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據時代台灣先民的抗日是一部血淚史，但綠營執政以來，「親日反中」史觀當道，肯定日本殖民統治，這既羞辱了抗日先民的犧牲，也將使台灣新生代「失根」、找不到生存發展方向。

日本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在據台之初即撰文說，割取台灣的目的在土地、物產而不是人民，應該「以軍隊徹底掃蕩，斬草斷根殲滅醜類（台灣人），盡量沒收土地，舉全島為官有地」，且再三強調，「凡有反抗形跡者，應盡予誅殺」。啟蒙大儒都這樣說了，台民豈能好過？

然而，李登輝、鄭弘儀高調聲稱自己或長輩當過日本人、日本兵；每年2月底，綠營免不了要大大消費「二二八」，「促轉會」只追究1945年8月15至1992年11月6日國民黨執政期間的問題，卻對之前的日本殖民統治放水，乃至中學教科書肯定日本殖民統治，這對得起當年無數抗日先民的犧牲？

《運動史》反證台民訴求

筆者數次閱讀《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篇《領台以後的治安狀況》中卷（又稱《台灣社會運動史》），是1939年7月28日發行版本的重印版。該書原是總督府內部傳閱的秘本，由曾擔任「台灣總督府警察官及司獄官練習所」教官的鷲巢敦哉負責編纂，收集了當時總督府大量的官方檔案，偵蒐、審訊資料，記述1920-30年代台灣非武裝抗日的文化社會運動。

由於是殖民當局委託編寫，代表官方立場，在對付台人抗日的情況下，難免會有誣陷、誤認的可能，但細嚼其用字遣詞、評論，很容易了解當時日本當局看待台灣人的態度。看撰文者的解說，可知殖民政府的觀點，看所錄抗日活動的宗旨、文宣，則可反證當年民眾的訴求與處境。

先回顧一下日據時代的分野。台灣割讓後，日軍從基隆澳底登陸，一路南下攻擊台灣抗日義軍，連續發生大嵙崁燒殺、大莆林對婦女暴行、阿公店屠殺等，日本當局視抗日軍為「匪賊」、「土匪」，到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為止，誰武裝抗日、忤逆日本統治，誰就是「土匪」。

從1895年的乙未戰爭到1915年的西來庵事件之間，台灣人武裝抗日20年，日本也在台灣殺伐了20年；期間1902年殺了林少貓，同年還在中部利用歸順典禮誘殺騙殺抗日分子；1907年又發生北埔事件。西來庵事件時，總督府法院一舉判860幾人死刑，蔚為世界法院「奇觀」（日本侵略半個亞洲、偷襲珍珠港掀起太平洋戰爭，戰後被判處絞刑的甲級戰犯僅28人），當時台灣能武裝抗日的人幾乎都被殺光，而且沒收槍枝，民間再也沒有武器裝備對抗日本了。

當局嚴控8種社會運動

此後台灣仕紳、知識分子改採文化、民族、政治等運動與殖民當局周旋，《台灣社會運動史》就是記述這時期的事情。書裡中國人都寫成「支那人」，朝鮮人則為「鮮人」，皆為歧視用語，稱台灣人為「本島人」，這顯然也沒將台灣人當成日本人；在台日人則稱為「內地人」。

該書依序分文化運動、政治運動、共產主義運動、無政府主義運動、民族革命運動、農民運動、勞工運動、右翼運動，共8章，前7章記述的都是抗日、反日團體的活動。極諷刺的是，最後第8章親日、附和日本政策、拍日本馬屁的台日聯合右翼運動、大亞細亞運動，總督府也沒把他們當「自己人」，照樣以日警監控。

鷲巢從一開始的文化運動及之後的章節多次貶抑說「台灣文明開發尚淺，大多數民眾『無智蒙昧』」。文內對任何事件、活動的人物、開會地點（某人住處或料理店）、時間、來龍去脈、過程中的對話矛盾和論辯；每個人的出身（家鄉、讀過的學校、工作過的地方）；某集會出席者的化名、本名，出席人數；某人持有什麼文件、宣傳品（海報及其內容），幾件，各人負責什麼工作、區域；海內外（台灣、朝鮮、日本、…）組織人數；有何會議結論、方針、目的、宣言，在什麼地方辦過什麼活動、什麼演講、聽眾幾人，導致分裂的人物及其提案內容，在日本、中國大陸成立的團體等統統查得清清楚楚，鉅細靡遺。

