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95年1月，「江八點」就提出：「歡迎台灣當局的領導人以適當身分前來訪問；我們也願意接受台灣方面的邀請，前往台灣。可以共商國是，也可以先就某些問題交換意見，就是相互走走看看，也是有益的。」台灣當時的回應是：「兩岸平等參與國際組織，雙方領導人藉此自然見面」。

　　其後十餘年，由於兩岸關係動盪不已，雙方政治互信嚴重不足，不僅領導人見面問題成了鏡花水月，就連兩會制度性協商也被迫中斷。2008年後，隨著國民黨重新上台執政，兩岸關係出現了大轉折，兩會恢復制度性協商並達成多項協議，兩岸領導人是否見面的問題遂再被提出來討論。但近幾年來馬英九多次表示，除非以總統身分，否則不會與大陸領導人見面，這不啻於給兩岸領導人的會面設下高門檻，說易行難。

　　今年這件事似有轉機，主要是10月間APEC年會在印尼峇里島舉行，蕭萬長以「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會榮譽董事長」身分出席APEC領導人非正式峰會，實現了「習蕭會」的歷史性突破；同時，陸委會主委王郁琦以蕭的幕僚身分參會，與國台辦負責人張志軍順利會面並互稱官銜，實現了歷史性的「張王會」，這兩項重大進展為「習馬會」的舉辦留下了無限想像空間。之後，海內外媒體對「習馬會」或將舉行的猜測不絕於耳，馬英九當局雖仍表示時機條件不成熟，但同時也有了一些新說法，譬如：不排除見面的可能性，將「以『總統』身分見面」的前提條件改成了「我方有需要、人民能支援、對等尊嚴」等。這樣的說法顯然較之過去有更大彈性。

　　目前來看，兩岸對於「習馬會」都有意願，關鍵在於雙方能否就會面的時機和條件達成共識。

　　台灣希望馬英九能以「經濟體領導人」的身分參加明年底在北京舉行的APEC年會領袖峰會，實現習馬二人「自然見面」。大陸對此則態度謹慎：一方面認為「兩岸領導人會面是好事情，雙方都應努力創造條件」（前國台辦副主任孫亞夫語），另一方面又認為，「台灣方面人士參加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問題，應根據APEC有關諒解備忘錄的規定處理。兩岸領導人會面是兩岸中國人自己的事，不需要借助國際會議的場合。」（國台辦發言人范麗青語）。依筆者看，一切尚有待國共政治互信進一步加強，以及明年島內政局的演變與兩岸互動的情形才能決定。

APEC諒解備忘錄

　　「APEC有關諒解備忘錄的規定」形成於1991年。是年，在「一個中國」原則與區別主權國家代表和地區經濟體代表的基礎上，大陸與該年度APEC高官會主席（韓國外交部部長助理）簽署了諒解備忘錄，大陸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名稱，台灣以「中華台北」的名稱（Chinese Taipei），兩岸同時加入APEC，但台灣的外長、副外長不得與會，只能派與經濟事務有關的部長或民間經濟領袖與會，以示與大陸參會領導人的身分有所區隔。從當時台灣當局與韓國簽署的《諒解備忘錄》可以看出，台方也同意了這些規定。1993年，APEC會議在美國西雅圖召開，柯林頓總統倡議舉行首屆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經中美雙方磋商，達成不邀請台灣領導人參加該會議的共識，這就是所謂的「西雅圖模式」。

　　李登輝、陳水扁執政時期，台方與會人選基本按照APEC有關諒解備忘錄的規定及「西雅圖模式」來辦理。

　　2001年，陳水扁曾試圖親自出席在上海舉辦的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遭到拒絕後又改派前副總統李元簇出席，再度遭拒，陳水扁遂拒絕派代表參會，造成該次年會台灣缺席的狀況。國民黨重新執政後，大陸基於國共兩黨的政治互信，允許時任國民黨榮譽主席、曾任副總統的連戰作為台灣經濟體的代表出席；而今年又換成了曾任副總統、但無國民黨內職務的蕭萬長出席。連、蕭的參會實質上已經突破APEC諒解備忘錄的規定，說明「西雅圖模式」也並非不能變通，如果大陸要求調整台方出席人選的規則，只要不違背APEC有關促進亞太地區經濟合作的宗旨，其他成員一般情況下都會買大陸的面子，不會輕易加以反對。

