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長於統獨對立的八○後世代，即將成為台灣的新主人，統獨對立已不僅影響政治的選擇，甚至關聯到台灣人的個性與價值。

 
   談到統獨，許多人認為只是政治操作的工具，因為藍的不敢想像統的可能性，綠的也深知獨的困難重重，但兩者卻言之鑿鑿地以此開展政壇廝殺。媒體甚至視之為藍綠板塊的移動指標，每幾個月總要問問民眾，你認為自己是「台灣人」還是「中國人」。然而，「台灣人」或「中國人」的認同，不僅撕裂台灣、造成族群對立，對新一代青年也產生深刻的影響。

30年去中國化的貽禍

從李登輝時代的「去中國化」與陳水扁推動台獨理念的20年，若再加上馬英九「不統不獨」的鴕鳥政策，統獨對立在台灣已然30年。當新世代即將成為台灣命運的主宰者時，我們是否也該審視，上一代的統獨爭議如何影響了他們的價值取向？

上一代每每在重大事件發生後，如洪仲丘事件、太陽花運動等，才驚覺這個世代對現狀的滿滿怨懟。但看到了現象卻無法理解根源，當然也提不出解決之道。不少人將台灣年輕人的不滿與西方千禧年世代的叛逆相提並論，但近身觀察，兩者在國家社會責任，乃至於生活倫理、工作態度上，仍有明顯的差異。這些差異，便是統獨割裂下所造成的惡果。

世代對話以故事為媒介

世代交替是人類社會的必然，但當兩個世代在價值觀存在龐大差異時，社會的穩定便會受到撼動，「革命」因此應運而生。革命如果頻繁發生，文明的發展便會受到阻滯，因為不穩定會使人類無法專注創新，而經常性的價值矛盾也使得文明難以傳承。所幸，真正的革命在人類歷史上並不多見，西方學者認為過去千年只發生過六次，中國過去也只有改朝換代而沒有革命。世代差異在過往之所以很少失控，是因為世代間的價值傳承，透過制度性與非制度性的對話，如家庭、科考、教會、行會、民俗等，使新世代學習並延續上一代的價值觀與生活倫理，讓世代間的顛簸降到可以控制的範圍。

隨媒介與科技的不同，世代間的對話也以不同的形式進行，如過往是父兄耳提面命，現在則為友朋臉書的傳播，但不變的是，所有觀念都透過「故事」在對話。透過對「故事」的認同，核心價值與倫理規範在世代間被心領神會的傳承。常收看影音娛樂的朋友，對好萊塢電影與日本大河劇，透過「故事」傳揚美國個人主義與日本團隊精神必然印象深刻。透過或真或假的娓娓訴說，上一代人潛移默化地將人際相處、工作倫理、群己關係、與社會責任等傳承給新世代。故而，儘管科技已將地球錘成平面，美國的「例外主義」與日本的「武士道」卻還在新世代中擁有不少粉絲。孔老夫子不也因為明瞭「故事」的重要性，故終其一生以「修春秋」為最值得誇耀的成就，因為透過春秋「故事」，他將倫理規範傳承中國兩千年。

統獨對立對台灣社會的最大傷害，便在扼殺「故事」的來源與正當性。悠久的中國歷史曾提供台灣綿綿不絕的故事素材，但過往30餘年的「本土化」，讓許多歷史素材與本土社群開始出現扞格。追求台灣獨立的朋友固然對這些素材嗤之以鼻，期盼終極統一的朋友也認為當前的氛圍沒有傳揚中國道統的空間，最近的課綱爭議便可視為這類史觀衝突的檯面化。但拒絕了中國的故事，台灣是否另有「載具」，傳承世代間的核心價值與生活倫理？

今年6月，1960年代出生的中壯年，有感於年輕世代的渙散，自發性的發起「凱道踢正步」活動。他們在沒有政府奧援下，放開手邊工作，不畏烈日的自我鍛鍊，最後繳出一份令社會動容的成績單。他們表現出的團隊精神與毅力堅持，相信與其成長於「復興中華文化」的年代有關；浸潤於忠孝節義的故事，似乎培養了這群人不服輸的精神與捨我其誰的社會責任感。對於蔣介石，這輩人或許評價分歧；但由於成長於同樣的故事中，他們展現的團隊精神與工作紀律則無二致。甚至可以說，上個世代所承襲的價值與精神，正是台灣創造經濟奇蹟的重要基礎。

