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龐（Gustave Le Bon）生於1841-1931年，是一個法國人，而「太陽花」則是2014年3-4月發生在台灣的事件，兩者風馬牛不相及，為什麼會把它們放在一起呢？

因為台灣有人讚揚「太陽花」是和平、理性、非暴力、高度民主成熟的運動；有人讚揚它體現了台灣「高素質的公民社會」，「50萬人上街，秩序井然，主持人一宣布散場，半小時內現場清空，連一包垃圾都沒留下」。大陸有人認為這是一種多元參與、動員效率高的「新社會運動」。我的看法則不同，因為「太陽花」讓我感到「似曾相識」，於是想起了《烏合之眾》這本書，想起了其作者勒龐。是他，早在1895年，似乎就已經描繪了「太陽花」的輪廓與圖像。

從眾心理

所謂「從眾心理」，就是個體受到群體的影響而改變自己的行為。勒龐稱之為「群體精神統一性的心理學規律」，個體情願把群體的精神代替自己的精神。這就造成了一些重要後果，如教條主義、偏執、人多勢眾不可戰勝的感覺，以及責任意識的放棄。「群體只知道簡單而極端的感情；提供給他們的各種意見、想法和信念，他們或者全盤接受，或者一概拒絕，將其視為絕對真理或絕對謬論。」

「太陽花」是從眾心理的充分體現。許多參加者並不知道什麼是「服貿」，也不知道為什麼要反服貿。有的是「本身無所謂，旁邊人去了於是大家都一起去」；「絕大多數都回答，我不知道服貿是什麼東東、但大家要反，我就跟著反」；「近兩年反馬、反國民黨、反中是潮流，不反一下就不潮了」；從台南北上的學生說：「反正放假、有車有吃有喝，就來台北逛逛」；甚至有人說：「不用上課了，去立法院鬥地主通宵打波去？走啊弟兄們」。據調查，一般民眾，有80.9%表示對服貿協議不了解或一知半解，許多學生是通過歪曲事實的「懶人包」來了解服貿的。

在從眾心理的影響下，正如勒龐所說：「有意識人格的消失，無意識人格的得勢，思想和感情因暗示和相互傳染作用而轉向一個共同的方向。」「太陽花」的參與者說：「如果不去現場打卡（報到），會覺得跟不上流行，在朋友間很沒面子」；「我反黑箱服貿，可是未必反服貿。然而這樣的言論，在目前學校同儕間，已經不僅是一個不同意見，而是一個奇人異說，只要在網路上和主流意見稍有不同，大量無情的訕笑和貼標籤就隨之而來」；「凡是有反反服貿、不支持學運的言論都會Ｋ得滿頭包」。因此，參與者認識到，反服貿真理，已經使得自己懂得閉上嘴吧，形成寒蟬效應。這說明在「太陽花」之下，人們只能把「反服貿」當作「絕對真理」而全盤接受，其他想法只能是「絕對謬誤」，給予一概拒絕。「太陽花」的言行證實了勒龐的一個觀點：「個人可以接受矛盾，進行討論，群體是絕對不會這樣做的」。

群體的道德

勒龐對群體的感情和道德觀有如下的描述：衝動、易變、急躁；易受暗示和輕信；情緒的誇張與單純；偏執、專橫和保守；放棄責任意識，「不會受到懲罰」等等。

媒體報導了「太陽花」的「急躁」和「衝動」：「是因為張慶忠的作法引起全民共怒，而由他們登高一呼，開始抗爭」。「得知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召委張慶忠在30秒內趁亂將服貿送出委員會，所有人都氣炸了。當晚，一群朋友相聚，即著手討論進一步的行動」。

