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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源俊：士不可不弘毅 任重而道遠｜劉怡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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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源俊，原籍上海市青浦區，1946年生於雲南昆明。1966年自台灣大學物理學系畢業，1972年獲得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物理學博士學位。留學期間參與發起《科學月刊》並參加保釣運動；學成毅然回台從事科學教育工作。在東吳大學物理學系任教40多年，曾擔任東吳大學校長(1996.8-2004.7)與台北市立教育大學校長(2006.1-2008.1)，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副主任(1990.10-1993.7)。
劉教授長年關心教育與文化發展，曾四度受邀參加「全國教育會議」(1988、1994、2003、2011)，對於教改問題有深刻、獨到見解，並勇於建言。現為東吳大學名譽教授、台北市科學出版事業基金會董事長、童軍總會羅浮暨青年委員會主委、臺灣釣魚臺光復會理事長。
劉教授經常就教育、科學、保釣等領域發表專文及評論，正準備出版《樹人篇：教育與文化理念》、《固本篇：基礎教育析評》、《木長篇：高等教育省思》、《流遠篇：科學發展與教育》等書。
問：1970年代，美國的學術環境及待遇都比較優厚，留學生滯美定居者頗多，您為何學成立即回台任教？
劉源俊答：我1962年從基隆中學保送進台大物理系。當時成績好的學生多以物理學為第一志願，主要是受到1957年10月兩件事的影響：蘇聯發射第一顆人造衛星，李政道及楊振寧兩位獲得諾貝爾物理獎。尤其是後一事件讓全球華人青年都受到激勵。
然而到大二發現師資極為貧乏；還好當時讀書風氣盛，坊間又有許多翻印的原文書可自修。大三時深感教育需要人來從事，又認識到物理師資匱乏的原因在於優秀校友出國後不回國，於是立志將來一定要投身科學教育。同班同學林孝信積極召集同屆同學籌辦《中學生科學週刊》，也有相當影響。
1967年赴美留學，進入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攻讀物理博士。正值美國學生反越戰運動，哥大的學潮鬧得很兇。到美國的第一年，遇到多方面的衝擊──思想的、文化的、政治的、社會的，但不久我就決定，寧願做「傻瓜」，要到需要人的地方去服務。1972年獲得博士學位時，不少同學認為台灣時局不穩，勸我留在美國觀望。但一來我志向已定，二來我是民族主義者，不願為美國人服務，於是束裝回台任教迄今。
問：《科學月刊》為海外保釣運動重要的聯絡網，一本雜誌是如何介入保釣運動的？《科學月刊》出刊至今已44年，有哪些成績？
答：留美期間強烈感受到留學生在思想上的分歧。1969年3月，當時在芝加哥大學就學的林孝信提議辦《科學月刊》，一是想為台灣的科學教育做點事，二是希望藉實際做一件事溝通留學生。最初有11位發起人，林孝信在芝加哥負責聯絡中心及總編輯，曹亮吉協助，李怡嚴回台灣負責發行，我則是物理科召集人及紐約地區聯絡人。1970年1月，《科學月刊》成功在台灣創刊，幾十年下來，撰稿人及聯絡人達200多人。
1970年11月，《科學月刊》費城聯絡人胡卜凱收到胡秋原先生出版的《中華雜誌》11月號，當期刊有王曉波〈保衛釣魚台〉一文，於是與友人共同發起保釣運動。當時胡卜凱問林孝信能否將每月一期的《工作通報討論號》拿來討論釣魚台問題，大家都支持。海外保釣就藉此聯絡網，快速串聯各地留學生展開保釣行動，其中包括兩次大遊行。我曾在〈科學月刊與保釣運動〉文中，記錄了這段時期的發展。
保釣運動使許多海外《科學月刊》成員無暇顧及編物。幸好李怡嚴等人在台灣接棒，《科學月刊》乃得以存續。另方面，國內有關單位難以理解何以保釣在美國突然「火」起來，於是主觀認定有中共滲透、煽動，甚至懷疑林孝信創辦《科學月刊》的動機，這對《科學月刊》的發展造成重大影響。林孝信後來護照被吊銷，十幾年不得回台。
