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經濟爭端引起各界普遍關注。突變的深層原因為何？中國大陸應如何更好地應對？作者從不同角度做了思考。

   川普就任美國總統後，在台海、南海等問題上不斷挑戰我底線，並先後對我實施高科技和高關稅制裁。有觀點認為，這是美國對華戰略發生了質變，重新視中國為戰略對手。「質變說」意味著過去美國並不認為中國是其戰略對手。果真如此嗎？

不要忽略中美關係定位

冷戰後，發展經濟成為世界性的主題。改革開放的中國，對經濟最強國美國抱有極大期待和善意；飽嘗與中國對抗苦頭的美國，則試圖改以協助經濟發展促使政治轉型的方式影響中國。傳統的意識形態對抗被和平發展、互利共贏取代，中美合作有了廣闊的空間。

中美兩國經濟發展水準的差異形成了很強的互補關係，美國居上游，中國居下游，經貿交往成為兩國關係的壓艙石。但中國不會永遠位於下游，中美經貿互補關係必會變化。如同兩個水位不同的水庫，一個要儲水，一個要放水，水流當然源源不斷；一旦水位持平，要麼都需儲水，要麼都需放水，就轉化為競爭關係。

《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聲稱，「競爭並不總是意味敵對，也不一定導致衝突，…美國在競爭中取得成功是避免衝突的最佳途徑」。美國的對華戰略正反映了上述企圖。美國並不在意中國有無與美競爭的意圖，而是要設法削弱中國與美競爭的實力。利用中國的需求給些甜頭，表面上對華示好，但目的是將中國的發展納入對其依賴的軌道，以便更好地控制中國；針對中國的需求釜底抽薪，打斷中國的發展進程，旨在削弱競爭對手。無論何種手段，美國都為阻礙中國發展崛起，以維持對其有利的上下游關係。

中美本來就是戰略對手

究其原因，還是在於資本主義的本質。資本主義是以經濟利益為中心的競爭社會，競爭不僅存在於人與人、企業與企業之間，也存在於國與國之間。同屬資本主義的國家也經常發生戰爭，在經濟領域的爭鬥更是家常便飯。即使中國轉為資本主義，也無法化解與美國的利益衝突，何況雙方的政治分歧根深蒂固。因此，中美間發生摩擦和衝突並非偶然，不是川普個人的因素，或中國不夠韜光養晦造成的，而是因為雙方本來就是戰略對手。

利益衝突過早激化對我不利，故我在應對策略上宜審時度勢、趨利避害。我們堅持和平發展，力避「修昔底德陷阱」，但也應看到，中美矛盾如何發展並不由中國單方面決定，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主要看美國能否理性對待後起之秀的中國。中國不應也不會阻礙美國發展，但應做好應對美國阻礙中國發展的準備。對其軟的一手，我們不要有任何不切實際的幻想；對其硬的一手，我們也無須出乎意料，關鍵是要有充分的思想準備和可行的應對措施。

中美雙方可以是合作夥伴，但始終是戰略對手，我們必須正視中美間客觀存在的基本矛盾和可能衝突。

不要忽略與美博弈經驗

中美之間始終是戰略對手，但並不影響雙方改善關係和在某種程度上開展戰略合作。如何形成對我有利的戰略合作，有必要深入探討。

如果不講任何前提條件，早在1949年新中國誕生之際就有機會與美實現關係正常化，當年美國駐華大使遲遲不離開南京，就意在與中國新政權接觸。

出於國內外形勢和民族前途考慮，新中國選擇了社會主義道路，加入了前蘇聯陣營。美國作為「自由世界」領袖，轉而瘋狂扼殺新中國。1950、60年代是中美關係最冷的時期：中國無條件支持世界上一切反美活動；美國則在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等各領域全面封鎖中國。在與中國的對抗中，美國各項制裁未能奏效，還敗於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可謂舊恨未解又結新仇。

