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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麟徵 中國在，中國夢才能實現｜黃智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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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麟徵教授，1939年生於重慶，浙江平湖人，1949年隨父母來台。1961年台灣大學法律系畢業，1963年10月取得法國政府獎學金赴法留學，1966年底取得法國巴黎大學國際法博士學位。現為台灣大學政治系名譽教授，「前瞻基金會」董事長。歷任台灣大學政治系教授、兼任台灣大學共同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文化大學、輔仁大學、淡江大學兼任教授。在台大教授國際公法、國際關係史、國際組織、黑非國家政治與對外關係等課程，深得學生愛戴歡迎。著有《近代國際關係史》、《歧路上的台灣》、《硬拗--唯我獨尊的兩岸政策》、《泥淖與新機—台灣政治與兩岸關係》、《關鍵時刻》等書。
教授為人耿直，是非分明，國家民族觀念堅定，政治理念清晰，一路行來，始終如一。教學、持家、輔助夫婿從公之外，行有餘力則投身平面媒體及電視，分析國際與兩岸局勢，針貶時政，提供政府有關外交、兩岸、國際法等領域建言。並以行動對抗台獨，如1997年曾參與組織「諍社」，反對李登輝修憲凍省，2002年又在許歷農將軍號召下，在「諍社」的基礎上，成立「民主團結聯盟」，推動「連宋配」。1994年起參與兩岸關係研討會系列活動，致力與兩岸學界溝通，化解分歧，期望有所助於國家統一。
問：您對政治從來沒有野心，也沒有權力慾望。可是您卻始終不畏艱難，致力於兩岸統一，您的個人經歷和您對統一的信念有關嗎？
張麟徵答：主要的是我的童年經驗。
我籍貫浙江，1939年出生在抗戰時的重慶。勝利時六歲。父親去武漢接收，母親跟我在重慶等船，寄居在姨丈家，居處可俯瞰長江與嘉陵江合流，一清一濁，景色奇特，對於山城有很深的印象。後來叔叔陪我們坐木船到武漢跟父親會合。當時雖然年紀小，但沿江東下，三峽風光始終烙印腦海。其後父親調職杭州，寄居在湖濱公園不遠處的旅館中，西湖的湖光煙柳，蘇堤白堤，以及許多動人的故事，就更加難以忘懷。
國共內戰，局勢直轉直下，1949年我們由上海搭船來台。在基隆上岸的時候，叔叔手裡拿著一大串香蕉到碼頭接我們，那是我對台灣的第一印象。台灣的亞熱帶風情雖然也很迷人，但是故國山河總是縈繞心頭。我想，那個家國的觀念就是這樣種下的。
到台灣時10歲的我，對大陸的記憶和情感，對我是個中國人這樣的認同，已經深刻而不能抹滅。對中國必須統一這件事，從來沒有懷疑或動搖過，不需要人家來教導我，說服我，別人也休想改變我。我想連戰對中國比較有感情，對統一比較真誠，大約也是因為他在西安出生，以及童年的大陸經驗。
因為經驗對人的影響至深，所以對有些台灣人支持台獨我不怪他們，我不解的是，為什麼他們對日本的殖民統治如此感恩與美化。為什麼與韓國人對日本的態度截然不同？
問：您在學術專業的訓練，對您在兩岸關係的認識有幫助嗎？
答：學習國際公法，一定會牽涉到國際政治、國際關係史的領域。這些領域的涉獵，讓我理解到，在國際關係上，法律要讓位給政治。也理解兩岸長期對峙，國際因素發揮了難以想像的影響力。中國走過外族欺凌，北伐抗戰，現在又陷入兄弟鬩牆，老百姓最受苦。將來如果要在國際上抬頭，免受欺凌，一定要追求中國統一，不能相互抵消實力。
問：您夫婿是本省人，這樣的跨省籍婚姻在當時不多見，是怎樣的因緣造就您的婚姻？
答：我在1963年赴法留學，跟外子黃秀日在巴黎相遇，同樣修習國際公法。外子是本省人，因為留學生辦晚會，他以吉他幫我伴奏才認識。雖然我沒有省籍觀念，但曾說過，不嫁本省人，因為印象中本省人都比較大男人。沒想到最後我還是嫁了本省人，但外子一點都不大男人，相反的他非常尊重我。當時我母親還擔心，反攻大陸回老家後，得把一個女兒丟在台灣！
我到巴黎的次年2月，中華民國與法國就斷交了。那年10月中共試爆原子彈成功，台灣留學生不少人心情複雜，遺憾的是，不是我們做的；高興的是，畢竟那是中國人做出來的。從這兒可以看出那個家國觀念，是多麼根深蒂固。