我在1972年回台進東吳大學教書後不久，就接下《科學月刊》的「攤子」，從1973年起，一直以幫林孝信「守業」的心情，以及「救火」的態度，數任總編輯或社長，前後約20年，該刊物終於穩定了下來。2006年我又出任主辦《科學月刊》的台北市科學出版基金會董事長至今。
論及《科學月刊》的成績，簡言之，目前在台灣發行超過40年的民辦月刊屈指可數，而唯獨《科學月刊》屬科學類；它凝聚了一群理科的「清流識士」，不隨波逐流；它是台灣科學教育的代表刊物，其中文章全屬國人自撰自編。
問：您回台後便進東吳任教，後轉校務行政工作，曾任校長八年，去年退休獲聘名譽教授。請談談您在教育工作上的體會，又您在東吳大學校長任內，有哪些突破性的貢獻？
答：東吳大學是台灣第五所大學，也是第一所私立大學，由大陸來台校友復校。它重視中西融貫，超然於政治之外，難能可貴的是董事會不干預校務。當初我偶然得知東吳大學成立理學院，冒昧向端木愷校長毛遂自薦獲聘。後來我親見30多位博士來到東吳任教又離去，我則抱著「士不可不弘毅」的理念留了下來。我在此體會到「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莫如教育而得天下之英才」，的確教出一些在各方面的傑出人才。
我一向以科學教育為職志，未料1996年前任校長章孝慈驟然病逝，經同仁「遴選」，我居然在這一所以法商為主的大學擔任校長。我秉持端木校長「踏實辦學」的理念，努力完成他未竟的志向。我常說，檢驗一所大學辦學良窳的判準，可以濃縮成四個英文字TREE：Tradition傳統深厚、Reputation聲譽良好、Ecology生態卓越、Education教育完整，他們是我「百年樹人」的方針。
在東吳校長任內，以下幾件事值得一提：一是花六年的時間，以「雙贏」的方式，解決了東吳與台北市府間的校地訴訟案。二是建設城中校區使成一精緻的校園。三是在千禧年東吳創校100周年時，與大陸蘇州大學協同舉辦校慶。四是在1997年及2003年舉辦兩屆關於釣魚台列嶼問題的學術研討會。五是1999年創始「東吳國際超級馬拉松」，這是台灣最早出現的超馬比賽，後來成為國際認可的金牌賽事。六是為避免政商汙染校園，我任內從不邀請政治人物來校。李登輝、陳水扁前總統到東吳參加活動時，「劉校長另有行程不在校。」（笑）
問：私立大學經費來源主要依賴學費及對外募款，您任東吳大學校長時年年有盈餘，對比近年來不少私校因經費困難無以為繼，您在開源節流方面有何特殊之處？
答：我做校長時的社會大環境當然跟現今有相當差異，但辦學總歸要懂得開源節流。我不是會募款的人。東吳大學主要收入來源是學生的學費，在我任內，東吳的學生註冊率從1996年的91%，一下子升到約97%（一直維持至今）；教師人數從361人增加到420人，其中博士也從182人增加到283人。我認為辦學做出口碑，優秀教師會來，學生也會進來。
另外在開源方面，我們將部分夜間部的學程轉為「正規部」，另一些則轉為「進修學士班」。該轉型在1997年定案，次年開始施行。
我接任時，東吳大學的淨營運資金約5億，卸任時增加達10億多；校務基金也多了2億多，而且學校也還清貸款。這些資金於是能支應後來在外雙溪校區的建設。
在節流方面，我與同仁們審議預算常「挑燈夜戰」，精打細算，杜絕虛浮浪費。當然該用的錢必須用，用在刀口上。
問：您長期關注教育問題，多次尖銳批判教改政策的荒腔走板，被部分媒體歸類為大砲型學者。您曾參與教改那些部分？對未來教育的走向有何看法？
答：我參與教育改革及批評教改有30年了，這要分為兩段：前10年參與，後20年批判。前10年曾參加《大學法》(1994)、《師資培育法》(1994)、《教師法》(1995)的修法、立法，參加改進大學通識教育的專案，也曾參與整合完成《大學入學制度改革建議書──大學多元入學方案》(1992)。
在《大學法》修法過程中，我曾力爭「大學校長應由遴選委員會產生」。後來證明，在政黨輪替之際，唯獨大學校長的任命不隨之受影響。《師範教育法》改為《師資培育法》，也是我最先提議的。
1994年則是教改的轉捩年。4月10日有「教改大遊行」，同年9月行政院請李遠哲主持「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我在參加第一次會議後就宣布辭去委員。理由大略如下：一、行政院缺乏誠意，沒編列特別預算，也沒到立法院報告；二、該會組織結構上大有問題，例如委員兼執行秘書兼發言人；三、教改會裡安排了好些與教育無關的政治人物和官員；四、教改會明顯排斥師範體系的人參加，且重理工輕文哲。
