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提出幾點對中國共產黨政治改良的建議，但提出前，首先談談必須要進行政治改良的兩個原因。

第一，在《哥達綱領批判》(Critique of the Gotha Programme)一文中，馬克思闡述道：「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時期，國家應該由無產階級專政（這裡的過渡時期並非指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對於馬克思來說是同義詞）。」英國蘭切斯特大學易寇藤教授(Terry Eagleton)在其著作《為什麼馬克思是對的》(Why Marx was Right)中指出，馬克思口中的無產階級專政，實際上是指一種激進的民主制度(radical democracy)；馬克思認為真正的民主(full democracy)不但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最終目標，同時也是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過渡時期的必要元素。從理論上來說，中國共產黨進行政治民主化，才符合馬克思的想法。

第二，腐敗問題固然是中國社會的洪水猛獸，貧富差距也日益成為一個十分嚴峻的問題。孔夫子早在幾千年前就提出「不患寡而患不均」。蘇聯解體也是一個教訓。它們為今天的中國指明一條正確的道路——政治改良。但我認為，不動搖共產黨的執政地位是政治改良成功的關鍵，原因有二。

第一，政治改良必須由共產黨來領導和監督；第二，共產黨可以確保政治改良是社會主義性質的，防止資本主義勢力在改良過程中死灰復燃。在不動搖共產黨執政地位的前提下進行政治改良，可能嗎？答案是肯定的。西方大部分國家都屬聯邦制，相對於中央集權國家，例如就法國而言，地方政府享有更多財政上和行政上的自治權。在不全盤照搬資本主義制度的前提下，中國如何取聯邦制之精華，去聯邦制之糟粕呢？其突破口就在於中央政府的選舉方式。

眾所周知，資本主義聯邦制選出來的總統、總理和國會議員都是資本寡頭的代言人。美國無黨派的總統參選人納德(Ralph Nader)就說過：美國不存在兩個政黨，只存在大企業政黨的兩個代言人。所以，我們要的不是資本主義聯邦制，而是社會主義聯邦制。這兩者究竟有什麼區別呢？在馬克思看來，真正的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理當沒有中央政府，全憑個體之間的自覺合作。但是在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中央政府是必要的，而且應該由無產階級主導，代表無產階級的中共自然當之無愧。既然摒棄資本主義聯邦制的資本寡頭壟斷政治和民意的糟粕，它又有哪些精華值得中國學習呢？

首先，它提供了中央和地方分權的例子。雖然西方的中央和地方分權僅局限於財政、行政、教育等，但我們何不更進一步，把中央和地方的選舉權區分開來呢？為了保證社會主義和共產黨的正統性，中央政府可以由共產黨內部選舉產生；而為了保證工人階級的主導性，地方政府則可以由全民直接選舉產生。

蘇聯從1917年10月革命開始，就實現了全民選舉，是最先賦予婦女選舉權的國家之一。從10月革命到蘇聯解體，全民選舉在蘇聯持續了幾十年，一直安然無事。當然，蘇聯成員國內部所有政黨的意識形態都是比較接近的（至少不反對社會主義），正如同資本主義國家政黨的意識形態也是十分接近的（至少不能反對資本主義）。中國可以學習蘇聯這點，也就是說，只有不反對社會主義的政黨才能參加地方政府的選舉。

把中央和地方的選舉權區分開來，有三個至關重要的好處。其一，地方政府由民眾選舉，接受民眾監督，可以從根本上打擊腐敗的問題。其二，地方政府要對選民負責，所以它們會更加注重民生和社會不公的問題，杜絕地方政府陽奉陰違；其三，即使地方政府出錯，也不會牽連中央政府，更不會危及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這可是一箭三鵰：既杜絕腐敗問題，又解決社會不公，還能加強社會主義和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與正統性。

有人也許會疑惑道：中央政府放權以後，會不會讓中央政府逐漸邊緣化呢？當然不會。中央政府不過賦予地方政府部分獨立的行政權和財政權，國家最重要的國防、外交、財政和國家安全等部門仍然掌握在中央政府手裡，怎麼可能邊緣化呢？放棄一部分權力，同時也意味著少了一份責任，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最後，我認為社會主義聯邦制可以融入更多社會主義的元素，從而體現無產階級當政的優勢，增強普通民眾的歸屬感。例如，地方政府不要完全學習西方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反而應該搞「行政、人大、法院、工會、監察」五權分立。行政領袖，也就是省長，由該省的民眾直接選出；人大代表也應當由民眾直接選出；法官由人大任命；工會則由無產階級—包括教師、工人、農民、軍人、教授和公務員—自由組織。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都要定期撥款給工會，工會可以用這些錢來辦自己的媒體，替被欠薪和受到不平等待遇的工人追討，給代表工會參選省長和人大代表的候選人捐款和拉票，甚至可以為失業的工人解決住房需要，幫助他們尋找新的工作等等；監察部門則可以由中央政府直接任命。

（作者係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政治系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