「拆卸門板、打破玻璃、掀翻桌椅、扯下窗簾、破壞天花板且又行竊」；「大門口的防護鐵絲網被用老虎鉗剪斷、玻璃被砸碎、房門被拆、辦公室內文件亂丟、天花板掉落」；「拆除立法院匾額，撞傷警衛，破壞主席台、議場的辦公桌椅，侵入私人抽屜領域，牆上塗鴉等破壞行為，嗣再倒掛國旗，場內喝酒慶祝，玩親親、自拍等遊戲，已逾越法律非暴力的範圍」。

此外，「封鎖立法院四周出入口與街道，公然盤查車輛，不准任何立法委員與行政院官員離開」；「自認有權任意占路癱瘓交通，圍人限制自由」；「幾百暴民把忠孝東路、林森南路口堵住，幾十路公車被迫開門下客，十餘萬用路人被迫改道，或在暴民的狂吼及辱罵中冒險通過」；「暴民圍堵立法院，趴上立委座車的引擎蓋、跳上車頂、踹凹車門、砸破車窗。綠委蕭美琴在圍困中被嚇得花容失色，大罵：這就是我們要的民主嗎？」

「太陽花」也表現出易變的特點：它的訴求有如下變化：「第一天沖進立法院議場之後，學生們所拉起的布條是七成五台灣人民要求逐條審查；接著轉為要求退回服貿，捍衛民主；再來轉為先立法，再審查，將台灣守護民主平台與反黑箱服貿民主陣線等學者提出的《兩岸協議締結條例草案》通過立法作為運動首要的目標。3.23學生攻占行政院之後，運動的訴求再加上譴責國家暴力。到了3.30在凱達格蘭大道的集結，林飛帆與陳為廷英雄式的出場（夾道民眾歡呼選總統）」。

「太陽花」還表現出輕信。服貿「開放什麼都搞不清楚，就跟著大家一起高喊中國要買下台灣」。很多參與者輕信「服貿協議是黑箱作業」、「開放大陸勞工來台就業衝擊台灣百萬勞工」等五大謠言。媒體報導「在現場問一名學生，為什麼要反服貿？才18歲的她回說，服貿通過會有很多大陸人來搶飯碗。追問她，搶哪個行業的飯碗？她說不知道。再問她，學生占據立法院，讓政府議事停擺，對嗎？她說是政府不對在先。政府哪裡不對？她就只會搖頭不再答話」。這正如勒龐所說的：「把歪曲性的想像力所引起的幻覺和真實事件混為一談」；「一個人編造的奇蹟，立刻就會被所有的人接受」。

「太陽花」還表現出偏執、專橫、保守：「在街頭，他們任意霸占道路，從不覺得有需要依法申請；他們隨意攻擊官署，還宣稱只是路過；他們恣意羞辱人民選出的立委，干擾他們人身與行動自由！在網路上，只准許一種聲音存在，只要出現不同意見者，立即群聚圍剿，甚至進行人肉搜索、癱瘓特定網站，只求消除不同的聲音！相對照他們所一再倡言的審議式民主，真的是絕大諷刺」。「這場運動還充斥著濃濃的排他主義。只要反服貿就是愛台；只要支持服貿或不反服貿，就是賣台。尤有甚者，一股無人譴責的排外種族主義氛圍無聲瀰散」。「對於某些意見不同的評論者，不僅進行言辭圍剿，還口出髒話。只要在網路上和主流意見稍有不同，大量無情的訕笑和貼標籤就隨之而來」。「身為10A總裁的彭淮南先生認為簽服貿是好的，消息一出，曾任金管會或經建會高層的人士馬上跳出來，直言彭總裁說錯了。為何他們如此確定別人是錯的，而自己一定就是對的？」。學生們還專橫地提出：「馬、江道歉下台」、「服貿重啟談判」、「停止兩岸協議」等，顯示出「高傲，毫無妥協餘地」。這和勒龐所說的，如果有人做出最輕微的反駁，「立刻就會招來怒吼和粗野地叫駡」、「專橫和偏執是一切類型的群體共性」十分相似。

