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台灣的經濟問題不在「供給面」，而在「需求面」。要如何提高需求，帶動整個經濟，必須先要人民有足夠的錢消費。

   近十多年來，由於中國大陸經濟快速崛起的磁吸效應，台灣許多廠商考量市場腹地關係與勞動成本，而選擇整廠外移至大陸或東南亞地區設廠生產。有些雇主為節省成本，將在台灣的資深員工資遣，或以刁難的方式迫使員工自動辭職。多數失業勞工因為非自願性失業，加上政府對於照顧勞工權益多採取被動處理，尤其遇到經濟不景氣時，市場總需求下降，企業獲利減少，選擇裁員，受害最大的就是勞工。

「需求面」影響國民所得

近十多年來台灣人口結構發生前所未有的變化，包括少子化現象及人口老化程度加速，加上一般非高科技的製造與傳統產業，就業市場出現勞動供過於求的情形，雇主可以低薪找到願意工作的勞工。經濟學的供需理論顯示，單純考慮「供給面」會造成生產者生產過多，市場需求無法完全消化過剩產品，最後廠商因為過剩產品乏人問津，而面臨虧損或是倒閉的命運，只好選擇退出市場。可見，「需求面」強弱才是影響一國國民所得、經濟成長與就業市場的關鍵因素。

台灣法定基本工資長期偏低，造成許多雇主基於成本考量，多數遊走法律邊緣，以略高於基本工資的低薪雇用勞工，雖然今年1月1日起蔡政府將基本工資微幅調漲至新台幣22,000元，但這幾年民生物資及中長途客運的票價都大幅上漲，扣除通貨膨脹率之後，全台灣有將近三分之一的勞動者，實質月薪不到新台幣3萬元。

當一個社會多數勞動者的收入長期處於「低實質薪資」、「民生必需品高價格」的困境中，只會減少市場的總需求，降低GDP，造成失業率攀升。而一個經濟社會由於市場消費者總需求的減少，造成GDP下降、失業升高與投資下降，意味者政府稅收減少，而失業救助金等公共支出則相對增加。此時，高失業將對薪資構成強大的下跌壓力，惡性循環的結果，將進一步造成所得分配不均更加惡化，並削弱一個社會的經濟成長。

台灣勞動力晚進早退

根據主計總處統計，2017年12月底台灣的勞動參與率為58.92%，這個比率在過去幾年並沒有太大變化。根據《中國勞動力動態調查：2017年報告》大陸城鄉勞動力參與率為64.27%、韓國62.3%、美國是62.3%、澳洲為65.7%，多數國家地區的勞動參與率都超過60%。低勞動參與率加上伴隨人口老化現象，不利於活絡勞動市場及人力素質提升。雖然人口老化為已開發國家的常態，但台灣人口老化的速度遠超過其他國家。

此外，台灣勞動市場長期呈現「晚進早退」現象。「晚進」是指青年較晚進入職場，這是由於台灣的大學供過於求，大多數年輕人都會選擇在大學畢業後，才投入就業市場；換句話說，年輕人進入職場的年齡平均約22歲。

「早退」是指許多勞動者會在65歲以前，便選擇提早離開職場。根據主計處的統計資料，台灣近年來勞動者平均約57歲就選擇退休。令人憂心的是，由於部分行業的勞工養成不易，有些甚至需要數年才有辦法養成某種專門技術與經驗，中高齡勞動者提早退出職場，造成該行業專門技術與經驗斷層或無法傳承，也算是一個社會勞動市場的經濟效率損失。

另外，近年來鄰近國家地區相繼挖角台灣高階專業人才，衝擊經濟成長與就業市場的整體結構。倘若台灣人才持續外流，年輕大學畢業生選擇到海外工作，國外優秀的高科技與專業人才又不願意來台工作，除了鴻海或台積電等少數早已跨國投資設廠的企業，台灣要如何與國際市場的優秀大廠企業競爭？

勞動者有錢才能帶動消費

台灣近十多年來，外勞源源不斷進入台灣就業市場，包括居家醫療看護、餐飲小吃、各項公共項目建設等，相對更低薪資的外勞，也使得台灣近年來的產業升級轉型受到一定影響。

當全世界正朝著AI與大數據雲端智慧化生產快速前進，台灣的勞動市場反其道而行，大量進用外勞投入非技術勞力市場，造成台灣本地勞工失業率增加。台灣企業流傳一句話：「調高基本工資嘉惠了外勞」，企業為了壓低生產成本，選擇更低工資的外勞，本是生意人的如意算盤，但從總體經濟政策來看，這也同時凸顯，本地許多基層勞工已逐漸被外勞所取代的事實與悲哀。

大陸、歐美、日本、南韓等國，這幾年實質薪資均有明顯上升趨勢，最重要的原因應該是，國家主管部門已預見未來十年世界經濟消費市場趨勢，及早培養並因應快速變化的世界網路經濟與實體經濟市場所需的專業人力。例如大陸便認同並支持馬雲的阿里巴巴淘寶網、馬化騰的微信通訊軟體，以及日本孫正義結合雲端大數據的AI人工智慧等網路資訊科技人才的培養訓練。

台灣多數公司或企業手頭上多少有些現金，但如生產的商品沒有人買，那企業自然不想要投資生產。可見，要激勵企業投資，根本關鍵在於如何想辦法刺激消費者的購買意願與能力，而放更多的錢到中層和基層勞動者的口袋裡，才是真正有助於刺激需求，並改善所得分配不均的妙方。

(作者係台北商業大學應用商學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