有「特高警察」偵蒐痕跡

因此，該書將文化協會44位主要幹部和會員列表姓名、鄉里、現住所、學經歷、職業、出生年月日；各分部會員多少、增減幾名、有無整頓，日警都知道，連共黨派來的「細胞」是誰也瞭如指掌。筆者2002年訪談參與過文化協會的許月里老太太時，她就很困惑地說，「我們非常機密的會議、文件，為什麼日警都拿得到？他們確實厲害」。

1911年日本警視廳就成立了負責思想控制的秘密政治警察單位「特別高等警察課」，1925年又為對付共產黨，通過「治安維持法」，據說鷲巢擅寫文章，然從該書論述不難感受有思想管控、偵防技術融入其中的痕跡。

當年參與活動者，林獻堂、蔣渭水、蔡培火、連溫卿、王敏川、張深切、王詩琅、林季商、蘇新、蕭來福、王萬得、謝氏阿女（謝雪紅）、剛軍（郭德金）、簡吉、蔡孝乾、張維賢、邱琮（丘念台）等名字躍然紙上，有的還交叉在文化、共產、農民、工人等運動出現。這可看出，那時台灣人的抗日組織不計其數，可惜的是，被日警調查、偵蒐、監控的組織，其文件、資料絕大多數都軼失，《社會運動史》反成了研究日據時代台灣社會運動的珍貴史料。

台人學生在校備受歧視

試舉一平實的例子：1928年台中師範學校發生糾紛。該校校規規定「禁止講台語」，而該校日籍舍監有一次發現台籍學生用台語交談，翌日朝會就訓斥學生說「台語是清國奴語」、「要講台語就滾回支那去」。

文化協會、農民組合立即發出傳單，寫著「我們現在被禁止使用台語、民族差別待遇（被歧視）、讀書受限制、會面外出的自由被剝奪、言論集會結社的自由被剝奪等，所有的自由都被剝奪」…「全台灣被壓迫的學生諸君，我們還能相信他們所說一視同仁、內台融合、共學制等的美麗辭藻嗎？那些日本老師雖然常說沒有差別待遇，但就是對我們差別待遇」。

那個時代，日本人或極少數講日語的台人家庭小孩讀小學，出身不常使用日語的台人家庭小孩讀公學校。小學與公學校的師資、設備、課程內容有差，升學考試以小學的課本為準。中學以上才是日人、台人共學，但這只是名義上好聽，事實上日人、台人的所得待遇差別很大，日人薪俸一律比台人多，依不同職業台人薪水通常只有日人的四至六成。譬如，師範學校日人一個月領津貼15日圓，台人只能領9日圓。台籍學生還得忍受日籍老師、同學的欺凌與歧視。學校開運動會，日本學生的家長有座位、有看台，台人學生的家長沒座位、沒看台，要來參觀，就等於是罰站看比賽。

扭曲日據史將使台灣失根

台籍學生若參加活動抗議，很容易遭退學處分。之後，有的去日本，有的則去大陸讀書，深受民主主義思潮、一戰後的民族自決思潮、辛亥革命、五四運動、朝鮮獨立起義、共產主義等各方面的衝擊和影響。學成返台繼續對抗殖民政府，但總督府持續專制獨裁，控制嚴厲，有的人甚至被送進大牢，因此成效很小。

透過《社會運動史》，可以看到日本殖民當局對台灣人民的迫害與壓榨，但台灣從李登輝當政開始即改寫歷史，「親日反中」史觀當道，為配合意識形態及政治鬥爭，現在的教科書、獨派刊物都為殖民統治講話乃至讚頌，這無異是在羞辱台灣抗日先民，長久下去，台灣新生代將會是失根的一代，而失根的人是不會找到發展方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