　　大陸之所以審慎應對「APEC習馬會」，可能有以下考量：

　　一、允許台現任領導人參加APEC峰會，是對APEC有關諒解備忘錄暨「西雅圖模式」的顛覆，馬英九無論以什麼名義或身分（譬如經濟體領袖）與會，都會給外界造成兩岸領導人平起平坐、握手言歡的印象，茲事體大。除非國民黨鐵定繼續執政並延續國共兩黨既定的「和平發展共同願景」；除非兩岸已就統一之前提的政治關係進行協商並作出合情合理的安排，否則，大陸很難輕易邁出這一步。

　　二、如果民進黨再次上台搞「台獨」分裂活動，大陸勢必要重新面對台灣新領導人參加APEC峰會這件事；縱然大陸有能力加以遏制，但必會遇到麻煩和困難，乃至付出不必要的代價，大陸不可不防。大陸固然希望兩岸領導人早日見面商談和平發展大計，但如見面達不到大陸所期待的目標，甚至造成難以估量的損失或難以善後的結果，那還不如不見。

　　概言之，目前台灣內部的政治整合和兩岸政治互信程度，尚未達到讓大陸做出重建兩岸涉外事務遊戲規則的讓步，台方若想達成「習馬會」，恐怕還須努力，包括就「一中框架」進行意見整合，恢復兩岸統一目標等。

「習馬會」仍有可能實現

　　但現在恐怕也不能說「習馬會」全無可能，因為：

　　一、「APEC習馬會」是轟動全球的大事，允許馬英九赴會，可以視為大陸對馬任內積極推動兩岸和解所作努力的高度肯定，對於在「一中框架」基礎上促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台灣民眾來說是極大的鼓舞，對主張正視現實、與大陸交流對話的綠營人士也是一個激勵，如同在島內樹立正面標竿，有助於發揮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良性互動的正能量。

　　二、大陸當然希望國民黨能夠繼續執政，但目前馬當局面臨諸多執政困境，若允許馬出席APEC峰會能夠拉抬其低迷聲勢，進而鞏固國民黨的執政地位，並對民進黨造成轉型壓力，這應是大陸願意促成的重要原因。

　　三、允許馬英九出席APEC峰會，有助於向世界展現以習近平為代表的中共新一代領導集體，承前啟後，繼往開來，追求「為民族立生命、為萬世開太平」的博大胸襟與氣度，展現中共領導人的自信心和掌控兩岸關係的能力，進一步改善大陸在國際上的形象，這也應是大陸願意促成的原因之一。

　　四、為防止「APEC習馬會」成為通例，大陸可以附加「一中框架但書」，即與APEC成員達成新的諒解備忘錄，說明「APEC習馬會」是特例而非慣例，今後無論台灣政局如何變化、政黨如何輪替，只有符合「一中框架但書」暨大陸同意的台灣領導人才能參會，反之則不能。顯然，新的諒解備忘錄的形成，將有助解除大陸對「APEC習馬會」後遺症的顧慮與擔心，進而放心推動「習馬會」。

　　五、兩岸關係錯綜複雜，解決問題不可能一蹴而就，不必賦予「習馬會」太沉重的使命，不必將兩岸未來走向全部押在「習馬會」上。只要在今後能產生正能量，有助於兩岸關係良性迴圈，「習馬會」就有其歷史意義和價值；未來即使兩岸關係出現反覆甚至倒退，也不必因此對「習馬會」作擴大解讀，就像2000年朝、韓領導人曾經會晤並發表《南北共同宣言》震驚世界，後來雙方繼續處於敵對狀態，但國際社會並未因此否認那次會晤的價值，凡致力於民族和解及民族統一的舉措就應該被肯定。
總之，「習馬會」究竟能否實現，以及以何種形式實現，現在還很難下定論，成有成的理由，不成也有不成的原因，端視形勢會如何發展，以及兩岸對此舉產生的結果所做的判斷。

（作者係全國台灣研究會副祕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