侷促台灣一隅卻以中國主權自居，荒謬性不言可喻，但不如此又如何能將中國的故事說得生動？但這不合理的主權定位，讓反對勢力與台獨主張找到了攻擊的靶心，「台獨」與「反國民黨」因此被畫上等號。中國改革開放與國際冷戰結束後，國民黨政府的文化正統論，已難以自圓其說。於是，自1990年代李登輝主政後，「本土化」、「台灣優先」被高唱入雲。民進黨主政後，「去中國化」更成了施政的重點，遺憾的是，許多國民黨支持者對這些主張也不敢大聲反對。故而，台獨主張原本只是用來結合反對勢力的政治工具，在2000年民進黨第一次執政後，開始被轉化成「去中國化」與「本土化」的社會運動。

有限本土文化難傳承價值

原本歷史就是為政治服務，獨派人士排斥中國情結並否定兩岸的歷史血脈，並不會讓人意外。問題是，主流價值與共同記憶是維繫社會免於解體的支柱，否定兩岸的傳承關係後，主政者是否找到其他「故事」，填補舊價值與記憶所遺留的空間？

照理，要鼓吹台灣自外於大陸，便應積極經營台灣的本土意識，亦即尋找這塊土地的共同記憶作為維繫獨立台灣社群的精神。但外來勢力長期割裂台灣，要找到充足的本土共同記憶並不容易。世界上許多倡議脫離母國的分裂主義者，均致力宣揚在地文化的優越性，一旦獨立成真，在地文化便能無縫地承擔起世代傳承的功能。台灣原住民的南島文化並非沒有可取之處，但閩南移民在強烈的大漢沙文主義作祟下，對在地原住民文化心存鄙視。偏偏漢民族在台灣的開墾經歷，也沒有豐富到可以樹立生活與行為的典範。沒有文化底蘊的支撐，台獨主張說穿了也僅是受迫害者的情緒宣洩。

遺憾的是，政治人物為了私利仍然執意操弄分裂主義，使得台灣在「去中國化」下，面臨缺乏「故事」的窘境，甚至連高中課綱的編纂都無法找到公約數。兩位本土化的重要掌舵者，一以日本人自居，另一則自稱「美國軍政府的代理人」，除了讓人啼笑皆非，多少也帶些悲涼。一個世代的迷惘也就罷了，問題是，當上個世代的許多故事都被套上「中國情結」的大帽子時，台灣又將憑依何種「載具」，將生活倫理、工作態度、群己關係、生命價值等，傳承給下個世代？

政治人物操弄統獨議題，總以為拿下政權後有修補的空間，殊不知，文化認同的形成需要客觀條件與時間，絕非如選舉般可以一夕改朝換代。這是為何美國獨立後，獨立元勳傑佛遜便殷殷告誡美國人，務必要繼續以英國為師，教授英國文化、傳承英國史觀。眾人皆知，美國革命其實有強大的新教信仰在背後支撐，就算不標舉英國文化的傳承，這個年輕的國家可能也不至於分裂。但儘管如此，革命先驅仍然不顧法裔與德裔的感受，堅持奉英國為正朔，使得英國社會所蘊育的思想與倫理成為美國壯大的基石。回顧台灣，拿掉了中華元素，還有其他桶箍可以維持島民的共同信仰與價值？

媒體科技助長新世代失根

更糟糕的是，這個世代與全球性的「千禧年世代」重疊。根據西方研究，資訊網絡的便捷使千禧年世代表現出明顯的自戀傾向、自我權利意識強烈、與道德價值的衰減。社會如果存在穩定的核心認同，還多少可以抵銷這個強烈自我傾向的裂解，但統獨對立卻讓任何核心認同缺乏立足之處。故而，如果拿25年前的「野百合學運」與近幾年的「野草莓學運」比較，觀察者注意到前一世代的學生還能高舉超越性的價值，以知識分子的使命自我期許；新世代的學運則僅以個人的主觀感受，透過社會參與宣洩不滿，洪仲秋案、太陽花學運、反課綱學運皆是如此。畢竟，失了根的一代，除了主觀感受，何曾以超越性的價值為念？

教育家洪蘭在《天下雜誌》的一篇文章裡感嘆，「校風不良、沒有傳統的學校，如何培育出有榮譽感、認同感的學生？」這段話如果擴大解讀為國家應該同樣適當，「沒有傳統的社會，如何培育出有榮譽感、認同感的公民？」面對新世代即將全面接班之際，台灣人或許只能自求多福了。

（作者係中國文化大學政治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