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28年生在中國台灣彰化。八卦山是彰化境內唯一的高地，遠眺視野極佳，可以一眼看到我出生的西郊張厝所在的小村莊。上學時，祖母就佇立在村門口等我回家。老家門樓正中鑲嵌著青石鑿成的匾額，上面鐫刻著「清河衍派」，讓後人記得家族來自中原河南，南遷福建後又渡海到台灣的。

雲雀崗在八卦山的東南面，因為山坡上棲居著許多雲雀，故而得名。崗上有我就讀的兩所學校。小學在崗麓，彰化商校在崗頂。夏天的時候，我和同學們沿著麓路一路東進，路邊清澈的小溪中，一群群深藍色條紋的小魚歡躍著隨行。

1945年台灣終於光復

在這裡，我度過了12年的學生時光，從小被迫念日本書、說日本話，也被日本人欺侮。與日本同學之間的種種恩怨糾葛，喚起我沉睡的中國人意識。

1945年春天，我和三年級以上的彰商同學們，應召進駐大甲成了可憐的學生兵，每天挖戰壕、修陣地，食不果腹。水邊的青蛙、山上的老蛇都是我們圍獵的物件，迫不得已時，還會偷吃農夫的地瓜或者甘蔗充饑。

8月15日中午，見習軍官把我們集中起來收聽廣播，裕仁天皇嘶啞的聲音宣布無條件投降，戰爭終於結束了，我們的第一個反應便是衝進廚房，把能吃的東西統統吃光。晚上，不少家庭開始焚香祭祖。此後遊行慶祝的隊伍絡繹不絕，熱鬧非凡。

復課後，學校舉行了升旗儀式，當時尚不會唱國歌的我們默默注視著國旗冉冉升起，內心深切地感受到新時代的來臨。

我們的國文老師是一個年輕的女生。抗戰勝利時，正在暨南大學讀書的她停學，回到故鄉來教國文。她講的屠格涅夫散文詩《明天啊，明天！》最受學生歡迎。她也常常拋開課本，從八國聯軍入侵北京，一直講到苦難的中國現實，深深打動了我，追求光明的想法悄悄萌發。

國民黨接收官員以征服者的姿態來到台灣，很快就暴露了腐敗無能的真面目，民怨日升。雲雀崗上成了我們的議事場。二二八的槍聲終於將我們拉回冷酷的現實，也給了台灣人民一道難以彌合的傷痕。我跑到大肚溪上游的姑母家避風頭，直到局勢恢復平靜才回來，同學們也陸續回到學校，有的人卻一直下落不明，雲雀崗再也聽不到他們的笑聲。

此時，青年學生們好像失去方向的孤舟，在茫茫大海四處漂流，不知何處可以停泊。1947年夏天，我們高年級學生去聽了幾位在大陸念大學的公費生演講，得知大陸學生正在為民主和正義而鬥爭。在他們的鼓勵下，我先報考了台灣師範學院進修班，在台北念了一年書，第二年夏天參加考試，被廈門大學錄取，我於是別了故鄉，別了雲雀崗。

從廈大求學到游擊隊連長   

廈門大學是著名的愛國僑領、教育家、企業家陳嘉庚先生傾資創辦的，在國內外享有盛譽。在當年1300多位在校學生中，參加中共地下組織的約有260餘人。國民黨腐敗統治是肇因，但這終究是時代洪流民心所向、大勢所趨。幾個月後，我加入中共廈大地下黨，開始了一種全新的生活，每天都在汲取革命思想的滋養。1949年4月的一天下午，我的地下黨直接領導人、同系同學把我單獨叫了出來。

「情況嚴峻，黨組織決定你去安溪游擊區工作，你願意嗎？」「願意。我早就嚮往到游擊區去了！」

當時，廈大已經有幾批同學先後進入游擊區。幾件換洗衣服、簡單的生活必需品，我寫好了給親人和好友的信，帶著聯絡人送我的咖啡色小提包於黎明啟程，來到中共領導的福建內地游擊區。當地群眾熱烈歡迎我，組織對我充分信任，一個用普通話表達尚有困難的台籍學生，居然當上了獨立連連長。

1949年夏天，連隊在福建雲頂山下被三面包圍。當時我得了瘧疾渾身不住地打寒顫，為了不拖累連隊，我同四個戰士從另一條山路轉移。追敵逼近，這時，碰巧遇到一對逃難的當地農民夫婦。他們毫不猶豫地將我們帶到附近的一座石洞躲藏。在他們的堅持下，我們幾個人跟著他們回到家。那屋子很黑很小，殘敗不堪，這正是那個動盪年代黎民百姓的生活狀態。他們拿出僅存在包袱裡已經發黑的番薯乾給我們吃，又生火、架起大鍋，把潮濕的棉被放進鍋裡翻炒烘乾，當他們把暖烘烘的被子圍在我身上的時候，我的眼淚奪眶而出。

結束軍旅調入福建工作

1951年，我結束了軍旅生涯，調入福建工作。光陰似水，40年一瞬。在統戰、僑務、外事工作崗位上，由於福建與台灣有特殊的地緣關係，我處理了大量涉台事務。這道深情的海峽間，兩岸漁民並肩作業，相互救助，當有糾紛或突發事件，我們堅持公正協商，合情、合理解決，盼望點滴微小的努力，可以促使海峽的氣氛日趨祥和起來。在運返空難的國民黨軍官遺體時，我將一束鮮花放在棺木上，畢竟兩岸同胞是骨肉至親，血濃於水。還有在營救台灣遇險船隻時，我總是堅持護送他們出海返鄉，心底默默祝禱他們能平安回家。

