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次逢除夕,悠悠萬感新。家貧妻德顯,人淡友情醇。
忍淚還微笑,誠愁一欠伸。瓦全應有說,留眼看芳春。
父親葉榮鐘在〈一段暴風雨時期的生活紀錄〉(原載香港《民主評論》1964年1月,後收於《台灣人物群像》1995年,時報出版社;2002年收於《葉榮鐘全集》,晨星出版社)一文中,做了以下的敘述:
「太平洋戰爭(指日本偷襲珍珠港)的初期,日軍雖然連戰連勝,但我們的希望卻始終未曾動搖,不但如此,對於復歸祖國懷抱的情緒,竟是日趨濃厚。這種感情,完全是自然而然的結果。正似川流歸海,絕無考慮選擇的餘地」。說明在當時的日本軍國主義氣焰高漲下,台人還是忍淚強歡笑,寧為瓦全,期待著「留眼看芳春」。
日本留學萌生祖國意識
回顧父親一生,出生於日據初期,雖然上過短暫的四年私塾,後還是接受日本殖民教育,進了鹿港公學校(當時日本人上的是小學,台灣人上的是公學校,小學6年,而公學校僅4年。)畢業後,無法找到像樣的工作。有幸因恩師施家本引薦而獲霧峰林獻堂的資助,先後兩次赴日留學,於1930年畢業於日本中央大學。
父親從小幸得施家本灌輸民族意識,據父親於〈詩人施家本〉一文中,有以下的描述:「有一次,那是月白風清的良夜,他(施家本)與我們到文武廟散步,途中買了一個西瓜,他拿定西瓜刀,大聲地喊道『來來來,我們來瓜分天下!』當西瓜切好,我們邊吃邊談,他給我們解釋瓜分天下的意義,附帶說明列強正在虎視眈眈欲瓜分中國之所以然。」
由父親的著作可以了解,父親的祖國意識是在留學日本期間萌生的,父親所著《日據下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一書裡,第三章,海外台灣留學生的活動,第一節〈留學生的民族自覺〉文中,談到他自己的經驗:「在台灣對於日本人的歧視,警察的壓迫固是深惡痛絕,胸中常存有一股惡氣,自覺台灣人是被壓迫民族,我18歲曾做過『傷心莫問舊山河,奴隸生涯涕淚多。惆悵同胞三百萬,幾人望月起悲歌。』詩。老實說,我當時的意識裡,同胞的觀念非常強烈,但是,祖國的觀念卻很稀薄,這可能是因為我出生在日本占據台灣以後,台灣與祖國的關係已在上一代隔絕,而且所受的是日本殖民教育,對於祖國的歷史文化一竅不通的緣故。及至東京以後,我並沒有交上祖國的朋友,可是祖國的觀念卻油然而生。」「離開台灣由遠處回顧,才能夠理解整個台灣所處的立場,也才會對祖國發生親切的感覺。」
歷史文化因日本帝國主義殖民統治而隔絕,但是,父親並沒有因此而氣餒,反而在他兩次赴日留學中,參加了林獻堂所領導的抗日運動,同時,他也在1929年寫了7萬餘字的「中國新文學概觀」,日後,他自謙是初生之犢之作,充份表現父親的求知慾和對於五四新文學運動的關心,他沒有忘卻中國人的身份,甘作日本人的順民。
葉榮鐘撰寫祭黃帝陵文
1946年9月,台灣光復的隔年,父親參加了由丘念台鼓吹,林獻堂所領導的「台灣光復致敬團」,於8月29日由台北飛抵上海,展開了為期40餘天的祖國之旅。到南京拜謁了中山陵,赴西安欲祭拜黃帝陵,但天雨不得已抵耀縣遙祭黃帝陵,如父親所寫的祭黃帝陵文所述:
台灣光復致敬團,耀縣遙寄黃帝陵文曰: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九月十二日,臺灣光復致敬團代表林獻堂,李建興,林叔桓,鍾番,黃朝清,姜振驤,張吉甫,葉榮鐘,陳逸松,林為恭,職員丘念台,陳炘,陳宰衡,李德松,林憲等,於台灣六百五十萬同胞,脫離日寇統治,重歸祖國一週年之際,特從萬里海外,飛歸我中華民族發祥故土秦隴之郊,志切趨陵,憾為雨阻,相距二百里,未厥前行,謹以心香祭品遙祭於我民族奠基遠祖軒轅黃帝陵曰:緬我民族,肇源西疆,逐鹿一戰,苗蠻逃荒,南針歷數,書契蠶桑,武功文化,族姓斯張,賢傑繼起,周秦漢唐,內安外攘,國土用光,追尊遠德,國祖軒皇,逮於明末,鄭氏開台,閩粵漢裔,一東渡海隈,驅荷抗清,披闢草萊,聲威遠被,祖業不衰,亙三百載,物阜民方,甲午不幸,乃淪倭寇,彈盡援絕,民主奮鬥,五十年來,慘苦痛疚,壓迫剝削,欺蒙騙誘,嚮往故國,日夜祈救,八年戰爭,民族更生,舊恥盡雪,舊土重享,自由解放,全臺歡聲,宗功祖德,日月光明,時將週歲,特回告祭,稍致微敬,遠溯先世,天雨阻道,期復難愆,二百里程,乃不能前,郊原布祭,瞻望纏綿,橋山蒼蒼,河渭湯湯,千秋遠祖。尚其來饗。
父親曾在之後寫下「祭黃陵過耀縣」乙詩曰:東南到西北,迢迢萬里行,十人同一念,誠敬拜黃陵。充份印證台灣人民經歷武裝抗日、非武裝抗日凡50年,得以祭拜黃帝陵,認祖歸宗的歷史意義。
祭文60年後立碑於黃帝陵下
我有幸於60年後的2006年,參加了由霧峰林家後人,台灣抗日志士親屬協進會會長林光輝所領導的「台灣光復致敬團後人團」,循著當初先人的腳步拜祭黃帝陵,並將當初父親所寫的祭黃帝陵文,立碑於黃帝陵下。我感懷之餘,曾作一首詩曰:萬里迢迢祭黃陵,先嚴遺願今得遂,六十甲子猶未晚,祈願兩岸永和平。
在此歲末之際,重讀父親76年前所寫的「除夕感懷」乙詩,再回想10年前於黃帝陵立碑的情景,不覺心有同感,留眼看芳春。
(作者係葉榮鐘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