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媒體報導，最高法院於3月6日為一件2012年底發生的惡性重大殺人案進行言詞辯論，請台大醫院吳建昌醫師說明被告有無「教化可能性」，以作為是否判處死刑的依據。吳醫師回應指出：「教化可能性」並無明確的定義，一個犯人是否有教化的可能，應該是由法官自己來判斷，「我不能越俎代庖」。

旨哉斯言！長久以來法院把「教化可能性」當成殺人重犯的免死金牌，這樣的執法迷思如今被台大醫師的一句話點破。從而也可讓社會一起來省思：法院輕縱殺人重罪，既讓無辜受害者死不瞑目，遺屬亦難甘服；究竟該如何還給被害人的人權公道，始符合善良百姓的法律感情？

就法論法，其實「教化可能性」根本不是法律所規定的免死量刑理由；何況這也只是一個「不確定的概念」，而今執法者竟憑此就放惡徒一馬，豈是刑事法制之本旨？

況且，若用「無期徒刑」來取代「死刑」，不但需耗費人民納稅錢養他一輩子，更占用牢獄空間。難怪目前各監獄人滿為患，管理上徒增困難，以致弊端叢生；甚至還要擴建監獄，豈非台灣之恥？

觀乎刑法第57條所列10款量刑標準的審酌事項，都是在犯罪當時或之前所存在的因素，例如：動機、目的、手段，以及行為人之品行、生活狀況、智識程度、所受刺激、與被害人之關係、犯罪所生損害等等；至於「犯罪後之態度」，也是屬於行為完成、迄法院裁判時的情形。

而今所謂「教化可能性」，則是指判決確定之後、犯人服刑的狀況，刑法上根本未列此為法院量刑審酌事項。況且，刑法第57條開宗明義就宣示「科刑時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因此，犯人未來服刑的教化結果如何，並非法院是否判處死刑所應考量。何況衡諸經驗法則，法官於裁判時，顯然無從審酌及此。

按聯合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6條第2款規定：「在未廢除死刑的國家，判處死刑只能是作為對最嚴重罪行的懲罰。」足見針對「最嚴重罪行」，法院還是可以判死刑的；至於什麼樣的犯行才符合「最嚴重罪行」的要件，自應本於公平正義的法制本旨來認定。從而，筆者建議司法院應公開宣示「對於最嚴重罪行，該判死刑就判死刑」的刑事政策。這是通案，無涉審判獨立的問題。

目前台灣監獄人滿為患，據官方統計，近年「人口監禁率」大約每10萬人就有270人在監，對比鄰國日本的50人、南韓的100人，實在高出甚多。而「以無期徒刑取代死刑」或是原因之一。

總而言之，所謂「教化可能性」作為免死判決的理由，於法、於理、於情都站不住腳。依筆者之見，「司法改革」就應該從這裡改起。

（作者係中華人權協會名譽理事長）