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開放後，我在北京姨媽宋寶真家裡，讀到汪精衛的《雙照樓詩詞藁》。姨媽說：「你外公宋紹唐於1903年（光緒29年）與汪精衛一同以官費留學生身份，由上海同船赴日本留學。1905年，兩人又同時在東京參加孫中山所創設的同盟會，結為志同道合的革命好兄弟。民國成立後，他前程似錦，沒想到他竟變成了大漢奸，我們也只有為他感到遺憾與嘆息。」

聽了姨媽的一席談，始知宋汪兩家有一段密切的革命情，不禁令我對汪氏的兩極表現感到嗟嘆外，並對他的人格特質感到興趣。

汪精衛於1910年4月謀刺大清攝政王載灃，事敗被逮後寫下口占五絕：「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像這樣的愛國青年，怎麼會在抗戰伊始之際，即率而豎起白旗，甘作亡國奴呢？的確令人費解。2012年6月9日，聯合報副刊曾同時刊出薛仁明與宇文正兩位學者所寫有關汪精衛的「艷電」等文章，再次凸顯出汪氏先作民族志士，後作民族罪人的兩極表現，也再度引起我研究他的興趣。

汪精衛自幼聰明愛國

汪氏原名汪兆銘，字季新，號精衛，1883年5月4日生於廣東三水，為書香子弟，天資聰慧，家教嚴峻，14歲即能詠詩作詞，出口成章，其國學造詣深厚，古典詩詞一流，被譽為中國美男才子。

1903年，汪氏20歲留學日本，學習東瀛政治。1905年，追隨孫中山加入同盟會，參加反清革命行列。1910年4月，捨命謀刺攝政王，以「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聲譽鵲起，名震天下。嗣經大清政府判處死刑，幸有肅親王善耆出面斡旋，念其年輕氣盛，人才出眾，而改判終身監禁，免於一死。翌年辛亥革命成功後獲釋。

辛亥革命成功，南京臨時政府成立，汪氏贊襄孫中山，運籌帷幄。袁世凱上台，汪氏與孫中山同進退，後轉赴法國留學，吸取歐美新知。孫中山舉起「護法」大旗，汪氏參與戌機。國民黨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時，他擁護孫中山的三大政策，當選中央執行委員。

1924年，孫中山抱病北上謀求全國統一，汪氏為機要秘書，隨侍在側。孫中山病重期間，汪氏為其遺囑起草人。孫中山逝世後，汪氏為繼承人，集黨政大權於一身。1927年，北伐底定長江流域，汪氏主張國共合作，共謀建設新中國與抵抗外侮，而蔣介石則主張清黨。迨抗戰軍興，蔣氏主戰、汪氏主和，雙方主張又陷水火難容之境，在縱橫捭闔、政壇爭鬥中，終敵不過蔣氏而敗陣出走河內，遂發表「艷電」，公開主張停止流血對抗，與日本謀和，致淪為大漢奸。

汪精衛為何堅持謀和

和與戰是國家民族在危亡關頭如何救亡圖存的兩種不同手段，誰是誰非、孰優孰劣，難作定論。就蔣汪二人而言，他們都是處心積慮為救亡圖存而努力，日後的情勢變化誰也無法預測。但在民族意識高昂，同仇敵愾沸騰之際，凡對敵主和者通常會被視為投降或是漢奸。如今，國共內戰與中日戰爭已成為歷史，應可找出汪氏明知主張謀和形同降敵的氛圍下，為何不惜換來漢奸罵名，堅持與日謀和，其所持立論如何？其內心苦衷如何？

鄉前輩靳鶴聲（1898-1998）早年留學日本，1927年南京臨時政府成立，靳氏受命主持南京黨務並兼組織部長。寧漢分裂前後，經中央授意，針對日本戰與和的問題，曾數度與汪氏謀面協商，對蔣氏與汪氏二人戰和的立論之爭，知之甚稔。1949年靳氏來台後，遽補為國大代表，我們同是山東菏澤鄉親，相交甚密，我曾在其台北內湖寓所，傾聽有關蔣、汪二氏當時主張戰與和的立論點滴，茲歸納略述如後。

