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金玉(1921-2018)出生在台北萬華一個窮苦家庭，從小被送人當養女，日後當上了郵政工會代表，卻也因此坐了15年牢。出獄後不改其志，終其一生，堅持她愛國愛鄉、捍衛勞工權益的理想。

從工廠女工到郵政局職工

   許金玉公學校畢業後，養父堅持不要她再受日本教育。她白天去汽水工廠做女工，幫助家用；晚上就到附近的私塾偷偷學習漢文。在這裡，她深刻體會到工人被剝削，勞動安全也沒有任何保障的悲哀。

1944年，許金玉報考三四百人報名卻只錄取兩人的郵政局甄試，錄取後被分發至保險科文書組任職。第二年台灣光復，從小就有強烈民族意識的許金玉不但自動到台北車站去歡迎祖國的軍隊，而且一聽到陳儀在廣播裡說「親愛的台灣同胞」，眼淚就掉了下來。

當時國民政府交通部在台北設立了台灣省郵電管理局，先後調派沿海各省郵政管理局和電信局的高中級職員到台灣接管。他們的工資一律按照上海管理局的標準計薪，並從優換算台幣，而日據時代就進入郵電部門的「留用台籍員工」，卻仍照殖民當局訂的低標準發薪。再加上主管講話大小聲，態度傲慢，沒幾個月，台籍職工就開始感到不滿。

1946年5月，上海郵政管理局調派南翔郵局局長陸象賢（中共黨員）等40人到台灣省郵電管理局工作。6月台灣省郵務工會籌備委員會奉准成立，8月10日在台北中山堂召開全省第一次郵電職工代表大會，成立台灣省郵務工會。陸象賢被選為理事長後奉命到上海，向全國郵務總工會報告台灣省郵務工會的成立經過，並要求全郵總支援台灣職工爭取歸班，實現同工同酬的鬥爭。回台後，他擴大了原有工會學習班為台灣省郵工補習學校，招收本省籍青年郵電職工入學，用各種方式進行思想啓蒙教育。

受計老師啟發任工會幹部

同年9月，江蘇籍的計梅真與錢靜芝應補習學校陸象賢校長之聘，聯袂來台，擔任國語教員。其認真與誠懇的態度，令人對她們二人產生好感。許金玉開始去上計老師的課。兩三個月之後，計老師看到許金玉在「我的志願」作文裡寫想開孤兒院，就告訴她，孤兒問題只是整個社會問題的一部分，如果有心，就要從根本改造整個社會。通過計老師的開導，許金玉開始參加局裡的團體活動。

228之後，本省員工發起爭取同外省員工一樣計薪的歸班運動。計老師建議，他們可以在工會裡爭取發言權與應有的權益。就這樣，生性害羞內向的許金玉參加了工會，並被選為代表。後又從計老師處學習如何發言，漸漸成為工會的「活躍分子」。

爭取留用台籍員工歸班

1947年11月，台灣省郵務工會召開第二次代表大會。國民黨把陸象賢視為眼中釘，改由侯崇修繼任，但軍統硬塞的理監事候選人沒有一人當選，工會提出的候選人則全部當選。許金玉和計老師的幾個學生也被選為理事。

計老師建議他們，抓緊歸班問題作為工會運動的中心目標。他們於是就在台北分頭說服群眾，並聯絡全省各地比較進步的工會代表。後來侯崇修被情勢所逼，到南京總局交涉，卻只帶回來「按照省政府標準加三成」，對歸班的事避而不談。1948年底，全國郵務總工會在上海召開全國郵工第五次代表大會，許金玉等20名工會代表前往參加。但在會上，侯崇修什麼也沒提，有一些台灣代表儘管起來發言，卻因爲普通話表達能力不行，沒有引起具體反響。

1949年年初，國民黨在大陸全面崩潰。1月21日蔣介石宣布引退。與此同時，各地郵務工會紛紛召開座談會或記者會，呼籲迅予本省郵電員工歸班。侯崇修前往晉謁省府主席陳誠，要求轉達中央，陳誠面允向來台養病的交通部長俞大維轉達並商洽辦理。

3月26日，許金玉被推舉為十名代表之一，前往台北郵政管理局交涉，要求局長向南京總局反映工會的意見，卻發現局長只在敷衍他們。回到會場，許金玉按耐不住地哭了出來說我們被騙了。就在這時，突然有人大喊我們去遊行，於是大家都衝出會場。雖然實際開會的只有400多人，隊伍出發時卻有1,000多人，沿途又不斷有支持者加入，走到省政府時人數就更多了。