我於1966年12月取得博士學位，旋即與外子在巴黎結婚。1967年中返台。60年代非洲獨立運動風起雲湧，中華民國政府拓展對非外交，需要大量的法語人才，外交部派人到巴黎覓才，外子於是改變教書的初衷，返台後就去外交部上班。我則透過青輔會介紹，回台大任教。
問：您是如何從一位國際公法的學者，開始關心兩岸以及反台獨的議題的？
答：我在台大政治系教書，觀察政治發展可說是理所當然。在外交上，中華民國兩大打擊，即退出聯合國與中美斷交，都與中共有關。當時政府辦了多次大規模國是會議，我都參與了，也提供了建言。
對於台灣的政治發展，我支持民主化，反對以民主化、本土化為包裝，推動台獨。從黨外運動，到民進黨組黨，台獨的成分都遠大於民主的追求。1993年李登輝推出的參與聯合國政策，也是以拓展國際空間為包裝，目的在挑起兩岸敵對，為台獨增添養分。凡此種種，我都反對。我的國家與民族立場非常清晰，就是反對台獨，追求國家的終極統一。
那時候我常常和丘宏達、關中、胡志強等，上電視評論節目，宣揚反台獨主張。我在大學教授國際關係和國際公法這些課程，外子又在外交部，所以清楚台灣外交的困難。從退出聯合國、與美斷交以後，國際大勢已經底定。當大陸從文化大革命裡走出來，開始關注國際政治和外交後，台灣的國際舞台就邊緣化了。這種情勢，誰來掌舵都無法逆轉。台灣早就完全沒有外交空間了，能夠撐這麼多年，是個奇蹟。我很早就說，台灣要開拓國際空間，最短的路就是經過北京，不過主政的人沒怎麼聽進去。
問：您對政治敏銳的觀察力由何而來？你如何從支持李登輝的務實外交轉變為反對並批李？
答：與美國斷交以後，蔣經國致力於內政，推十大建設，對於外交，基本上「休兵」了。李登輝上來時，最初大家也對他有點期待，希望他堅定統一立場，靈活外交手段。所以1988、1989年我接了研考會和外交部的幾個委託案，探討李登輝提出的務實外交政策，從理論建構、如何落實、到提出暫時性國際法人等主張，當時我是支持李登輝的。受到德國模式的影響，借用他們的「屋頂理論」和東西德經驗，來追求中國未來的統一。那時我天真的認為，追求「雙重承認」和「雙重代表」並不會分裂中國，只要最終的目的是統一就好。
1985年外子升任外交部禮賓司長，在教授生涯之外，我開始花很多心力扮演「外交官夫人」的角色，接待外賓。也因此有許多第一手的機會，得以近距離觀察各國政要，特別是台灣政治人物。李登輝於1988年初接任總統，因為跟隨外子陪同外賓，跟李登輝有許多見面的機會，當時對他印象不惡。
1990-1991年間，我開始敏感的感覺到，以李登輝成長與皇民家庭的背景，講統一可能是迫於情勢，不得不然，但骨子裡還是同情或支持台獨。因而反省到我研究的這套支撐「雙重承認」理論，最終可能是在為台獨鋪路。當時魏鏞也提出「多體制國家」主張，魏鏞找我去擔任他「前瞻基金會」副主任時，我拒絕了，並跟他說，我們建構這套理論，可能正好給台獨利用，我們還是停止推「雙重承認」的理論吧。
現在想來，我還覺悟得早。當下還有人在推「屋頂理論」，那不是給台獨，就是給「獨台」作跳板！
1991年春，外子外放擔任駐教廷大使，我快樂的隨同赴任，遠離台灣政治，直到1993年春回台。
問：您夫婿黃秀日先生是優秀的外交官，歷任禮賓司長、教廷大使、外交部次長。卻在1996年60歲時就退休了。請問他提前退休，是因為李登輝不喜歡您的政治立場及言論嗎？
答：早期李登輝很喜歡我。外交場合見面，總要拉著我的手，笑嘻嘻的一再向他太太介紹，這是張教授。有一次外子陪他去新加坡訪問，他還問為什麼不帶我一起去？
1993年春外子奉調回台擔任外交部常務次長，錢復是外交部長。同年李登輝開始推「重返聯合國」政策，外交部為此請學者開會諮詢，我也在座。滿座學者都贊成，獨我反對。當時立委呂秀蓮為此質詢外交部：「外交部次長的太太怎麼可以跟外交部政策唱反調？」你可以想像外子承受的壓力。
李登輝推動「重返聯合國」政策，不在結果而在過程，證實了我認為他是台獨的推論，他自己當然否認。1994年4月司馬遼太郎訪問李登輝，我看了報紙，非常生氣。從「身為台灣人的悲哀」、「場所論」等說法，完全暴露了他台獨的狐狸尾巴。從此我天天上媒體，公然批評李登輝的台獨傾向。李登輝非常不高興，打電話問外交部另一位次長房金炎：「張麟徵為什麼反對我？」
當時外子主管的地域司是歐洲司與非洲司，常常要陪外賓晉見李登輝。1995、96年時，外子承受李登輝的壓力，越來越覺痛苦。一次酒會中見到李登輝，跟我握手的時候他說：「張教授，妳的話，我都聽見了。」這話已經很酸。對外子就更不客氣，跟外賓一一握手後，就跳過他，當作沒他這個人。1996年9月底，外子決定辭職。其實他是常任文官，李登輝頂多能調他，沒法動他。但是外子不是一個好鬥的人。