汪力主與日謀和的理由

汪氏力主與日謀和的理由如下：⑴民國肇造未久，軍閥割據甫平，中國正值百廢待舉之秋，無力對抗強敵。⑵日本維新之後，工業先進，已是一個現代化的軍事強國，中國槍砲土製，不堪一擊，雙方相差懸殊，如何能打一個現代化的戰爭？⑶對日抗戰是置中國全民於殺戮戰場之上，一經戰起，燒殺姦奪之慘像，當在意料之中，為政領導者為何仍帶著全民要往煉獄火坑裡跳？⑷謀和旨在阻止日本侵華的軍事全面勝利，避免軍民傷亡。⑸謀和後原中央與地方政府架構仍照常運作，一切仍然照舊。⑹與強敵謀和，當然要受到強敵某種程度的委屈和左右，但在「戰則亡國傷民」、「和則偏安待復」的情勢下，應留下日後「徐圖恢復」的機會。⑺從前城池失守，應以身殉；今日道德觀念不同，故仍願留此有用之身，為國為民，盡力效命。

汪氏曾以激動地口吻再三提及「人生有兩個生命，一個是身軀生命，一個是名節生命，過去，為了建國，謀刺攝政王，我的肉身該死而未死。現在，為了救國，對日本避戰謀和，思想單純的群眾會罵我是漢奸，這正是我第二生命-名節的死期到了，為了拯救全民於水火，該犧牲的時候就去犧牲吧。於心無愧天地，漢奸罵名何懼！歷史自有公斷。」

汪指責蔣只靠口號抗戰

汪精衛說，蔣氏高呼「抗戰到底，絕不妥協」，但抗戰不能只靠口號，如沒有積極的辦法可行，怎可以「螳臂當車」之勇來領導全民抗戰？蔣在節節敗退之下，也只有喊出「以空間換取時間」口號，來拖延亡國的時間，因殺戮的戰場在中國大地，時間拖延越久，則軍民傷亡越多，這種置全民生死於不顧的策略，是在愛國救民或是禍國殃民？

汪也認為，蔣氏清黨在排拆與中共合作的機會，現在是日本人打中國人，來日也許是國共兩黨對打，中國人打中國人了，所以主戰者會害了中國人，也會遺患中國人的子孫。黨政軍高層多傾向謀和，就連孔祥熙和張群等也不例外，但蔣氏卻力主抗戰到底，一意孤行，所以大家只有明哲保身，三緘其口。

胡適、余英時都同情汪

胡適是汪氏的至交，在抗戰伊始也力主與日本以和平談判解決，其所持理由是：「中國在這次戰爭中的問題很簡單，一個在科學和技術上都沒有準備好的國家，卻必須和一個第一流軍事和工業強國，進行一場現代式的戰爭。」（見《胡適日記全集》第8冊203頁、2004年台北聯經社）。胡適認為汪精衛一生吃虧在他以「烈士」出身，故終身不免有「烈士」的complex。為了「建民國」，他要做犧牲軀體的烈士，為了「救民國」，他要做犧牲名節的烈士。

哈佛大學史學教授余英時曾為2012年新版汪著《雙照樓詩詞藁》寫了長達25頁的序文，其中表示對汪精衛在日本侵略者的羽翼下建立政權有極大興趣，並希望找到一個合理合情的解釋。

汪氏一意求和是建立在一個絕對性的預設之上，即當時中國科技遠落在日本之後，全面戰爭一定會導致亡國的結局。因此，汪氏認為越早謀得和平越好，若到完全潰敗的境地，那便只有聽從征服者的宰割了。這一預設並非汪精衛一人獨有，它是當時相當普遍的認識。

余英時特在其序文中列出汪氏1943年重陽（陽曆10月7日）的《朝中錯》：

城樓百尺倚空倉，雁背正低翔。滿地蕭蕭落葉，黃花留住斜陽。闌干拍徧，心頭塊磊，眼底滄桑。為問青山綠水，能禁幾度興亡？

這首詩應是汪的最後絕筆（次年即亡故）。參照他1910年被逮後的口占五絕與1939年的舟夜七律，從這首詩中可察覺到，汪氏力主謀和旨在救神州於沉淪，拯全民於水火。余堅決不相信汪氏的憂與愁是「巨奸為憂國語，熱中人作冰雪文」的虛偽做作。

汪氏主張和平救國

蔣氏視革命同志胡漢民與李濟琛為寇仇的那一幕，也令汪氏心寒。加之蔣氏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後的唯我獨尊及凌人氣勢，對汪氏的出走，應負起很大責任。