那麼，他們為什麼敢於做出這樣違法的行動呢？勒龐指出：「孤立的個人很清楚，在孤身一人時，他不能焚燒宮殿或洗劫商店，即使受到這樣做的誘惑，他也很容易抵制這種誘惑。但是在成為群體的一員時，他就會意識到人數賦予他的力量，這足以讓他生出殺人劫掠的念頭，並且會立刻屈從於這種誘惑」。「孤立的個人在生活中滿足這種本能是很危險的，但是當他加入一個不負責任的群體時，因為很清楚不會受到懲罰，他便會徹底放縱這種本能」。「太陽花」的參與者似乎都有一種共識：「群體為國家和民族而犯罪不是犯罪」。不僅是他們，台灣還有不少人支持他們，似乎「人多勢眾」不可戰勝，大家都可以「放棄責任意識」。

領袖人物

勒龐對群體的領袖人物也有所描述，這裡只舉幾個事例：

他說：群體的領袖「具有支配群體大腦的能力」，他們能夠讓群眾相信，「他們看到了自己並沒有看到的事情」。又說：「群眾在服從他們時，要比服從政府溫馴得多」。

「太陽花」的領袖們可以讓群眾相信他們看到了服貿的「黑箱」，相信他們提到的「反黑箱」完全是正確的；讓群眾相信他們提出「退回服貿」等主張都是正確的。讓群眾相信他們能夠「代表台灣人民」，可以成為「這個國家的總指揮」。他們聲稱運動中的一切所做所為（當然包括違法行為），都是依循所謂「公民不服從」的法理，相信他們是在挽救憲政和民主，不但不應當受到懲罰，還應該被當作英雄受到歌頌。

勒龐所說的群體領袖「說服的手法」，似乎在「太陽花」得到完全的證實。他指出，群體領袖影響民眾的三種手段是：斷言法、重複法和傳染法。「做出簡潔有力的斷言，不理睬任何推理和證據」，「一個斷言越是簡單，證據和證明看上去越貧乏，它就越有威力」。

「太陽花」提出「斷言」，諸如「反服貿」、「反黑箱」、「退回服貿」、「守護台灣」、「公民站出來」、「馬江道歉下台」、「服貿重啟談判」、「停止兩岸協議」、「民主與專制的對決」、「愛台灣」、「台灣魂」、「反馬」、「反中」等等，而且一再重複，讓它傳染到廣大民眾之中，這樣，它就成為「台灣人民的聲音」了。

社會運動需要吸取教訓

好了，有關勒龐與「太陽花」的類比，就寫到這裡吧。從以上類比，可以看出「太陽花」與勒龐100多年前的描述確有一些「驚人的相似之處」。當然時代不同了，二者不可能完全相同。如果有人願意把「太陽花」與勒龐的描述不同之處進行比較，說明「太陽花」的進步，那也是一件有意義的事情。

勒龐的《烏合之眾》並不完美，它的意義在於「發現問題的功能，而非解決問題的功能」。把它與「太陽花」相比，也只能發現一些問題，並不能為解決這些問題開出藥方。

應當指出，我寫這篇文章絕對不是有意貶低「太陽花」、貶低台灣的社會運動（或稱公民運動），而是找到了一面鏡子，可以照出「太陽花」並不完美的一面，讓大家看到它的不足。我認為台灣的社會運動，從紅衫軍、白衫軍直至這次黑衫軍，一路走來，需要有一個發展的過程，即從不成熟走向成熟的過程，現在還處在初級階段，還存在不少問題，而民粹主義的色彩可能是它的「硬傷」。

關心台灣社會運動發展的人們，應當從中總結經驗教訓，才能讓它一路走好。千萬不要聽信一些別有用心的政客，把它吹捧為「台灣高度民主成熟的運動」、「高素質的公民社會」，那是把大家美好的理想低俗化了，那是對公民運動的褻瀆，那是一種有意或無意的「捧殺」。

（作者係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