外子也反對台獨，我是從感情面和理念上反台獨，他則是從現實面，他說：「客觀上台獨既然不可能做到，為什麼要搞台獨？」
問：您從1994年開始參與兩岸學術會議，到今年剛好滿20年，請問您怎麼開始接觸兩岸交流的？有何心得？
答：1994年東吳大學程家瑞教授接了外交部委託的研究案，研究開拓台灣國際空間的可能性，找我跟政大國際法教授王人傑一起去大陸跟對方談。這是我第一次去北京。那時候見到的有北大國際法教父王鐵崖教授，饒戈平教授和大陸外交部智囊的國際關係協會會長馬駿等人，當然也有台辦的人在場。當時還有28個邦交國，我們提出兩個主張。一是兩岸外交休兵，就地凍結雙方邦交國。二是國際組織參與的問題。大陸對這兩個提議回應都很積極。對於參與國際組織，大陸幾位教授都同意，只要兩岸談好，大陸同意修改章程，其他各組織成員國應當不會反對，台灣就可以參加了。
回來以後，我們將紀錄和結論呈報外交部。我也去見了當時的行政院長連戰。他跟我說，只要推多邊國際組織的參與就好，雙邊外交的凍結不要管。我說，南非可能斷交，如果這件事處理好，南非就不會斷了嘛。其實連戰雖貴為院長，決策權卻有限。李登輝蓄意要挑起兩岸仇恨，搞挖牆腳、砸銀子外交，更要在國際組織中瞎攪和。所以1995年與陸方聯繫時，陸方就跟我們說：「你們要得到政府授權，沒有授權我們不能談。」
跟對岸接觸過以後，我發現雖然雙方立場有差距，但可以溝通、妥協，不像我們在這裡宣傳的這麼可怕。問題出在我們的領導人有問題。
1994年以後，我幾乎每年都受邀參加兩岸關係的學術研討會，與對台智庫學者、對台單位許多負責人都熟識。我覺得他們對台灣情況越來越理解，態度也越來越務實。當然有些底線，如一中原則是不可逾越的，但這個底線其實也是最低的底線了。在兩岸關係的發展上，平情而論，台灣其實是恃小而驕，以小欺大。今日回顧，我覺得蔣經國的兩岸政策（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錯誤，接班人也選錯了，導致兩岸的僵局至今難解。
問：馬英九連任至今，您覺得他在兩岸政策上和民族認同上表現如何？
答：2008年馬英九當選總統。歷史讓他在最關鍵的時刻，站上最關鍵的位置，可是他卻沒有珍惜這個機會。馬英九手掌大權，卻是有權力而不會用，有正當性而沒有自信，浪費了大好機會和寶貴六年。在兩岸交流上，他確實開創了新局，但在國家認同上，他卻固化了台獨，因為他在矯正「去中國化」教育政策上軟弱無力，論述隨綠營搖擺。加上內政不修，經濟低迷，第二任後，搞得天怒人怨。
其實當他在2007年競選時拋出「不統不獨不武」時，我就知道這是一個沒有堅定國家立場，心中只有選票的政治人。選他是不得已，這是為什麼我說，「含淚、含恨、含血投馬英九」。中華民國憲法是一部追求國家統一的憲法，怎麼可以主張不統？
我認為兩岸關係應該要「由經轉政」、「政經並重」。要達成這個目標，馬政府對於「九二共識」要站穩「一中」立場，不要突出「各表」，不要太在乎反對黨，美日的批評與反對。但馬英九似乎沒有這樣的魄力與雄心。至於大陸，應該對美國多下些功夫，讓美國相信，兩岸政治接觸對地區穩定有助益，不要牽制台灣。
問：大陸並不支持在APEC上「馬習會」，您覺得如何？
答：目前國民黨在「七合一」選舉的選情非常低迷，如果「馬習會」成局，對國民黨選情有拉抬效用。兩岸都不排斥馬習會，但顯然對會面的平台各有考慮。馬英九選APEC當作會見平台，想打擦邊球，滿足島內一邊一國的想像，當然不會成功。如果馬英九能不在意反對聲音，選一個有創意的地方，譬如金門、香港、澳門，「馬習會」才較有成功可能。其實，用什麼身份見面，見了面要談什麼？要達成什麼目標？這才更重要，馬英九要想清楚。
問：請問您對統一的模式有何想法？
答：這是我想了幾十年的問題，沒有一個很容易的答案。我認為兩岸統一最便捷的方法，其實是被台灣人妖魔化了的「一國兩制」。「一國兩制」不過是現狀的就地落實，台灣在「一國兩制」中會得到的待遇絕對會超越港澳。
許多人提的「邦聯制」、「歐盟模式」，只不過是「兩國論」的變奏曲，大陸不可能接受。至於「聯邦制」，地位待遇還不如「一國兩制」。
不管甚麼模式，要緊的是「一中」，是國家，政府不要緊。朝代沒有不更替的，不要把政府萬歲化，要讓中國萬歲、萬萬歲。只要中國在，中國人的夢想才可以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