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來說，經濟體要達到更好的經濟效率，該經濟體必須滿足三個條件：(1)資源配置的最優化（資源配置效率）；(2)使用最佳技術（技術效率）；以及(3)規模經濟。

台灣身為小型且資源匱乏的經濟體，其實更需要仰賴自由開放的經濟環境。閉關自守則產業難以達到規模經濟；無法引進境外競爭，加速台灣各種資源達到最佳的資源配置，以實現比較利益；也無法引進境外最佳技術及管理模式，來加速台灣的產業轉型。

由此觀點來看：台灣經濟的崛起有相當的必然性及偶然性。如果在承平時期，台灣可在中美日三大經濟體之間，扮演「萬國津梁」的自由港角色，則經濟崛起誠屬必然。然而，二戰之後，馬上是國共內戰，隨著二戰之後的冷戰架構，使得台海成為冷戰前緣，所幸為了支持冷戰前緣的盟國，美國片面開放了市場給日本及亞洲四小龍，使其成為北美市場的生產製造基地，從海外而來的大規模訂單、技術及競爭選擇，造就了台灣經濟起飛。除了歷史機運的偶然之外，還有正確選擇的政治路線，傳統儒家社會強調的教育及秩序，貢獻了台灣過去的經濟崛起。

然而，1980年代，隨著中美關係戲劇性地改善，扭轉了冷戰格局和經濟社會局面。東亞戰略主軸的轉換，使得台灣的地緣政治地位迅速下降。尤有甚者，伴隨中國大陸改革開放的第二共和時代，開始擁抱資本主義與全球化，台灣與世界資本投資湧入中國大陸，使其成為世界工廠，創造了迅猛的經濟增長，使得台灣在國際經濟貿易分工中的製造角色，發生了重大改變。

即便在李登輝政府「南進政策」以及「戒急用忍」的負面干擾之下，台灣的經濟依賴仍從美國、日本逐漸轉向了大陸。在2001年經濟衰退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中，大陸市場仍支撐了台灣經濟於不墜。即使在民進黨執政的2000年以後，大陸仍超越美國成為台灣第一大出口地，可見，台灣對大陸的依賴不因政權的更迭而改變。同樣地，即使2016年再次發生政黨輪替，台灣依賴大陸的系統慣性也不會有任何改變。

但台灣社會並沒有真正認識到現有一切的經濟成就，在過去及現在，其實都仰賴美國及大陸片面給予的「近FTA優惠」。2014年3月，學生發起的反服貿運動中所散發出來的濃厚「反中」與「反全球化」意識，其根源就是過去20多年提倡的所謂「台灣主體性」的開花結果，其概念，簡言之，就是在政治上獨立於中國大陸之外，於是經濟的獨立於大陸成為一種必須的手段，以免落入「以經圍政」的陷阱，故台灣主體意識者顯然也認同「下層物質基礎決定上層經濟結構」的假說，害怕大陸經濟的迅猛崛起，導致兩岸經濟進一步連結，恐慌之餘，遂產生了反中、反全球化的「孤島意識」。

其實，韓國比台灣更早經歷反全球化運動，其反全球化運動遠比台灣的動員規模更大、更激烈。2006年11月，反對韓美自貿協議的7.4萬名群眾在全國13個城市示威，襲擊7個城市的政府大樓，但仍不能動搖韓國政府堅定地與各大經濟體逐一簽署雙邊自由貿易區的決心。韓國目前已生效的自由貿易協定（FTA）有10個，其中與歐盟、美國的FTA係於近三年才生效，韓國在談判中的FTA有9個，包括中日韓FTA、RCEP等，再加上即將生效的加拿大及澳洲2個。韓國的全球化布局已然成型。

中國大陸與韓國的崛起，其實對台灣在向全球化的開放中是後來居上。全球化讓中國與韓國順利融入了國際經濟體系中，發揮了他們各自的比較利益，優化了資源配置與技術進步，再加上規模經濟，所以成長為耀眼的經濟大國。台灣卻因反國民黨與「反中」而進一步限縮開放，反而有可能在世界經濟分工的格局中進一步地被邊緣化。

經濟是台灣一切的根本。小經濟體不尋求開放，不尋求區域經濟整合，北韓或古巴就是眼前的例子。區域經濟整合看起來仍然方興未艾，中國大陸經濟仍然擁有強大的成長動能，台灣面對新的政經格局必須務實、自信與開放，加速融入東亞中日韓的自由貿易區。FTA當然不是廠商競爭優勢的充分條件，但卻是建構與維繫台灣完整競爭力的必要條件之一。

如果台灣與主要的出口市場大陸無法完成雙邊的FTA，台灣廠商最簡便的因應方式就是前往大陸投資設廠，來規避可能的貿易障礙。這樣受影響最深的當然不會是廠商，而是台灣及那些無法離開的人民。

（作者係雲林科技大學企管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