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民族國家的歷史發展有退落期，也有上升期，換句話說，國家發展是分裂與統一的交替過程，此即「歷史循環論」。經過一個多世紀的歷史退落期，中華民族現在已經進入歷史上升期，兩岸分裂已逾一甲子，國家統一是歷史循環的必然。

   我的兩位業師鄭學稼與林一新生前各送我同一本書，書名叫《各國民族統一運動史》，作者為李建芳，版本不同而已（鄭送為台北地平線版；林送為大陸抗戰時期重慶版）。他們送我這本書用意深厚，期待我閱讀後能從中理解「歷史發展的規律」，並以此為基礎去思考兩岸整合與國家統一問題。

我很愧疚地在此稟告兩位恩師在天之靈，您們的「期待」直到今天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才算化為「實在」，而且只是一個初步和粗淺的「實在」，還談不上是系統而詳細地論述，主要原因是，當您們教完我理論知識後，我即負笈海外留學去了，八年之後學成歸國，兩位恩師已經逝世，而我也每周奔波於台北與高雄之間，用知識、教學、研究和生活相搏鬥。寶貴的時間被我用俗世的忙碌消磨殆盡，如今從大學講壇上二度退休下來，才挪出時間以一個知識分子的立場思考國家與民族的未來，憑良心講，如此遲緩交卷，對不起兩位先生的「期許」。

《各國民族統一運動史》

兩岸分離，國家分裂，是中華民族的不幸。當國家分裂時，帶來的是內亂與外患，中國近現代歷史的發展，在經驗上，有令人難以忘卻的悲憤與恥辱，午夜夢迴，每思及此，難以成眠。中華民族正在復興，兩岸整合尤其需要，中國統一更屬必然，這不但是我的心思，也是歷史發展的規律，《各國民族統一運動史》便是知識與學理上的說明。

《各國民族統一運動史》談的是「德國統一運動史」、「日本明治維新運動」、「意大利民族統一運動」、「美國獨立與南北戰爭」與「尼德蘭獨立革命」。

這本意義非凡的書，作者李建芳，原名劉名胤，又名李麥麥，「五四運動」後他在武漢被《新青年》的主持者陳獨秀喚醒，不但參加席捲全中國狂飆式的社會主義運動，而且前往莫斯科東方大學接受1930年代中國青年普遍嚮往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教導。莫斯科「東方大學」的學習生活，使他接近十月革命所不可避免地一連串事變。在那裡，他從馬克思主義的研究，使他明白史達林主義為何物。當時與他同時在東方勞動大學學習的，還有鄧小平、蔣經國、陳代青（林一新）等。他比蔣經國幸運，未被史達林送到西伯利亞「充軍」，可是也沒有像蔣經國後來那樣，建構出了「台灣模式」，在經濟上把台灣打造成「亞洲四小龍」之一。他也沒有像鄧小平那樣，由「赤都」莫斯科回到中國，進入江西瑞金中央蘇區，從事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後來經過「三上三下」黨內激烈的權力鬥爭，最後成為中共最高政治領導人、「改革開放總工程師」、與「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他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將中國從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死胡同裡拖拉出來，最後用「改革開放」徹底改變了中國，並讓中國重新崛起。

如果蔣經國與鄧小平分別對兩岸中國做出歷史的貢獻，我也要在此指出，李麥麥從知識上發現了中國歷史發展的邏輯規律，並且指出中國革命的目的不在實行「工農民主專政」，更不是為了實行「無產階級專政」，而是要實踐民族復興與國家統一，這和習近平所說的實現「中國夢」—「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一個意思。可見他與當時留學莫斯科的中共國際派或留在國內搞革命的本土派，對「中國問題之解決」在見解和路線上都全然不同，說李麥麥是一個有獨創性的理論家，或對「未來學」(Futurology)理論有關民族國家發展問題添加「中國歷史經驗」因子，絕非溢美之詞。

中國歷史循環發展

李麥麥觀察了歐洲歷史發展，指出歐洲中古時期的封建主義(Feudalism)以莊園經濟為基礎，後來隨著馬克(Mark)與曼諾亞(Manor)的崩潰，歐洲又出現統一的絕對王權與商業資本主義，並在行會及市鎮的發展下，經過商業資本的破壞作用，歐洲才進入資本主義社會，這一點我認為他與當代「世界體系」(The World-Systems)理論的創建者華勒斯坦(I. Wallerstein)論述歐洲社會發展的看法是一樣的。

