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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視台灣光復的歷史意義|戚嘉林 在 Facebook 上分享!

  近代中國衰微,遭致列強侵凌,其中尤以東鄰日本為最。早在19世紀中期,日人佐滕信淵、島津齊彬、吉田松陰等人先後提出侵華方略,並於1874年藉端啓釁,兵占我國台灣恆春未果。日本旋擴充軍備,二十年後發動1894年的甲午乙役,我國戰敗,馬關條約強迫我國割讓台灣。

  馬關條約割台,1895年日軍入侵台灣,國人堅不臣倭。乙未之役,台灣義軍和黑旗軍奮起抵抗,保衛台灣保衛祖國,捐軀台灣,屍骨散於台地荒煙蔓草,忠勇憾天地。接著是台灣志士風起雲湧,持續發動長達七年之久(1896-1902)的激烈武裝抗日,及其後的零星武裝抗日,前仆後繼,氣壯山河;1915-1936年間則實行非武裝抗日。斯時,台灣志士深信祖國不久將恢復國情,收復台灣,於此刻到來前不可失去民族特性,故啓動一波波的文化啓蒙運動,以延續民族傳承與對祖國認同。

  1937年爆發「七七事變」,隨著中日戰爭的全面開展,日本加強在台灣殖民統治的力度與深度。斯時,日本殖民當局深懼非武裝抗日的文化傳承及其維繫台人對中國國族的認同,乃發動「皇民化運動」,一面實施泯滅台灣人的歷史、語言、宗教信仰、生活習俗等的「去中國化」政策,切斷台灣人民的祖國意識。一面強行推廣使用日語、改信日本宗教、更改日式姓名,以及宣揚皇國史觀的台灣歷史教化等一系列「日本化」政策,也就是將台灣人「日本化」的大規模思想改造運動。惟皇民化運動也更加激發台灣民眾的反彈及中國民族認同,八年抗戰期間,許多有志台灣青年奔赴大陸,投入國、共兩黨的抗戰行列,島內亦有各式各樣的「反日潛行運動」。換言之,「七七抗戰」將台灣志士抗日運動與祖國的抗日民族保衛聖戰緊密結合。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全台灣萬民歡騰,慶祝台灣回歸祖國。10月25日,中國與日本在台北公會堂(今中山堂)舉行「中國戰區台灣省受降典禮」,中方代表中國台灣省行政長官兼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陸軍上將陳儀宣讀受降書後,日方代表前台灣總督兼第十方面軍司令官安藤利吉親自在受降書上簽字,日本在台各文武機關旋向我國各相關單位辦理移交,並安排在台日軍及日僑撤離台灣,完成接收程序,台澎完全歸還中國。1946年8月,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頒布命令,明訂10月25日為「台灣光復節」。

  無可諱言,台灣光復榮耀的背後也暗藏著無限危機。因為,抗日戰爭末期,台灣曾遭美軍全面轟炸兩百天,1945年台灣工業產值與戰時最高產值相較減產85%,米糧減產40%,各項物資極度匱乏,但日本殖民政府卻於是年9月放棄糧食配給管制與物價管制。就個別的民眾而言,使得各地的餐廳如雨後春筍,米糧消耗驟增,消耗所存極其有限的存糧,致使未來年全年台灣社會陷於饑餓狀態;與此同時,日人又自東京運來大量由日本銀行印製的台幣,發給在台日本官吏,使1945年9月及10月台灣銀行的貨幣發行量連續突然分別增加35.2%和34.3%。在如此雙重打擊下,台灣物價飛漲。陳儀1945年10月24日抵達台灣,他抵台前一個月(9月),物價遽漲18倍,抵台後一個月(11月),物價遽漲22倍。而次年4月,物價遽漲75倍,從而全面激化社會上的各種矛盾。換言之,日本在將台灣還給中國之前,發動製造大糧荒和超級通貨膨脹的經濟戰,使台灣社會陷於絕境,終於引爆了1947年2月的二二八事件。

  斯時,國、共兩黨爆發內戰,國民政府於1949年遷台,兩岸從此對峙。及至李登輝、陳水扁執政二十年期間,無視五十年間日本殖民政府屠殺、壓榨、歧視台灣人無所不用其極的史實,反而以行政資源推動「文化台獨」和「去中國化」,竄改歷史教科書。二十年間,政府一面極力抹滅台灣光復的意義,一面大肆強化紀念二二八事件,歪曲詮釋緊接光復後的負面影響,甚至美化日本殖民統治,其目的就是切割兩岸的歷史連結。更令人痛心疾首者,是將「台灣光復」稱為「終戰」,取消「台灣光復紀念日」為國定假日,藉淡化台灣光復的方式,具體地切斷台灣先賢對祖國的認同。

  回首台灣光復迄今轉瞬已屆滿68年,身為中國人,深信我們民族在被殖民68年後應有能力逐漸客觀省思那段被殖民的悲慘歲月。在紀念台灣光復節時,我們更該與時俱進知道,日本就在將台灣歸還給我國時,仍枉顧道義地發動一場致我於絕境的經濟戰,吾人應永誌不忘日帝侵略我國的狼子野心。

  國民黨重新執政以來,政府與民間均對日據殖民五十年的史實重啓客觀認識,例如馬英九邀請學者專家成立「碑文委員會」,於2011年撰寫碑文刻於「抗戰勝利暨台灣光復紀念碑」,俾對在抗日戰爭中犧牲的同胞,永誌懷念。本人創辦之《祖國文摘》亦曾出版《台灣光復前後》專刊,紀念台灣光復。期盼在大家有志一同的努力下,能早日恢復我們對台灣光復應有的認識及客觀的歷史記憶。

(作者係本刊主筆˙世新大學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