1970年代開始，中美關係出人意料地開始轉暖。眾所周知的原因是，雙方有共同的敵人前蘇聯。雙方互有需求，理應相向而行。但經濟落後的中國，堅持社會主義發展道路沒變，為廣大第三世界國家主持正義沒變，反對霸權主義立場也未變；而經濟強大且舊恨新仇未報的美國，卻向中國靠攏並做出讓步，同意廢除美台協防條約、撤出駐台美軍、與台灣正式斷絕外交關係。中國大陸取得聯合國合法席位，國際地位空前提高，打開了走向世界、發展崛起的大門。顯然，在那一輪中美互動中，中國大陸贏得了主動和勝利。

中國人心齊、骨頭硬

原因何在？如果僅僅存在共同敵人，而沒有中國自身的因素，美國恐怕也不會借力中國。當時中國經濟實力並不強盛，但中國人心齊、骨頭硬，美國制裁中國效果不彰，與中國對抗得不償失。中美關係得以改善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美國對中國的忌憚和尊重。

與美改善關係並非我終極目的，而是為了更好服務於國家發展和社會進步。符合此目標的戰略合作，就積極爭取，與此目標相悖，則寧可不要，不拿長遠和根本利益作交易。

新中國的歷史告訴我們，與強敵進行戰略對抗並不可怕，更非死路一條。使其飽嘗與中國對抗的苦頭，才能爭取到對我有利的戰略機遇，這是新中國外交鬥爭的重要成功經驗。借用一句「以鬥爭求團結」的辯證老話，也可以說「以鬥爭求合作則合作存，以退讓求合作則合作亡」。

不要忽略國家經濟安全

美國忌憚和尊重的並非是中國的物質實力，而是中國萬眾一心和不屈不撓的團結奮鬥精神。

對我實施高科技制裁和高關稅貿易戰固然是美國挑起的，但我們也應自問：我們是否存在易被美國利用和控制的漏洞？

新中國誕生之初，就面對著西方列強的經貿封鎖，我們是靠艱苦奮鬥、自力更生走過來的。那時美國的制裁未能阻礙中國的發展，是因為中國雖然經濟落後，但有獨立自主、奮發圖強的底氣。依靠自己而不依賴他人，使中國真正站了起來，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借全球化東風，引進資金、技術和人才，深度融入國際經濟體系，經濟社會發展步入快車道，迅速富了起來。但美國的制裁措施卻對我影響很大，說明我經濟對美依賴性強，易受美方干擾，國家經濟安全係數偏低。

融入國際產業分工雖能充分發揮中國的自身優勢，迅速獲取經濟效益，但也易形成產業鏈的低端化、片斷化，易受鏈上其他產業，尤其是高端產業的控制，十分脆弱。例如，美國禁止中興公司採購晶片，就能中斷這家世界級通訊設備公司的生產。這是改革開放後出現的新問題。

應建立完善的戰略產業鏈

因此，我們在應對美國的高科技和高關稅制裁時，既要針對眼前困難，採取各種措施來維護我外貿利益，但這只是治標；還要在自身發展上追根尋源，補上易被外部敵對勢力操控利用的短板，建立完善的戰略產業鏈，確保國之重器掌握在自己手中，這才是治本。

例如，下大力彌補高端產業缺口。美國通常在我不掌握核心技術時以高價謀取暴利，當我有可能取得技術突破時則以低價傾銷來進行封殺，因此，在這類專案的研製生產上，我不宜只算經濟帳而不算安全帳。

再如，對重要產品的產業鏈缺項要備份產能。備份產能不一定最經濟、最先進，但外部供貨一旦受阻時能填補空缺，實現保底運行。

當年中國研製的第一代核武器爆炸當量不過數萬噸，而美蘇等國已擁有數千萬噸級的核武器，但只要有核武器，哪怕再落後，也彌補了國防安全短板。在經濟安全領域，同樣也要把補缺項放在重要位置。

當今全球化已不可逆轉，但國家間的競爭依然激烈。在此情況下，不能獨立自主掌握本國經濟命脈是不安全的。歷史經驗啟示我們，獨立自主和改革開放是推動中國經濟健康發展的兩個輪子，缺一不可。在大力推進改革開放的進程中，要避免受制於人，更不能忽略安全底線。

(作者係海峽兩岸關係研究中心前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