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6月東京的現代史出版會推出了山本憲藏所著《陸軍贋幣作戰─計畫、實行者所公開日中戰爭的秘話》一書，披露了中國抗日戰爭期間日本軍部印行法幣偽鈔，意圖破壞中國法幣及經濟的陰謀。

實際負責該行動的山本憲藏，1901年1月出生於東京；1921年5月陸軍經理學校畢業，同年10月獲任命為陸軍三等主計（少尉）。日本投降時，山本的軍階為陸軍主計大佐（上校）；戰後赴美研究寶石。山本自己表示，他是1939年8月奉命主持該工作，職位為兵器行政本部登戶研究所第三課長。第三課的建築物用特別的牆壁圍起來，人員全經過憲兵安全調查，大約250人，其中80人左右是日本最優秀的印刷技術人員。

利用中國機材製造假鈔

至1940年夏天，他們已能夠偽造幾可亂真的中國法幣，並大量印刷；更由於翌年12月24日，日軍占領香港和九龍，據有國民政府的紙幣印刷工廠，因之更能大量偽造「真正的法幣」。

當時日軍占領部隊囊括的機材有：(1)九龍的中華書局，這裡之前有印製中央銀行的紙幣，其印刷機器解決了日本人無法克服的偽造技術，所有設備及材料，全搬往登戶研究所；(2)香港的商務印書館，扣押了交通銀行5元紙幣印刷版，但後來沒有用；(3)獲得交通銀行10元紙幣的印刷版及其半製品，悉數移往登戶研究所；(4)香港的香上銀行，扣押該行的紙幣，命其負責人簽發高金額鈔票，之後用這些鈔票支付給蘇聯的貨款。

加之，在太平洋上，德國潛艇擄獲了一艘美國商船，該船載有國民政府向美國訂購的交通銀行鈔票未完成品，德國潛艇便在上海把這些交給日方。如此，登戶研究所遂能夠每月偽造1億至2億元法幣。1940年3月當時的陸軍部長東條英機曾當面嘉獎山本「幹得好」。

他們所偽造的法幣，完全用中式綑包，由參謀本部第八課（謀略），派出出身陸中野學校（專門訓練間諜的學校）的人員擔任護送。

從日本運到中國大陸的偽造法幣，全交給上海的阪田（誠盛）機關，亦即松機關來統籌支配。阪田以杜月笙的房子為大本營，稱為田公舘，作為松機關的總部。松機關在上海福州路設立兩家公司從事活動。一是華新公司，是杜月笙手下徐采丞和阪田誠盛合作的機關，主要與重慶進行「和平」連絡工作；另一個是民華公司，表面是貿易公司，實際是對後方的流通機構。

偽造法幣的流通管道大致如下：運到的偽鈔先送進特設於田公舘的華新公司倉庫。在這裡，跟舊鈔和真法幣適當地混合，另行包裝，附上上海陸軍部發行的「搬出移動證明書」，運往中國後方及其所指定的日方機構。

以假鈔購買真物資傷害大

這裡略舉數例日軍使用偽鈔的方式，譬如：松機關的華新公司向中方的機關民華公司購買物資時，軍需物資轉賣給軍貨物廠，民需品便賣給統制公會，這時，華新公司就用偽鈔支付給民華公司，而從中國軍方或公會收進來軍票和儲備券，然後購買真法幣，加上所收的軍票、儲備券和假法幣，再買來真的法幣，全部混合起來流通，根本無法分辨或發現假鈔。這是「混水摸魚」的作法。

還有一種「生意經」。華新公司和民華公司的負責人徐釆丞，獲得日軍的允許，可以使用無線電。讓國民政府所指定的通濟公司（由中央、中國、交通、農民四家銀行共同出資，青幫龍頭杜月笙是董事長），跟民華公司在後方大做購買物資的生意。又，根據在河南省新鄉日本陸軍特務機關工作過的中島辰次郎透露，他曾寄了蘋果箱10箱的偽法幣，給黃河對岸中共的頭目薄一波，擬利用共軍來擾亂國民政府的金融。

總之，登戶研究所第三課所偽造的中國法幣總數大約40億元，其中25億元實際流通於大陸，其餘15億元不是剛印好，就是還在運輸途中。在大陸流通的25億元偽鈔，相當於中國抗戰初期兩、三年的戰費，跟1940年的法幣發行總金額幾乎相等。這些偽法幣收購了當時約價值56億元的物資。如以1945年7月31日的時價計算，松機關倉庫裡的物資總值為182億7,093萬元。由此可見，日軍偽造法幣危害戰時中國經濟和金融多麼大。

（作者係中國文化大學講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