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章義，赫哲人，1944年生於湖北武昌。台中空軍子弟小學、台中市四民國小，台中省立二中、台中市立一中，輔仁大學史學系畢業，台灣大學史學研究所碩士，專攻明清史。畢業後1972年起即為輔仁大學專任教師，2004年轉往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2017年8月退休。曾專研《漢書》，發表過〈班固之生卒年〉論文。 

尹章義1979年受新莊鎮鎮長鄭余鎮的委託，編纂《新莊志》而進入地方志領域。1981年進而在輔仁大學開設台灣史課程，迄今發表了359篇中英文論文、出版了42本專書，有：《台灣近代史論》(1984)、《台灣歷史與台灣前途(抽濃煙、喝烈酒、大聲抗議》(1988)、《台灣開發史研究》(1989)、《大陸文化資產(文物)維護之行政體系及相關法令之調查研究》(1994)、《張士箱家族移民發展史：清初閩南士族移民台灣之一個案研究》(2001)、《台灣客家史研究》(2003)。並主編《當代中國學術發展史：人文社會科學之部大陸篇》(2000)。 

曾任中華綜合發展研究院應用史學研究所所長、台灣佛教史研究中心主持、兩岸關係文教基金會執行長；內政部古蹟評鑑委員、教育部古物評鑑委員、台灣省文獻會古文書評鑑委員，文化建設委員會諮詢委員、台北市文化局諮詢委員，台北、板橋、士林地方法院、台北高等法院特聘古文物鑑定人。

2013年創辦社團法人台灣史研究會，現任理事長，迄今出版了《新店市志》、《五股志》、《左鎮鄉志》、《林口鄉志》、《長濱鄉志》、《萬巒鄉志》等16本地方志。 

李問：您研究史學的領域很廣，在撰寫地方志、田野調查方面格外出色，請問您是如何樹立自己的研究基礎和條件？

尹答：我專研過《史記》、《漢書》，特別是《史記》有本紀、世家、表、書、列傳，把中國所有的史學體例整合在一起，而中國的地方志基本上承襲了《史記》的風格。

另外，我曾請教旅加的杜維運教授，他說，我的性格應該跟顧炎武很契合，即經世致用，他的提點極為受用，後來我帶著學生一起研究《日知錄》，發現顧炎武真是嚴謹，書中所有資料都可查到出處，這個過程也鍛鍊出我的史學方法。

田野調查是從人類學來的，在西方史學運用已很久了，但中國人用此名詞則很現代。編纂《新莊志》前，輔大歷史學系王任光主任交給我法國歷史學者布勞岱(Fernand Braudel)的書，並要我每周報告心得。布氏對地中海的研究，包括田野調查，教堂、寺院的檔案，每個人的出生、受洗等都有登記。我研究新莊則更上層樓，因為我還用到地契。中國從漢代之後就土地私有化，而台灣土地也一直是私有的。由於我們做出的地方志，都是根據實際調查所得到的材料，所以可信度、有效度非常高，接地方志的計畫也就源源不絕。同時，將研究延伸至族譜學及古蹟評鑑方面。

我還要求自己具備讀寫外文的能力，例如，我寫〈西洋人眼中的劉銘傳〉，一共查了英、法、德、日、美等外國人的說法，我引用了原文及各國的國會紀錄、檔案，避免被中譯文的錯誤給誤導。

又例如，日本對戰爭中多少日本人被殺，因涉及撫卹，算得很清楚，但殺多少台灣人則只知道大概數字。我曾為馬英九先生查算日據時代殖民政府殺了多少台灣人，用的是《警察沿革誌》及日本總督府的檔案，一頁一頁加，剔除了模糊記述，最保守計算，也有16萬8000多人。馬英九拿這個數目給日本人看，對方沒話說。因此，我認為，治史一定要用最原始、最可信的材料、最嚴謹的方式來做。

問：大陸學者汪毅夫在其著作中推崇您是台灣史研究的「學科帶頭人」、「首席學者」，請問您當初研究台灣史的動機和教學過程？

答：我高中時在台中的中華路路邊攤買到一本由日本學者、律師中西牛郎用漢文寫的《同化論》，大正3(1914)年出版，述說日本要如何同化台灣人，台灣人會如何反抗等等。我讀了之後，反抗意識油然而生，覺得中國人應該要有自己的台灣史觀，對於林獻堂等台灣老前輩當時戮力於中國統一，感到十分欽佩。

我從1981年開始在輔仁大學教授台灣史課程，1982年再開1945年後的台灣現代史。開這些課在當時還是有禁忌的，我上課時，連調查局、警總都來「關心」，那只是一門選修課程，但不少外系的學生來旁聽，可看得出學生對台灣史的渴求。

1988年，我出了一本對中國與台灣前途的專書《抽濃煙喝烈酒大聲抗議》，其中〈中國統一與台灣獨立問題試析〉一文，經中國社會科學院台灣研究所的《台灣研究》季刊，分兩期刊登(1989年6月及9月)，可見他們很重視我的意見。

