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中春日的台北，跟著作家劉克襄在中山堂周邊漫遊，重溫1960年代的文學故事。站在中山堂門口，看見這座老建築靜靜地佇立在3月的春光裡，這裡曾經見證島嶼風雲變幻的歷史，每一段時代的轉折點幾乎都在這裡發生。如今，展廳裡依舊說著往日的故事，咿咿呀呀，不絕如縷。而門前的廣場上，孩子們無憂無慮地玩著滑板，他們的身影在暖人的豔陽下劃過一道道金黃色的弧線。時代的弄潮兒換了又換，只有這牆上的門牌號碼訴說著某種永恆：延平南路98號。

1960年代，腳下是美食遍地的中華路，對面是繁華的中華商場。曾經的國光戲院，朱家姐妹少年時喜歡去那裡聽戲。作家廖玉蕙曾在散文裡寫，那時許多青年男女在中山堂前面約會，女生打洋傘，穿洋裝，男生戴草帽。女生為表矜持，還要故意遲到。她與丈夫蔡先生，當年便是在這裡初會，相約，寫下一段浪漫的歲月。中山堂之於這座城市，不只是重大歷史事件的見證者，更承載了台北人流連追念的生活記憶。

那個時代的台北，咖啡館尚不多，不似今日遍地開花隱於城市的街尾巷角，供人們享受休憩閒話的好時光。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台北，喝咖啡是一件奢侈的事，作家詹宏志第一次喝咖啡時，還以為喝的是草藥。有一處偏僻的咖啡館，一個月只賣得出一杯咖啡，店主由衷感歎：「好似在蒙古草原上賣咖啡」。

幾間有名氣的咖啡館，「朝風」開在中山堂對面的永綏街上，「明星」和「田園」則位於附近的武昌街和衡陽街。逛咖啡館的多是文人，因此這幾間咖啡館頗有人文色彩。詩人商禽常去「朝風」，不為喝咖啡，卻是去聽西洋音樂。「明星」咖啡屋是年輕作家們喜歡去的地方，喝咖啡寫作，聊天辯論，編校雜誌，帶有同仁沙龍的色彩。連每個人寫作的座位都是固定的，林懷民在三樓苦悶地寫《蟬》，少女季季也在三樓寫小說。從美國回來的白先勇喜歡演講，常常活躍在二樓。陳映真、黃春明都曾在這裡寫作，點一杯咖啡寫一天，出去辦事回來後還坐在固定位置。這些台灣新文學的創作者們在這裡，海闊天空交換著自己對文學與當下的意見，「明星」 成了1960到1980年代文學沙龍的空間，新文藝的誕生地。《創世紀》和《文學季刊》曾先後在那裡校稿集會，後來拍《玉卿嫂》的張毅導演在「明星」討論劇本，年輕的侯孝賢、李壽全曾上樓來向他請教文藝問題。樓下，詩人周夢蝶在擺詩攤，若有男生請他喝咖啡，他道謝婉拒，若是女生請他去，他便收攤跟著上樓了。如今武昌街的「明星」仍安在，只是換上了學者、政客、明星造訪的照片。然風韻猶存，靜靜等待前來暗尋佳話的人。

穿過重慶南路書店街，二二八公園裡男女老少在悠閑散步，這裡是以前的新公園，白先勇筆下的同志們曾在這裡流連獵物，而如今，到了晚上，故事仍在上演。公園門口那家酸梅湯，是上北一女的朱天心與朋友們放學後喜歡光顧的，那是屬於她們的1970年代。那些青春的故事被她寫進了《擊壤歌》裡。

1980年代的文學故事，則要到美麗的台大校員裡尋覓。在台大校園裡沿著椰林大道走到文學院，或是沿著舟山路走到台大農場，伴著城市中的一抹綠色，度過悠閒而理想的下午，這是「流浪達人」舒國治最喜歡漫步的地方。1980年代，還在台大歷史系讀書的楊照，放學後喜歡騎著腳踏車沿著舟山路走，穿過辛亥隧道以後，心情就肅穆起來。因為過了辛亥隧道，那裡便是朱西寧老師的家，那裡有在文壇嶄露頭角的朱家姐妹，和一群辦《三三集刊》的才情少年。那樣的文學世家，對於還是文學青年的楊照來說，是一個朝聖之地。

寫《巨流河》的齊邦媛老師當年在台大歷史系教英文，出了名的嚴厲，學生們都怕她。作家劉克襄曾講過他與齊邦媛老師的一段往事：那時他在《中國時報》人間副刊工作，適逢齊老師受了傷，編輯部想派人去探望，但大家都怕齊老師，所以相互推托，最後派年齡最小的劉克襄去，並囑咐他買禮物。劉克襄想破腦袋，終於想到要買花，他想齊老師品德高潔不阿，不正如品德高尚的菊花嗎？他便買了菊花去看望受傷的齊老師，齊老師見了花竟然很高興，歡歡喜喜和他聊了許久。二十多年以後，這段故事被齊邦媛寫進《巨流河》，她還記得，那個下午的探望與傾談，那個淳樸有才華的青年。

台大文學院樓前，傅鐘靜靜地敲著。這座鐘為紀念傅斯年校長而命名，已成為台大最著名的文化地標。曾經有一本轟動一時的小說，和這座鐘有關。1980年，有個叫阿圖的台大青年寫了《鐘聲21響》，調侃台大哲學系的種種怪態，引起轟動，後來還拍成電影。鐘聲為什麼要敲響21下？據說這個數字源於傅斯年校長說的一句話：「每天只有21個小時，剩下的三小時用來沈思」。阿圖卻說，鐘聲敲21響是緣於他的同名小說。

那些說不盡的文學故事，遺留在這個城市的角落裡。挑一個3月的下午，在台北富有歷史感的老街老巷晃游，走進一座老建築、在一條濃蔭滿地的僻靜小路流連，尋覓當年翩翩的文學佳話與歷史往事，是這座有記憶的城市，留給你的最富有情味的記憶和最寶貴的財富。且行且追憶，一座城的文化脈絡便沉澱在心底，雋永綿長，永不退卻。

（作者現為出版社編輯，曾赴台交換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