1979年元旦，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了《告台灣同胞書》，我逐字逐句細讀了幾遍，整個身心按捺不住地興奮。我知道與親人相見的願望就快要實現了。那年夏天，在一位老華僑的熱心幫助下，我收到父親的親筆信和一卷錄音帶，錄音機裡傳來父母親悲喜交加的呼喚「兒子，回來吧！」答錄機內外連成了一片不能自持的哭聲，兩端是痛徹心扉的牽掛和思念。杳無音信30年後，1979年的秋天我與親人終於在東京相見。

以參政黨身分推動統一

1990年告別了第二故鄉福建，我調任國台辦副主任。次年當選全國台聯會長。1992年當選台盟中央副主席，五年後當選主席，開始在多黨合作制度框架下，以參政黨的角色，促進兩岸交流，推動和平統一。

台盟是由生活在大陸的台灣省人士組成的參政黨，也是唯一一個地域色彩鮮明的民主黨派。台盟的盟員與島內有著廣泛的聯繫和深厚的鄉親情誼。基於這些特點，我們鼓勵盟員和台胞在改革開放的時代背景下，積極為兩岸經貿往來牽線搭橋。現在許多家喻戶曉的台資企業都是通過我們的介紹到大陸投資發展的，他們在大陸獲得新的生機，也為大陸經濟發展建設做出了貢獻。許多當時來大陸發展的第一代台商，長期生活在大陸，他們的子女也留在大陸讀書就業，與台盟始終保持著聯繫。

不過，就在我們積極推動兩岸交流合作的同時，台灣一些勢力卻有意削弱台灣同胞，特別是青少年的中華民族意識，切斷兩岸歷史與文化的聯繫。陳水扁任台北市長時催生的所謂「母語教材」，就是培植台獨思想的語言文化活動。此後，隨著民進黨上台執政，各種「去中國化」的舉措更肆意蔓延發展。1998年，我代表台盟鄭重建言要弘揚中華文化，警惕「文化台獨」。我們意識到，五千年燦爛文化是連結兩岸中國人、維繫兩岸關係的精神紐帶，是實現和平統一的重要基礎。

用寫作爭取台灣民心

多年來，我常在閒暇之餘把自己的經歷、感悟記錄下來。當年離開故鄉，西渡福建，正值大陸民主運動澎湃的時代，我常有所思所感，不免寫了下來，寄給台灣中部青年文學刊物《潮流》。這份油印刊物一直得到著名作家楊逵先生的熱情關懷。我有幸在其中發表了幾首稚嫩的詩，並在楊逵主編的《力行報》新文藝副刊上，發表了我的第一篇反映日據時代台灣人生存狀態的小說《農民》，幾年前台灣女作家李昂積極奔走，居然在台南國立文學館找到手稿，文史館還特別為此舉行了一場文稿捐贈的儀式。

台灣作家陳映真一直提議將我多年的隨筆結集在台灣出版，並為此付出許多辛勞。2001年《深情的海峽》、《故鄉的雲雀崗》在故鄉與讀者見面，其中記錄了時光歲月和我對國家、故鄉及同學戰友、人民群眾的刻骨思懷。於我而言，這是與故鄉親人的一次重聚，也是故鄉對一個羈旅多時的遊子最熱情的擁抱。

就這樣，我在工作之餘開始動筆創作涉台題材的文學劇本，希望以文學創作、影視作品為載體，對台開展爭取民心工作的作法，得到肯定和支持。就這樣以不同台胞真實人生經歷為藍本的《台灣往事》、《雲水謠》、《湄洲島奇緣》、《走不盡的台灣路》、《何日再擁抱》相繼問世，其中《台灣往事》、《雲水謠》（原名《尋找》）先後被拍成電影在兩岸上映，並獲得許多大獎。如果兩岸同胞可以通過這些作品拉近相互間的感情，便是對我最大的獎賞了。

撰寫謝雪紅傳還原歷史

2006年，我離開台盟領導崗位，還存著一樁心事。早在1990年代，台獨分子就將領導二‧二八武裝鬥爭的謝雪紅奉為「台獨之母」，時任民進黨文宣部主任的陳芳明花了十年寫了一本厚厚的《謝雪紅評傳》，斷言「台盟、台聯沒有人敢寫謝雪紅」。我當時想，若沒有人能還原歷史真相，為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為台灣勞苦大眾謀求幸福、為實現祖國統一而不懈奮鬥的台盟首任主席辯駁，怎麼對得起愛國愛鄉，矢志祖國統一的廣大盟員？

在查閱大量歷史資料和文獻著作，訪問眾多台盟老前輩、老同志後，我終於釐清了一直糾纏、困擾謝雪紅的幾個重點問題，完成了劇本《啊！謝雪紅》，為謝雪紅，也為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的創建澄清了歷史。

回首來時，初心未改

風雲入世多，日月擲人急。人生暮年，尚有「中華媽祖文化交流協會」會長一職未及卸任。小時候，祖母每年一定要帶我去彰化南瑤宮參拜媽祖娘娘。現在的我在一年一度的媽祖祭祝大典上，最樂於看到的是「炎黃子孫同在，媽祖膝下承歡」。

回首來時，初心未改。值得欣慰的是，在追尋光明的道路上，我掌握了自己的命運，戰勝重重困難，一步步見證了貧窮落後的祖國繁榮富強起來，希望後來人可以繼續戮力同心地走下去，實現民族復興的夢想。

台灣有我童年的夢幻、青年的憧憬，有親人的盼望。大陸有我追求的理想，熱愛的事業，有同甘共苦的人民。我愛台灣，我愛大陸，我更愛這個讓我為之奮鬥一生的，不斷走向偉大復興，必將實現統一的中國。

(作者係大陸台盟中央前主席、政協前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