當場，許金玉與另外兩位被推選為代表，進去找陳誠。陳誠沒聽他們開口就叫他們回去。許金玉站起來，用不流暢的普通話說，你沒有話講，怎麼就叫我們回去。我們怎麼回去告訴大家？陳誠瞄了她一眼然後說，我很關心這個問題。許金玉對他這個回答非常不滿意，還想講下去，但其他人都示意叫她走。

4月20日，解放軍渡江攻下南京。同日，《中央日報》報導說：「郵電人員歸班，總局呈部核示」。5月20日，台灣省警備司令部開始在全省實施反共軍事戒嚴令。24日立法院頒布實施《懲治叛亂條例》。27日台灣省警備司令部禁止一切「非法」集會、結社、罷工、罷課、罷市；並制定新聞、雜誌、圖書管理辦法。與此同時，經過一場請願遊行之後，全省的台籍員工一律通過半放水的考試方式，正式歸入郵政人員等級。

秋後算賬被逮捕

儘管當天工會遊行非常溫和，卻是光復後台灣第一次工人請願遊行，引起當局注意。警備司令部下令整肅郵務工會，許金玉被調到台中北斗郵局。

8月18日起，保密局會同刑警總隊逮捕「成功中學畢業」的青年與台大法學院學生，並「循供」深入偵查，逮捕了包括基隆中學校長鍾浩東在內的「匪諜及涉嫌份子44人」。12月9日國民政府行政院正式遷移台北辦公，10日台灣省保安司令部宣布破獲「奸匪光明報及匪基隆市委會案」，並槍決「匪諜」四名。

1950年2月初她回台北過年，就有人告訴她計老師出事了。3月17日，兩名便衣特務到局裡把她押到當地警察局，然後坐火車到台北，送到一個秘密看守所（後知是保密局南所）。結案時她又被送到軍法處看守所，這時她才跟計老師見到面。但不久後計老師就被押到馬場町槍斃了。

那天清晨，差不多四五點左右，押房的班長來點名，先叫了計老師，然後又叫了隔壁房的錢老師。計老師看到只有錢老師跟她，就欣慰地說，還好，只有我們兩個人。然後勇敢鎮定地走了出去。有人哭了，有人目送她們唱起《安息歌》。

許金玉被判處15年。第二天早上她與同案難友就被移送台北監獄，從此歷經新竹少年監獄、台北監獄、保安處、軍法局、軍人監獄、板橋生教所，一直到1965年3月17日刑滿出獄。

路，要繼續走下去

1965年11月，已經45歲的許金玉通過難友馮守娥與陳明忠夫婦介紹，與年過半百的難友辜金良締結良緣。婚後她與辜先生從頭做起皮蛋生意，雖然屢遭阻擋，終於建立起台灣第一品牌浤良皮蛋的市場地位，並且博得同業的敬佩。

在許多受難人餘悸猶存的1996年，許金玉先通過〈路，還是要繼續走下去的！〉的口述史，發出瘖啞了半世紀的聲音，繼而又勇敢地面對鏡頭，通過侯孝賢電影社監製的第一部反映1950年代白色恐怖的紀錄片《我們為什麼不歌唱》，發出歷史的最強音。

通過這部紀錄電影的巡迴放映，島內年輕一代對50年代白色恐怖的歷史開始有所瞭解。與此同時，許金玉素樸、堅毅的革命者形象，也贏得無數看過電影的青年朋友尊敬與愛戴。於是，有人進一步以她和辜先生為主角，拍了內容更為詳實的紀錄電影《春天》，贏得金馬獎最佳紀錄電影獎。也有人以舞台劇的形式演出她的故事。

許金玉始終把握每一次公開發言的機會，堅定地強調：我以為，我們過去所受的一切的苦，都沒有關係，只要大家能夠得到真正的幸福就好了。而我認為，我們要能真正得到自由，還是要等到祖國統一的那一天。我在年輕的時候，因為受到計老師的影響，從一個養女而走上工運這條路，現在我雖然年紀大了，可只要我能夠做到多少，我還會儘量去做的。畢竟，路，還是要繼續走下去的。

安息吧！許大姊。別再為祖國擔憂。您沒有走完的路，一代又一代的青年朋友會繼續走下去。

(作者係作家、辜金良文教基金會執行董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