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舉就像辦政治嘉年華會，經濟不佳，生活困難，最少還有政治可以麻醉，要不然，日子還真的很難過。儘管如此，在某種程度上，選舉的結果還是可以反映台灣社會的生活現況及公民水準。套用柯文哲的話：「台北市民的平均 IQ超過100」，選舉結果證明全台灣公民的 IQ平均超過100。總歸一句話，台灣社會還是有希望的，至少知道自己的身體是怎麼壞的；自己的錢是被誰偷走的；自己的心血是被誰剝削了。簡單說，就是死，也要知道是怎麼死的。

選舉結束了，人的生活並沒有結束，社會的生計也不能結束，太陽從東邊升起時，大家還是要繼續苦命的工作。只是，我們希望當選的政治人物要更辛苦地工作，所得要有正當性，行事要有正義，而老百姓可以合理工作，取得正當所得，普遍能夠脫離貧困情境，不要做得半死，從日出做到深夜，只看到黑心財團算計我們的辛苦錢，卻陷我們於「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苦海：住，住不起；食，食不得；行，行不順；衣，衣不著。我們雖然曾經浸淫於政治嘉年華，但還是寧願過著安定舒適的生活，政治嘉年華只當成一場戲碼，熱鬧之後，可以付之灰滅。

連勝文敗在陷入老窠臼

選舉結果也隱含著「檢討過去、策勵將來」的意義。 以台北市的選舉來看，連勝文敗在「親小人、遠賢臣」，完全違反了諸葛亮當年勸誡劉禪的話。在選戰的戰略定位上，連勝文又搖擺不定，他忘了第一階段是如何打敗丁守中的，他是以「大明王朝的批判論」確立超越藍營教條的戰略軸線。但選戰開始後，他卻調回頭陷入老窠臼和泥淖之中。權貴並沒有罪，但權貴的成長思維是「重現實、缺乏理想」，沒有理想，就不可能取得別人的共鳴。

其次連勝文未從選民的角度思考；選戰訴求應該擺在「如何解民之苦和如何滿足民之欲」。最後，連勝文應該培養大氣。既然選戰都打到了藍綠對決的戰術階段，就應該公開宣布與丁守中搭配競選，至少藍營選民不至於分裂。任命歐晉德、李鴻源及黃敏惠為高級顧問，對選情根本沒有加分。國民黨的文化就是這樣，用人只考量權力運作的需要、忠誠度及個人好惡，連勝文走過世界性的場域，卻未能跳脫同樣的用人策略，殊屬可惜。

柯文哲應求之於專業

從另一方面來看，柯文哲就顯得理想有餘，而務實不足；在動盪的時代及困難的社會情境，人們期待改變現況，理想容易取得選民的共鳴。柏林的高牆容易推倒，冷戰的權力可以結構崩解，但是意識或情結的高牆並不容易推倒，東西德民族情感這麼深厚，都需要花幾十年的時間；一次選戰就要推倒超過半世紀築起來的意識高牆（包括族群、階級、世代及政治），並不容易。不過，任何改變總需要起頭。

其次，柯文哲的當選「得之於民意」，但是城市治理需要「求之於專業」。而在現代化的社會，民意與專業之間的衝突處處會遭遇到，這將會是柯文哲市長的一大挑戰。另外，從公共政策學的專業來看，市政資訊的透明化是民主政治的主流，應該要做；但還是有些資訊需要某程度、某階段的隱藏需求，不該公開的時間公開也會出嚴重的問題，讓政治不時地介入行政專業或程序，也是不可取的治理模式。

至於共同決策的主張，柯團隊需要深入研究可行的模式。在現代化的時代，資訊公開還可以勉強做得到，但對於相同資訊的不同解讀就很難處理，這關係到資訊解讀能力、解讀角度及利益立場的問題。所以，共同參與決策還有可能，共同決策殊屬不易。

美國的司法審查制度要求所有政策都需經過說明會及公聽會的程序；說明會是要求政策資訊的公開，而公聽會是要公民參與決策。但是，現實的運作上，說明會不可能公開完整的資訊，一來是能力問題，二來是必要問題；另外，公聽會並不做決議，所以沒有強制力，只是讓人民發聲。為彌補民主的不足，以及追求政策運作的順暢，說明會及公聽會確實有必要，它們可讓決策者說服人民，或被人民所說服。

最後，時代已經邁入了量子科學的知識文明，知識典範正在快速轉移，所有遊戲規則都已經改變；停留在舊思維，就不可能把台北市帶入全球城市網絡，成為智慧型的城市。過去國民黨並非有意把國家治理搞砸，而是對典範的轉移無感或無知，柯文哲的當選並不能代表一切問題的解決，應該戒懼謹慎。

（作者係逢甲大學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