做了新的選擇。

1949年，國民政府中樞遷台，隨後爆發韓戰，美國海軍第七艦隊進入台灣海峽，一度幾乎被美國拋棄的蔣介石，再度成為美國保護的反共盟友。台灣進入歷史上最黑暗的白色恐怖年代，當局肆無忌憚地清除左翼力量，隨著蔡前的被捕叛變，中共在台灣的地下組織潰滅，黨員遭殺害投獄，並牽連無以數計的無辜。

脫逃的左翼人士多半先到香港停留，也有經上海輾轉到解放區的。謝雪紅、蘇新、楊克煌、蕭來福與潘欽信等多人曾先後與主張「台灣由美國託管」的廖文毅有過短暫的合作，而受中共華東局領導的「台灣民主自治同盟」也是這段時期在香港成立的。一直到1949年中共成立後，大多數台灣左翼人士才進入大陸，估計共有近百名參與2.28事件者後來在大陸定居下來。他們從此與故鄉親友斷絕，成為國家分裂最直接的受害者，也有了一個截然不同的現代中國經驗。與台灣的斷絕，使得他們成為沒有土地與人民的政治活動家，在大陸歷次政治運動中受辱折磨固是不可避免，最大的悲劇，還是他們於不同的時空，重複台共時代分裂的歷史。

台灣共產黨的出現雖然早在1920年代，台灣左翼人士卻一直是極少數的一批異數的知識分子。他們在思想與政治上的選擇，長期不曾被台灣社會認可，或許只是個人的悲劇。但是，沒有將他們包括在內的台灣近代史是絕對不完整的，也不可能具備歷史的反省與自我完善的條件。2.28事件及緊接著的白色恐怖年代，不只是讓多少家庭經歷血淚的生死別離，也不只是損失了一個世代的社會菁英或長期的社會不和諧，更大的傷害在於造成歷史傳承的中斷。我們的父祖輩埋藏自己的歷史，而我們成為沒有歷史的一代人。

（作者係文史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