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燕翎自1970年代投入婦女研究和婦女運動，1998年進入台北市政府，成為台灣首位女性主義政務官。今年1月，全球各大城市，包括亞洲的東京和馬尼拉、非洲的奈羅比，400多萬婦女走上街頭，抗議川普長期藐視女性、又是性騷擾的累犯，台灣的婦運卻出奇安靜無聲，顧燕翎不禁問「婦女運動在否？」

  顧燕翎1970年代留美期間接觸到女性主義，返台後，任教新竹交通大學。在女性主義荒蕪的年代，加入呂秀蓮主持的「拓荒者」出版社，做一個義務的拓荒者，當時高速公路尚未完工，搭乘客運奔波於台北、新竹。1980年代加入「婦女新知雜誌社」，繼續推動婦運。顧燕翎原本以為自己的女性意識是源自西方文獻的啟蒙，去年參加同學會，她的女同學告訴她，大學時她們曾一起去郊遊划船，和燕翎同船的男生事後一肚子氣，50年後仍在抱怨，她卻渾然不覺，以為男女共同出力划船是天經地義的事，這也才驚覺自己天生的女性主義傾向和主流文化的距離。

全球第二波婦女運動到了1980年代如星火燎原般興起，透過聯合國要求各會員國修法、制定政策來提升婦女地位。聯合國先訂定1976-1985為「婦女十年」(Decade for Women)，要求會員國在10年內廢止歧視女性的法律，1979年通過《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又在1995年提出「性別主流化」(Gender Mainstreaming)。

婦運旨在改變女人處境

聯合國在1975年後的20年間召開了四次全球婦女大會。顧燕翎於1985年前往菲律賓參加「亞洲婦女論壇」，回台後得到亞洲協會的贊助，與姜蘭虹等人在台大創辦了「婦女研究室」，是台灣第一個與婦女議題有關的研究機構。同年再遠赴肯亞奈羅比參加第三屆世界婦女大會，跟世界各地的婦運領袖討論女性議題。1987年婦女新知轉型為基金會，以喚醒女性意識、追求兩性平等為宗旨。

顧燕翎說，1990年代以來，台灣婦運動力十足，許多團體相繼在全省各地成立，不少大學也成立了女性或兩性研究中心，婦運成員更出資成立第一個華人地區的「女書店」。1996年及1998年顧燕翎主編的《女性主義理論與流派》、《女性主義經典》分別獲得《聯合報》10大好書獎，版稅全數捐給女書店。

第二波婦運有一句名言：「個人事即政治事」(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希望透過政策改善婦女的社會處境，所以鼓勵婦女關心、參與公共事務。半世紀以來，台灣參與各級選舉且高票當選的女性越來越多，立法委員也高達近40%。2016年大選，國民黨、民進黨及民國黨三組總統、副總統候選人男女各半，選舉結果，民進黨的蔡英文當選第一位女總統，都是歷史性的突破。

顧燕翎說，少數女性晉入高位，並不必然提升全體女性的地位。聯合國的性別主流化要求各國政府在政策的規劃、執行過程中，都必須考慮到男性和女性的經驗和需要，這需要周詳的思考和具體、精確的執行，否則很可能會視而不見、聽而不聞，或只是填填表格而已。

數十年來台灣婦運消除了不少形式上的不平等，但社會上仍處處存在許多細微、隱而不顯的性別分工、性別歧視和性暴力，例如女性集中於低薪的照顧服務業、在親密關係中受到侵害、被媒體二度騷擾等等。多數女性在現實生活上的困擾，並不會因少數女性登上高位而自動改善，但擁有政治權力的女性是有機會影響決策的。期望蔡英文和女性政務官、民代能善用此權力，婦運團體也應持續時時關注基層婦女，提出政策建言。

多元性別不應取代女性

台灣對川普歧視女性未表示反對，是因為婦運已經削弱了嗎？多元成家已經取代了婦運嗎？這是當下許多人的疑問。顧燕翎解釋，台灣目前的紛擾來自跳躍性的思考和對權威的盲從。立法時對基本名詞，如性別、平等、多元性別等未予以定義，也未經社會充分討論，變成條文後就強制執行，導致各說各話、相互指責。

「台灣誤用性別的情況很嚴重，不少政府官員以為講性別才代表跟得上時代，談女性已經落伍了，而性別必定是多元性別：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及酷兒(LGBTQ)，其中不包括男人和女人。卻忘了性別的根基在男女，跨性別等衍生自男女之別。台灣這種現象，和聯合國、歐盟及大部分國家以男女為主的性別定義南轅北轍。」

顧燕翎指出，「很多人不深入思考，看風向說話。」若非2012年CEDAW國內法化保住了「婦女」，公文中只能看到「性別」，而沒有男女。台北市跑得更快，她當年主責制定的婦女權益保障辦法近年已把其中所有的「女性」都換為「性別」了。這樣看來，台灣似乎已脫離了全球婦運的隊伍。

為改革理想出任政務官

談到政治。顧燕翎也曾勇闖政治叢林。1998年她擔任婦女新知基金會董事長時，受到台北市長馬英九邀請進入市府工作。她認為這是一個可以影響行政體系的機會，抱著改革的理想出任公務人員訓練中心主任，也的確翻轉了公務積習。任職第二年創辦了「高階女性領導人研究班」，她回憶，「當時有跨國公司願意一起訓練女主管，這是極佳的公私部門交流學習的機會，只是跨國公司在大陸的主管因『戒急用忍』政策無法來台，以致進行不下去，而那些公司的總部後來也遷離台灣了。」

2002年，顧燕翎轉任社會局長，直接職掌婦幼老殘福利等工作，堅持將創意注入官僚文化。例如她率先推動樹葬、灑葬、海葬，首先開辦愛心敬老卡等，又勇敢提議開放明眼人從事按摩，並幫助視障者開拓更多的職業選項。

顧燕翎離開公職後提筆寫作，沒想到以〈生命的縫隙〉獲得2009年梁實秋散文獎。她再接再厲寫下公務生涯的冷暖點滴、對女性主義的熱情與理念，還有對生命的體悟，集結成《都是陌生旅程的起點》（2015年出版），次年被台灣文學館選入年度文學好書。

此外，顧燕翎關心高齡社會，成立了「銀領協會」。她於2015年帶團參訪芬蘭老年學研究重鎮—偉斯屈萊大學，並與赫爾辛基的國家政策研究中心討論高齡政策，盼借鏡北歐經驗為台灣的長照政策找答案。顧燕翎說「活到老的好處是有機會圓夢」，而她的下一場夢是出版一本探討台灣婦運的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