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不少人喜歡把「光復」改為「終戰」，表示對國府的不滿，也對日本殖民統治缺乏批判能力。作為一名公民教師，我也質疑到底「光復」了什麼？若說不清楚，最多只能說是「光復故土」吧。中國人經過那麼多年的犧牲奮鬥，才好不容易收復台灣，但未來國運如何尚不可知，因而，筆者認為，應以「犧牲光復紀念日」稱之，來凸顯其過程與成果得來之不易，來自我勉勵。

作為殖民地的台灣，被殖民者揮來喝去。戰爭的起頭與台灣人無關；50年後又突然終止了；台灣好像一個任人擺布的人偶似的。作為一個研究台灣史的公民教師，筆者覺得應該重視中國人在光復過程中的犧牲奉獻，並且嚴肅正視祖國帶來多少「進步」與「現代化」。

在我看來，「光復」至少有以下幾點意義。

恢復「台灣錢淹腳目」

「台灣錢淹腳目」，自台灣進入我大中華版圖以來，相對於閩粵沿海山多田少的生活空間，台灣是一個尚未充分開發的處女地，有很大的發展空間；加上當時為農業社會，台灣土地肥沃，墾殖之後，農作收穫比大陸東南沿海高出許多；又加上有「永不加賦」與幾次「禁止渡台」政策，使得該說法自然漸起；加上1860年代開始，台灣開始成為中國對外的通商口岸，使得商業更加興盛；也難怪「台灣錢淹腳目」成為台灣在大陸東南沿海的傳說。

如史籍指出，台灣社會在1695年前後已出現富裕奢靡現象；即使其所提示的只是當年少數人的生活，但也顯示了台灣人的生活不似當年閩粵那般艱難。

更何況，在日本侵據台灣之前不久，除了1877年，台灣巡撫丁日昌又向光緒皇帝請准豁免占台灣歲入一成的種種水陸雜餉，台民的賦稅壓力更減，這也是「台灣錢淹腳目」可以延續的理由。

而中法戰爭後，劉銘傳結合在地紳商與江浙海商而推動的，各項現代化建設驚動了美日駐華使節來台參觀，雖不幸未能充分持續，但台灣人已經領教了真正現代化所帶來的民間脈動。

1898年，日本殖民當局的英籍顧問視察台灣後，所提出的報告稱，「目前地租只有3%…除開買賣鴉片、茶、砂糖、樟腦的商賈外，皆不納租稅」，則證明上述自丁日昌為我先民豁除多項雜餉以來的真實情況。

相對的，日殖時期使我先民難以忍受的種種稅負─利潤高的收為「官營」或「專賣」；其他民間的營業則簡直「竭澤而漁」，所謂「如以所領營業牌照而言，一商人欲販賣雜貨、或酒、香菸、油鹽等數種物品時，即須具領牌照數張，一張須繳費一圓或二圓。販賣數種物品，即須具領牌照數張。一張須繳費一十數圓之牌照稅。再加以地方稅、營業稅、房屋稅、店夥之工資、伙食等，則本舖之收支已不能相抵矣。吁！商人將何得而生活耶？」就是。

光復的意義，自然意味著要除去日人的苛捐雜稅，恢復古來「台灣錢淹腳目」的大環境。

保甲制度與社會福利安全

保甲制度是秦代法家人物商鞅發明的，把人民組成一個類軍事性的組織；但傳統中有「作法自斃」的故事廣泛流傳，受到社會強烈批判。因此，後來王安石所倡的保甲制度就主張，只在社會動亂時，該制度才用連坐法，以避免社會動盪不安；在社會平靖時，則應該努力實現「自我管理」，追求社會福利與安全制度，邁向傳統「禮運大同篇」 的理想境界。

台灣的保甲制度在19世紀中葉就曾經如此發展：「夫保甲之制，所以衛民；使之相安而無事。然而，民不能永安也，水旱之不時，疫癘之間作，鰥寡孤獨之無告…，先事而防之，後事而循之，而後得遂其生。…而後可以為治國平天下之道。」 