由於理論的素養，加上廣博的史學知識，李麥麥不但研究德、日、義、美、荷五個民族國家的國家統一問題，還對中國的歷史發展和社會性質有精深而獨到的研究。他得到如下結論：中國社會不是「封建社會」，也不是歐洲的「封建主義」，而是在「絕對主義」(Absolutism)政治系統下由「分裂」到「統一」的交替發展結構物。他進一步指出：中國自「絕對王權」第一次建立—秦始皇起，卻繞了數千年的「歷史圈子」。他針對這個問題，着手由秦至太平天國革命前的中國社會史進行探討，結果他發現：中國的歷史發展，是「分」與「合」的邏輯交替，由秦起經兩漢—三國—兩晉—五胡十六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計2100多年。

這冗長分與合的循環，雖然在形式上有若干差異，但內容上卻遵循著同一歷史軌道前進：由一個王朝的興起到它的沒落，其中可分三個有機階段，此即興盛—中衰—滅亡。當它興盛時，李麥麥說，外則擴張疆土，內則富國養民，當它中衰時，農民四起騷亂，使王朝陷入統治危機，當它滅亡時，它的送喪者如不是被統治的農民，就是疆土外圍對它窺伺已久的蠻族。由這些歷史經驗與內容，李氏建構了一個學說—「中國歷史循環發展說」。

歷史有循環的發展，羅貫中開宗明義地指出，「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便指此意。黑格爾在其《歷史哲學》中也提到歷史循環問題，但他認為「歷史現象」乃是「絕對精神」的展現。羅貫中以《三國志》詮釋他的歷史發展循環觀，黑格爾則是從哲學上論歷史發展，只有李氏以中國歷史做實證性的「說明」，並對歷史循環說建構成「知識系統」。請看他的論證：「中國是一個大陸國，大陸國當商品經濟發展到某一限度時，由於商業資本破壞舊社會而產生的過剩人口無法解決，必然地引起破壞歷史繼續前進的廣大農民和小生產者地暴動；強烈的農民和小生產者地暴動，必不可免地要使商業資本的中央王權趨於崩潰。隨後依照著歷史鬥爭的一定邏輯推移，便轉為諸侯的互鬥。這樣就自自然然地把歷史由高度的城市文化拉回到封建初期野蠻的後方，而使過去全部的崇高文化生活、教育生活一時歸於毀滅。」這叫歷史倒退運動。

但李麥麥接著指出，「歷史不能永遠退落下去的，當它退落到一定的程度時，歷史又要開始其復生運動—商品經濟和城市文化的復生。因之，那種以物質和精神在舊文化的廢墟上所建立的新文化的花朵，只要是它的內在沒有獲得解決矛盾發展的條件和手段，在發達至一定限度時，它不得不反反覆覆地重踏那歷史不幸的覆轍。」最後，李氏強調：「這種人力所不能戰勝的不幸，在時間悠長的中國民族史上實出現過無數次。」

民族統一運動的類型

李麥麥從無數的史實中，還發現與歷史循環說有關係的另一個鐵則：「一個民族不怕受另一個民族的侵略，只怕它在外族臨門時，不能夠應付這侵略，反而忙於克服內在危機的爆發。」這叫團結一致，共禦外侮，才能「多難興邦」，否則只能遭受被侵略的災難，三十年戰爭時代的德國與太平天國時代的中國就是明例。對於這一點，他在前書第一章＜德國統一運動史＞中有如此結論：「這是大陸民族的歷史鐵則之一，當一個大陸民族因國內商業資本主義發展而走入民族統一和民族史上升時期，它這時只要環境有可能和必要，它必然發揮其侵略傾向。反之，當一個民族因資本主義發展超過某一點而生出民族分裂和歷史退落運動時，這時外族的侵入和壓迫，只是內部的分裂、退落之必然結果。」

