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馬英九以「傾聽青年、實現世代正義」為題發表五二○就職六周年演說的隔天，台北捷運就發生了令人遺憾的大學青年砍殺事件。這個震驚社會的事件，引起了普遍的反思與檢討，媒體以鋪天蓋地的爆炸資訊來干預獨立思考，更多的年輕人則選擇在Facebook等網路新媒體抒發一己之見，而青年以新媒體渠道介入社會的模式，自反服貿運動之後愈趨成熟。

有一則新聞報導雖未被廣泛注意，卻是台灣社會見微知著的註腳。捷運事件發生沒多久之後，幾位乘客看到地面的血跡而驚慌地詢問記者：「好可怕，會不會是中國人砍的？」「是不是大陸人做的？」這則報導讓我想起台大化學系名譽教授劉廣定2011年在一場新書發表會上提到，他接觸的很多學生認為全世界的壞事都是中國幹的。

這種中國盡是壞人做壞事的心態，在台灣社會普遍而微妙得不斷發酵著，反服貿運動扮演的是加快過程的催化劑角色。類似的心態在西方世界並不罕見，當社會上發生比較嚴重的治安案件時，民眾很容易就把穆斯林聯想為嫌疑犯，並將穆斯林與恐怖主義劃上等號。例如5月21日，美國右翼組織「恐怖主義調查規劃」買下《紐約時報》整版廣告，刊登以「我們還在這裡、還有自由，但能持續多久？」為題的文宣，指責伊斯蘭是美國國家安全最大的威脅，他們認為伊斯蘭破壞了美國價值觀中的「神聖言論自由」。

類似的心態也長年寄生在台灣的社會結構裡，我們已經習以為常地把責任推到台灣島之外，也就是內部問題「外部化」，而通常千夫所指的對象就是海峽彼岸的中國大陸。最近前行政院長陳冲的一番話成為眾矢之的，他說台灣年輕人對大陸感到不安，是因為年輕人都看童話故事長大，而童話故事裡「大」常與邪惡掛勾，因此台灣「龐大的鄰居」中國大陸自然讓人感到不安。陳冲的解讀其實迴避了問題的癥結所在，或者是他根本沒感知到問題核心。台灣對大陸的不安，並非因為它的大（美國國土面積僅次於大陸，世界排名第四，台灣人卻「深愛」著如此幅原廣闊的國家），這種恐懼、不安與排斥也不是先驗存在的，而是長年被建構出來的結果。

過去反共國安體制的時代，一切不合理的事，只要掛勾上「共匪」就能被合理化，一旦有人清醒地察覺到這種荒謬，起身抵抗，就得面對遭到肅清的危險。到了解嚴之後的「民主化」時代，政治上發動將兩岸塑造為「文明台灣」對決「野蠻中國」的態勢，李登輝簡單一句中共是「土匪」，或是一句「中共再大，也沒有我老爸大」，提著一桶髒水往大陸身上潑去，就順手關上了兩岸相互理解溝通的大門。

2008年兩岸交流之門大開後，「請用文明說服我」的龍應台當上文化部長，社會上充斥著街談巷語，有人說台灣的房價高是因為陸客來炒房，有人說台灣的離婚率居於亞洲榜首是因為陸配太多，有人說台灣高等教育環境惡劣是因為陸生排擠了本地學生的資源（甚至還造謠陸生已加入全民健保，也有人謊稱所有陸生每個月都領有台灣政府三萬元以上的補助），有人說不想統一是因為大陸人上廁所不關門。總而言之，政治模仿節目的那句台詞「這一切都是阿共仔的陰謀」，雖是惡搞，卻也是最直白的詮釋。

回過頭來看這次的捷運砍殺事件，許多人正急切地在為鄭捷本人或這個事件找尋合情合理的解讀，甚至有人搬出上個世紀80年代的「湯英伸事件」加以套用類比。這些五花八門的解釋，在根本上也是拒絕反省，看起來是在介入社會，其實是把社會推得更遠。就像前陣子的反服貿運動用「國家安全」一頂大帽子，就禁斷了理性思考與對話。又像鄭捷砍人這個舉動，也是因為不願面對自身的問題，從而將種種的困境轉嫁到其他人身上。

空洞蒼白地喊著「守護台灣」，只不過是在守著一座百病叢生的溫室。我們需要的不是恐懼，不是相互取暖，更不是把問題外部化的推諉塞責。我們失去了直接面對問題、反躬自省的勇氣與能力，這是台灣社會不分世代共同的難解之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