當時我撰文跟李遠哲辯論，李要廢高職全部改成高中；我則主張高級中等教育必須分流。我也反對廣設大學。之後，林清江、曾志朗主導「國民教育九年一貫課程」，要以「十項基本能力」取代五育，課程、教材與評量「以生活為中心」，還強行在四年內完成「九年一貫」。最後當然成為「九年不一貫」的失敗教改。
現在看得清楚，當時的教改是要為改而改，或為政治服務。我一貫從儒家觀點看教改：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欲速則不達；本不立則道不生。
2003年，時任行政院長的蘇貞昌要推「12年國教」，胎死腹中。馬英九總統的第二任期內，又推「12年國教」。其實，我們根本沒有實施「12年國教」的條件，硬推行就是製造問題。當年行政院推「大學追求學術卓越」案，我說：「拙劣的過程，不可能產生卓越的結果」。教育部廣設大學碩士班博士班，我說：「浪費許多寶貴的資源，教出無數沒用的學子。」
《大學法》(2005)與《師資培育法》(2006)大翻修的結果是，教育部益形專制。現在是「教育行政人當家，人家行政當教育。」在少子化浪潮下，可預見在未來10年，高中、大學將面臨「關校潮」。也因為課程設計不當，學生程度愈來愈差。更嚴重的是學子缺了文化認同。公立學校已經偏離教育正途，未來培育人才的功能，可能要依賴民間興學了。
問：您曾說「我不是右派，也不是左派，我是正派」，而這是胡秋原先生說過的話。請您談談與胡先生的淵源，以及《中華雜誌》對您的影響。另外，也請談談您對中華文化的看法？
答：第一次與胡先生見面是在海外保釣期間，他來哥大演講。1972年我回台後拜訪胡先生，於是忝為《中華雜誌》的一員，我們曾每個月在胡先生家聚會一次。
胡先生強調三大尊嚴──民族尊嚴、學問尊嚴、人格尊嚴。影響我一生的人士，除父母親外，我從端木校長及李崇道先生學到做事，而於識士風骨、學問態度與歷史政治認識，則得到胡先生教益甚多。我對科學本質的認識，是受胡先生的〈科學甲乙丙〉一文啟發的。
我高中時開始對儒家思想產生興趣，後來在工作中印證，深切體會儒家思想正是「行的學問」。我體會到現代科學精神與儒家思想有相通之處，發表〈說科學與儒學〉一文，說未來中華文化的發展，應該是儒學與科學攜手並進。另一篇文章〈說發展科學與民主須以中華文化為基礎〉中提議，兼顧音意而將science譯為「學-驗-思」，將democracy譯為「集謀-共和-制」，期望擷取西方文化精華補強中華文化，進而締造優良現代新文化。用兩句話概括，就是「問學實驗達通思，集謀共和立良制。」
問：自1996年保釣運動風雲再起，您先擔任「中華保釣協會」理事長，後更成立「臺灣釣魚臺光復會」，在保釣策略思考上有何轉變？光復會成立以來舉辦過哪些活動？未來有何計畫？同時，您認為民間及政府應如何帶領釣運前進？
答：保釣運動自1972年沉寂後，直到1996年兩岸三地的聯合保釣行動，才將保釣帶入新格局。2008年，我應邀發起中華保釣協會，並被選為理事長。
2010年美國宣布「重返亞洲」，明顯是為了圍堵中國崛起，東亞國際局勢也產生巨變。2012年日本上演將釣魚台「國有化」的鬧劇後，台灣當局雖於2013年4月與日本簽署了漁業協議，卻無助於收復釣魚台列嶼。保釣事業「任重而道遠」，為此我思考許久，釣運若要持續，需要一個更具代表性與行動力的超黨派組織，更要讓年輕一代接棒。因此，2013年邀請老中青各界保釣人士成立「臺灣釣魚臺光復會」。從團體名稱即表明釣魚台列嶼屬於台灣，目前被美、日霸佔，所以要「光復」失土。這與1970年代的保釣相較，包涵了更積極的概念。
在成立之初，光復會就決定將「論述與行動並重」作為組織的核心理念。目前有兩項持續性的工作：出版《光復釣魚臺叢書》，去年已出版第一輯，第二輯預定在年底前出刊；還有，今年4月底舉辦了第一屆《光復釣魚臺行動論壇》，明年3月底將續辦第二屆。
我早在2003年的《第二屆釣魚台列嶼問題研討會‧代序》中寫道：「海峽兩岸，中華民族；攜手同心，畛疆是固。」從歷史與地理看，釣魚台明顯地屬於台灣，所以大陸不可能越過台灣而取得釣魚台；另方面，台灣實力不足，必須靠大陸做後盾，才能光復釣魚台。海峽兩岸聯手保釣，乃是未來必須走的一條路，也是光復會的明確主張。兩岸民間保釣已有多年的合作基礎，未來應該要推升至兩岸政府之間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