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3月，胡適為清華的學生開列了一份《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4月，梁啟超也為該校學生開列《國學入門書要目及其讀法》。這兩份書目各自包含上百種中國典籍，遠超過一般學生的能力所及。於是，胡適又在其書目中圈選「實在的最低限度的書目」，梁啟超也選出一份「最低限度的必讀書目」，並主張：「以上各書，無論學礦、學工程學…皆須一讀。若並此未讀，真不能認為中國學人矣！」當時正處於五四之後，反傳統思潮大興。但即使是傾向反傳統的胡適，仍認為有廣泛閱讀中國典籍的必要。

90年後的今日台灣，在歷經超過20年的「去中國化」運動之後，國民教育教材中的古文比重越來越少，已少有人願從中國典籍中學習中國古典文化。即使是胡、梁兩份「最低限度書目」的最大公約數（《四書》、《老子》、《墨子》、《荀子》、《韓非子》、《左傳》、《文選》、《詩經》），也遠超過今日學子的讀書意願。這使我想到我的兩個女兒進行「在家教育」的學習經驗，或可供關心中國文化傳承者參考。

我的女兒李思特（本刊創刊號〈觀賞中國國家京劇院來台公演有感〉的作者）、李斯坦，只是一般孩子，目前分別是高中一、三年級。她們迄今未曾在公私立學校上過學，也不曾進過升學補習班。所有學習均在家完成，教材由家長安排，內容和學校少有重合，是一個獨立於主流教育的學習方式。由於這個獨立性，我得以試驗，並實踐一套能讓孩子深入瞭解、進而由衷喜愛和認同自己歷史文化的教育內涵。筆者認為，這個教育內涵或有值得主流教育借鑑之處，若能推廣或納入正規教育，將是兩岸文化促統重要的一步。

教育內涵須以「文化認同」為原點

台灣大約在20年前開始推行所謂「教育改革」。政黨輪替後，馬英九持續其錯誤方向。至今後果已非常明顯：「教改」的基調是「去中國化」和「自我殖民」，所教出的孩子總以「殖民者」角度看自己、看世界，還誤以為那是唯一的觀點，以致不瞭解自己的文化及其優勢，也不理解或甚至不關心世界的動態及其意義。長期沉浸在這種「教育」氛圍，社會將失去「自信心」與「使命感」，最終導致全盤「道德淪喪」，這就是近數十年的台灣社會寫照。

有些家長為孩子選擇「在家自學」，避開主流教育。他們本有機會給孩子更優質教育，可惜大多並非如此。以筆者目前所知，台灣的「在家自學」約有三類：一、「自我殖民式」，以美、日或所謂國際化教材為主體，輕忽自己的文化內涵；二、「僧團式」，家長把孩子交給特定宗教團體主持其教育，而這些團體游走於法令邊緣，在國民教育階段推行集體「僧侶養成教育」；三、以「中國經典教育」為號召，並以背誦大量中國經典為目標，但由其宗教之教主「解經」，並將該教主置於孔子之上，實際上是以中國經典為其宗教服務。令人驚訝的是：為數不少的家長接受這些光怪陸離的「自學」方式，還引以為傲。這顯示整個社會在文化傳承斷絕之後，也失去鑑別人文內涵良窳的能力。這些方式的在家自學終究不能幫助孩子瞭解自己、看清世界，其結局與台灣的學　校教育差異不大。

總之，不論在校或在家學習，有意義的教育內涵須以「文化認同」為原點，再以其他人文自然知識向外做最大延伸。

產生「文化認同」的文史教材

因為種種機緣，我為兩個女兒選擇了「在家教育」，但不屬於上述任何一種類型。十多年來，我們走自己的路，循序漸進，不斷思考試驗，以開放的態度，檢驗各種教材之合適性。這個過程中，我們集成了一套文理各科的自學教材。其中文史兩科教材，使兩個孩子對中國文化產生由衷的喜好和認同，其效果遠超過我的預期。以下就聚焦在這些產生「文化認同」的教育內涵上。

首先，中文教材分兩部分：一、古文全文背誦默寫；二、大量原典閱讀，包括傳統章回、現代、歷史小說等。

古文背誦以《四書》為主軸，再輔以《孫子》、《老子》、《管子》，大致包含了中國政治思想的精華，大則經世濟民、小則安身立命，是中國文化教育的主體。王力的《古代漢語》是大陸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國家級規劃教材，收集了歷代重要文章及相關註釋，透過精湛的選輯，引導讀者從不解文言到能讀。最後再以國高中國文課本中的文言部分補足可能遺漏的中學階段選文。

整個古文背誦教材規劃與執行的特色是「重視詮釋」。畢竟讀經典目的是要它進入「生命」，而不是只留在「口頭」，因此背誦中國經典時，必須佐以好的詮釋。除從好的註本上尋求好的詮釋，還要隨時引導並鼓勵孩子思考原著者怎麼想、為什麼那麼想。例如，讀《論語》要猶如「與孔子直接對話」般地尋求其義理。

中國小說之閱讀規劃要點有二：「原典」與「大量」。文學之美在文字，大多數的改編只會使原著失色。因此從孩子有能力閱讀那天開始，要引導他們閱讀原典。這當然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必須分階段達成。即使這個過程非常艱難、費時、曲折，但一旦做到，則非常值得。此後只要盡量讓原典「量」變大，而這步容易得多。大量原典小說閱讀，不僅是增進中文及思想能力的法寶，也是培養文化認同的重要元素。歷代中國人以自己的語言寫自己的故事，經長時間考驗而流傳下來的經典，中華兒女讀了，能不刻骨銘心嗎？

其次，再談歷史教材。台灣學校教育在「教改」摧殘下，歷史教育已支離破碎。課本所呈現的盡是「皇民化」和「勇為美帝第一島鏈馬前卒」的史觀，並大量縮減中國史篇幅、不成比例的放大台灣史，以求「平衡」和「在地化」。誠然，瞭解自己的鄉土史是重要的，但要以自身的民族為本位，再把鄉土史放在更寬廣的時空架構下看，才有意義。否則，不僅不能深入瞭解自己鄉土史，也不可能培養宏觀的史識。基於此，我們完全不採用學校歷史課本，而自行規劃一套歷史教材。

文化是兩岸共有的力臂

胡適、梁啟超若生當今台灣，也許會另開一份國學基本書目。但我這份自學計劃（包括書目）已執行多年，事實證明是可行並有效的。雖然考慮到孩子間的個別差異，不可能全盤照用，但我們這十多年珍貴的經驗，至少可視為這套「文化認同」教材的小規模先導試驗，其中精神和經驗，對較大規模的規劃和實施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如何把奠定「文化認同」的教育內涵與其他學科在大規模的環境下有機地整合、實施，是另一個重大課題。

中國文化教育對兩岸文化促統極具關鍵重要性。以開一扇門的經驗來比喻，力臂乘以施力所得的轉矩越大，越容易開那扇門。中華文化是目前兩岸共有的最大力臂，中國文化教育是兩岸能共同投入的施力，在這個力臂上施力的多寡，決定了「文化促統」這扇門平順開啟的速度。
（作者係嘉義大學電子物理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