依此鐵則，他指出，太平天國運動是中國走入近代期的歷史循環退落階段，接著是鴉片戰爭、八國聯軍與甲午戰爭，這是因內部民族分裂必然招致外族的入侵與壓迫。這些入侵與壓迫，不同於過去五胡亂華，這是西方列強與東洋日本對中國的侵略，其所訂「不平等條約」對中國的侮辱與造成實際的損失（包括割讓台灣），大於中國歷史上任何外族入侵所付代價的總和。

中國近代期的歷史循環退落階段至「五四運動」告一結束，因為這個民族開始覺醒，在「反帝反殖、外抗強權、內除國賊」政治號召下，中國人民以實際行動擁護廣東的國民政府完成北伐並統一中國，李麥麥稱1920年代末期起中國開始了歷史循環上升運動。他由尼德蘭的獨立、英國的民權革命、美國的獨立戰爭與南北戰爭、法國大革命、意大利的獨立與統一、德意志的統一、乃至日本的明治維新等等廣博的歷史比較研究中，給予這個運動以特性的名詞，稱之為「民族統一運動」。

對於近代諸民族國家的統一運動，李麥麥把它們分為兩大類：一是17、18世紀英、法古典的民族統一運動；另一是19世紀的德、意、日非古典的民族統一運動。前一種民族統一運動的特色，就在它所開始的資產階級革命好幾世紀以前，這種民族就已經有統一集中的中央王權，並且同時有了強大的資產階級，此使王權對於資本主義給予保護。因此，這種民族的統一運動，在本質上，就是資產階級革命。而這種民族統一運動的基本特色，是資產階級領導第三階級來推翻專制王權及貴族僧侶官僚制度，從而建立以資產階級為中心的共和國。

至於後一種民族統一運動的特色，它完全與前一種不同。後一種民族統一運動主要的特色，就在這種民族因國際環境之變遷或民族之刺激，使它有迫切的統一運動感知與需要，從而使它的歷史倒退運動和政治分裂運動被迫停止，於是歷史上升運動就此出現。因此，這種民族的統一運動，不但不是以推翻專制王權為任務，恰恰相反，一開始就不得不謀求集中王權的建立。而這種民族的民族統一運動的基本特色，不是資產階級推翻貴族和僧侶以及官僚制度，而是由大諸侯、貴族、武士和資產階級等聯合起來建立一個對分裂的封主藩國的鬥爭，並且永遠消滅這分裂運動的統一的中央王權和巨大的官僚制度。

中國由退落期走向上升期

中國近現代的歷史循環運動分成兩大階段，每個階段的循環在時間間距上大約是一個甲子。第一階段的歷史退落期是李麥麥所說的以太平天國運動進行政治分裂鬥爭為起點，歷史上升期則是「五四運動」，民族統一運動的過程是以廣州國民政府為領導核心，經由北伐、國共合作、全面抗戰而最終獲得中華民族的對內統一與對外獨立與解放。李麥麥逝於對日抗戰末期，他來不及看見中國打敗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也未能分享到中國成為世界五強之一的榮譽，這是他個人的不幸與遺憾。但中國現代史上第二階段的歷史循環運動，按著他發現的「歷史邏輯」，應該是隨著抗日戰爭的結束而展開，國共分裂與國共內戰是中國最後一次歷史倒退運動的開始，此一倒退運動一直延伸到今天的「兩岸分裂與對峙」，但歷史循環是辯證發展的，在「倒退」的歷史矛盾中已經埋下「上升」的種子，黑格爾稱它為「歷史的狡獪」。

現代期的中國歷史上升運動也隨著中共數十年的對外反帝、反殖、反霸，對內的「改革開放」，而終使「中國崛起」。第一階段歷史循環運動下的民族分裂到國家統一，李麥麥認為，它的民族統一運動在「類型」上屬於「非古典的民族統一運動」。

9月3日習近平在B20杭州峰會演講時指出：「今天中國已經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此乃指中國歷史循環已經走向上升期，亦即第二階段的民族統一運動。我也認為它不會採取非歷史所應有的分裂方式，它還是「非古典的民族統一運動」類型，那就是，北京的人民政府以中央王權的角色，在「中國崛起」下，不會讓兩岸的分裂危機繼續下去，它的歷史課題是「中國夢」的實現，亦即結束民族分裂與完成國家統一，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作者係中山大學、佛光大學名譽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