2004年，由於中國文化大學董事長張鏡湖的禮遇和殷切期盼，我轉到文大史學研究所，繼續教台灣史，且可以指導碩士生、博士生寫論文。30幾年來，培養了大批研究台灣史、228事件、抗日方面的學者。

不過，我也必須誠實地說，台灣史時間這麼短、空間這麼小，研究台灣史現已有趨於瑣碎的現象，未來能發揮的空間恐怕有限。

問：從李登輝推行「認識台灣」中學歷史教育以來，台灣年輕一代幾乎都成了「天然獨」，蔡政府更將中國史歸為東亞史，整個社會氣氛偏獨，您對此擔心嗎？您認為台灣人民應如突破這道綠色障礙？

答：我曾寫過很多論文分析、批判李登輝，在此就不贅述。

陳水扁當台北市長時，用了陳哲男擔任民政局局長後，就極力醜化中國歷史文物，並找人來寫日本建築的美感，談日本美學，迄今綠營縣市長都在維修、重建日本建築，一點都不令人意外。

當前民進黨政府占盡優勢，從中央到地方，都有大量經費給獨派團體、地方的文史機構，而獨派學者確實都用意識形態來解釋歷史，並將其研究變成武器、子彈，來達到政治目的。本來歷史學者應該有反抗精神，站在權力的對立面，但現在絕大多數人都爭相表態，搶站在「政治正確」的那一邊。

然而，我對兩岸關係仍然抱持著樂觀的態度，因為統獨根本是個假議題，台灣人受到傳統儒家思想和祖籍意識的深厚影響，不可能都是數典忘祖之人。只是執政者，無論是民進黨或國民黨，拿到政權就可享有很多利益、任命很多人，當然不可能放棄既得利益及權力。我們不要對政治人物存有幻想，但當他們意識到兩岸合起來，他們會有更大的發揮空間時，自然會轉向，屆時就會搬出另一套說詞。

台灣民眾應擺脫民進黨政府、教育機構、綠營媒體所灌輸的中國刻板印象，親自去大陸走走看看，我甚至建議青年學子不妨去考北京、上海等各地的學校，畢業後留在當地工作生活，循著大陸的制度參政，林毅夫、盧麗安就是很好的例子。我相信二、三十年後，這批人對兩岸關係的正面影響就會浮現。

問：您也積極參與過客家、原住民的運動及學術研究，請問您有何心得？

答：我在台中讀初中時，親眼目睹閩南人欺負客家人，為了替客家同學討公道，我常跟閩南人打架。後來我研究為何閩南人會肆無忌憚地欺負客家人，得到的結論是，19世紀以後福佬人來台灣的人數較多。根據日本人1927年的調查，客家人占13.07%，福佬人占81.99%。我1985年的〈閩粵移民的協和與對立〉論文就強調，客家人在荷蘭人之前就先到了台灣，鄭成功的主力部隊是客家人。後來我有機會與客家人站在一起，推動客家人運動，也把相關論文集結成《台灣客家史研究》。

同樣的，也是在我讀中學時就注意到，原住民下山來賣東西，台中流氓竟囂張搶他們的錢。後來我收集高山考古遺址的高度和碳14的年代，用考古學的角度研究，證明原住民在漢人來之前就住在山上；至於平埔族，一直到日本人來台都住在平地，戶口清清楚楚，未曾遷移。事實上，原住民有自己的領域，他們彼此之間互不侵犯。然而，日據時代，總督府將所有原住民居住、活動的山地、林野地當成「無主地」，全部強占，日本人戰敗撤走，卻換成漢人接收。我認為，「轉型正義」的第一件事，是應將漢人非法取得的土地還給原住民。

問：從史學專業的角度來看，您認為大陸學界對大陸的發展建設產生了什麼樣的作用？

答：大陸學者就中國悠久歷史及現代史的了解，幫助執政者對國家發展的方向做出正確的判斷。例如，我認為，「一帶一路」策略的提出，是有一批懂中國歷史的智囊，古為今用，從三、四千年中國歷史總和歸結出來的。

2013年「一帶一路」剛提出時，有不少國家冷眼地等著看好戲，但兩年後竟全球望風景從，連本來袖手旁觀的日本政府和企業都表示要參與。

「一帶一路」孕育著各種經貿利益，大陸與歐洲開展了數十條商貿路線，兩邊商品互銷流通；連中亞人皆因「一帶一路」而跑去中國，各國領袖更爭相訪問大陸。海上絲路也是一樣，大陸以鄭和時代那種開闊的胸襟向海洋發展，把沿路的小漁村建成大商港，連美、日等海上霸權都感到壓力。

歷史學是經世致用之學。身為中國的知識份子，看到中國大陸重回漢唐盛世，豈能不感到驕傲與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