「…當綢繆於未雨，期任卹之可風…各社家道殷實者，公議按捐地畝若干。各家分收近支族中貧苦孤獨子姪若干人，或借給糧食，傭工出力，按年抵扣；或支付銅錢，小本營生，餘利歸還；或祠堂公提生息，或本社捐置贍田，幼而慧者設義塾，…壯而鈍者習技勇…。如怙惡不悛，公請族長責懲逐出，本支聯名送官究處，不准回社，如改過自新，…」 

台灣不僅有「姚前任內，各社遵行，立見安謐」，也有「今鹿港街行之亦效」的成績。都是台灣傳統保甲制度的經驗。

相對的，日殖時期所行的是不分平時或動盪時期，同其苛虐的日式保甲制度，當局混稱所行就是島上的傳統，不准分辯，像是「啞巴壓死囝仔」般的，逼得先民透不過氣來。自有輿論以來，先民就一再表達反對該日式的制度，但都未能恢復原來珍貴的傳統。他們多麼希望，自己能夠回復過去那自保、自養、自設義塾、自治，可以追求禮運大同篇的社會。

教育上的「學問思辨」

中國傳統教育或易養成士大夫習氣，但每一位受教者都知道在教學過程中，「學、問、思、辨」的重要性，且重視對於良心、良知、良能的啟發，希望由「修己善群」、「忠孝節義」而能止於至善。而這種教育是「有教無類」的，是人人可透過科舉制度自我實現。

日殖時期50年的教育，自起初就強調「低其程度」的教材，把先民視為異類；甚至，先後兩位學務主官還留下了這樣的告誡語─「執行以涵養國民性格為主的國語教育，是在口中可以說說的同化政策，然而台灣教育的真正目的，其實自存於他處」、「當局…沒必要特別宣明任何的教育方針，…是在表面上重視教育，但是實際不積極獎勵；只有在不得已時，才漸進的施行之。」

這就是被林獻堂指為「愚民政策」、「奴化政策」的教育。據稱，當年當局對台人的教學方針是─「不要盡心詳細講授，只可在教科書上教以最低的程度就好」，否則教師就會被開革─哪裡有絲毫「學問思辨」的影子？

當年先民曾經如此描述過師資問題─「我台灣的初等學校教員的型態，所謂粗製濫造的居多，單畢業初等教育，尚不能辨別魚魯的少年，僅授以五、六個月的教育與練習，就充當其任者，在數年前，實居其大半，而在現今還是不少。…」

同時，當時負責師資培育的師範學校中則是─「多換為無實力的小公學校訓導來充作教師，禁止學生多讀參考書雜誌類，輕視學生的人格，常常搜查衣袋箱筪，等閒學生的疾病治療，內台人的差別待遇，師弟如同仇敵，沒有愛情等…」

可說為我們把林獻堂所憤懣的「愚民」與「奴化」，充分刻畫了出來。光復的意義當然在於台灣學子應該回復到「學問思辨」，破除「愚民」與「奴化」，回復「主體性」的教學。

當代會有另一種「光復」？

自台灣光復以來，由於發生國共內戰與美蘇冷戰，之後近四、五十年的歲月裡，台灣一直動盪不安，因此台灣社會雖有種種建設，但「光復」的意義，從未得到社會充分的審視與發揚，甚至根本沒有被充分注意。例如，台灣若非已「光復」，在上述日殖教育下，李遠哲有可能獲得諾貝爾化學獎嗎？

時間來到現今的美國，當前後兩任國務卿承認美國介入造成敘利亞的悲劇，以「說謊、欺騙、偷竊」來維持美國的偉大；全世界都不免把眼光定睛在敘利亞、利比亞、埃及、上溯到科索沃、甚至更早的中美洲；然而，台灣人是否應該省思二二八，甚至上溯到1895年的甲午戰爭，以及1874年的牡丹社事件？

美國很早就對台灣有戰略設計，由此看，「台灣光復」史實似乎只是美國為爭取自己利益而設計出的一套戰略遊戲。事隔75年後的今天，美國的神聖光環似乎已經快退盡了；似乎不再值得台獨分子那樣寄予希望了。想當年美國沒有握緊盲信它的台灣，不是看好中國會強大起來，而是台灣實在太遠了，以及中國的利益實在太大了。這兩個理由至今都仍然存在，而中國又已不再是當年的「吳下阿蒙」啊。

 (作者係台灣史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