汪氏主和，最早是以秘密方式向蔣氏個人與國民黨領導階層提出，並非以他個人為和談主體。1939年1月4四日，汪氏覆孔祥熙（時任行政院長）信中說：「弟此行目的，具詳艷電及致中常、國防同仁函中，無待贅陳，弟此意乃人人意中所有，而人人口中所不敢出者。弟覺得緘口不言，對黨對國，良心上，責任上，皆不能安，故決然言之。前此秘密提議，已不知若干次，今之改為公開提議，欲以公諸於同志及國人，而喚起其注意也。（見《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香港春秋雜誌社，1959年，第1冊20頁）。」

汪系主和關鍵人物周佛海曾在1937年10月6日日記中，記下國民黨同仁的共識：「咸以如此打下去，非為中國打，實為俄國打，非為國民黨打，實為共產黨打也。」（見《周佛海日記》上冊79頁）。這也和汪氏預言對日戰爭「必將使中共坐大」同出一轍。

臥聽鐘聲報夜深，海天殘夢渺難尋。柁樓欹仄風仍惡，鐙塔微茫月半陰。良友漸隨千劫盡，神州重見百年沉。淒然不作零丁嘆，檢點平生未盡心。

這首舟夜七律詩，是汪在從日本回天津的船上所寫，非但沒有半點興奮得意的情緒，反而在詩句中出現「神州重見百年沉」沉淪之音，這表示他擔憂的不是國府主席的高位，而是能否拯救國人於水火。所以才在他建立南京新政權，就任國府主席的前夕，浮現憂苦不樂之情。

「和平奮鬥救中國」是汪氏跟隨孫中山的一貫主張，南京汪政權成立後首先建立的陸軍即名為「和平救國軍」。他主張和平救國，並非從抗日才開始，尤其遇到船堅砲利的日本強敵，明知雞蛋與鐵球相撞，會「粉身碎骨」，為何要做螳臂當車之勇，陷全民於刀下？這就是他主和反戰的基本理念。

汪劫後殘灰，戰餘棄骨

1944年11月10日，汪氏脊背殘留子彈引起骨腫瘤惡化，病逝於日本名古屋帝國大學醫院。旋即移屍中國，葬於南京梅花山麓。抗戰勝利國府由重慶還都南京，1946年1月竟指派工兵以炸藥爆破汪氏墓，開棺焚屍滅跡（見聯副薛教授文）。從此，汪氏成了自己詩句中所說的「劫後殘灰，戰餘棄骨」。

歷史人物的忠與奸，都是好教材，為何要毀屍滅跡呢？蔣汪二氏都是孫中山的忠實信徒，雖為政敵，但人既已死，又何須以鞭屍粉骨相待？日本侵華血海深仇，猶能對之「以德報怨」，又為何獨不放過汪氏死骨？

1949年，中共建立政權後，即將汪氏之妻陳璧君逮捕入獄，進行審判，她在審判庭上慷慨激昂再三強調，無論對日主和或主戰都是在救亡圖存，都是在救國，何來漢奸之有？嗣經孫宋慶齡與何香凝多方積極為汪妻奔走，勸她表示後悔之意，以免牢獄之災，但她堅拒漢奸罪名，也謝絕了宋、何兩位的一番美意，最後死在獄中。

汪的歷史公斷還會改嗎？

1944年11月10日汪氏病故於日本，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抗戰結束後，慘烈的國共內爭又點燃了戰火，這正如汪氏所預言，真的是中國人打中國人了。當時所能看到勝利後的神州大地，是哀鴻遍野，滿目瘡痍，民生凋弊，人民仍陷於水深火熱之中。

由於國共兩黨在海峽兩岸的長期執政，在中國的正統歷史裡，汪氏當然是個頭號大漢奸，辱罵之、唾棄之尤嫌不足，誰敢說不宜？但汪氏與日本謀和，在南京成立新政府之日起，嗟嘆之、惋惜之、讚揚之，此起彼落，也未曾或斷。

為2012年新版《雙照樓詩詞藁》擔任審訂並作序的詩詞教研專家葉嘉瑩，對汪氏的觀感，曾口占絕句一首：

曾將薪釜喻初襟，舉世憑誰證此心；未擇高原桑枉植，憐他千古作冤禽。

現在，我也借用曾於二二八事件爆發時擔任台灣省行政長官，後被蔣氏殺頭的陳儀先生最後一首絕筆詩，來表達我個人對汪氏的看法。

平生事業悲劇多，歷史循環究如何；痴心愛國渾忘我，愛到痴心即是魔。

汪氏說：「於心無愧天地，漢奸罵名何懼？歷史自有公斷。」如今，汪氏亡故已逾甲子，其屍骨雖滅，但心魂未散，現正待歷史為之公斷焉。

(作者係執業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